摘要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凭借低成本的要素供给、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不断积累的技术能力，逐渐确立了全球制造业大国的地位。但是，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下，中国经济不仅可能面临既有比较优势丧失之忧，而且因产业竞争力弱而难以占据产业链高附加值环节的问题会进一步恶化。中国必须增强自主技术创新能力，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主动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挑战，力求在某些产业领域发挥全球引领作用，实现从传统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包围中脱颖而出。
关键词 第三次工业革命 国家竞争力 中国经济升级版
全球性金融危机、高涨的能源价格、严峻的环境问题，使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生产形态面临愈来愈多的制约，而互联网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结合，使新一轮工业革命具备了现实基础。能源生产与使用、社会生产方式、生产流程、组织方式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变革，将重塑比较优势，改变全球产业分工与贸易格局，解构产业关系，革新经济地理，使全球利益分配重新洗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将对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提出严峻挑战，但也为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机遇。中国必须加快打造经济升级版，走创新驱动、转型发展道路。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影响深远
2011年，美国学者杰里米·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的出版，确立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概念及其内涵，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第三次工业革命主要是指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信息和新能源技术创新引领并孕育的新一轮工业革命，不仅包括“制造业数字化革命”、“能源互联网革命”，还包括生物电子、新材料和纳米等技术革命。
18世纪中期，由于木材匮乏引发的能源危机，使得英国人毅然在热能和机械能领域实现转轨，通过调整能源结构实现了国家整体性产业变迁，完成了经济史的重大转折，由此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在始于19世纪末期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电能的广泛应用带领人类社会步入了电气时代，而石油为内燃机的出现提供了有效的动力来源，电能的普遍应用与内燃机的发明，又促进了新交通工具及新通讯手段等方面的巨大进步，形成了以电力、钢铁、石油化工、汽车制造为代表的四大支柱产业，确定了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居主导地位。人类在前两次工业革命中建立的以化石能源为核心的能源生产和消费模式，深远地影响着居民、企业、行业和国家行为。对国家来说，能源的开发利用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对居民而言，能源成为居民消除贫困、增加社会经济福利和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类似于前两次工业革命，随着新技术创新在多产业显现并加速扩散应用，第三次工业革命通过向可再生能源转型、分散式生产、使用氢和其他存储技术存储间歇式能源、能源互联网和将传统的运输工具转向插电式以及燃料电池动力车等五大支柱，重新塑造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将给人类社会带来比前两次工业革命更为广泛、深远的影响。
与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一样，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一个长达六七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创造性“毁灭”过程，它在诱发一系列技术创新浪潮的同时，将导致生产方式和组织结构的深刻变革，从而使国家竞争力的基础和全球产业竞争格局发生彻底重构，对世界发展将产生革命性影响。
重构国家间比较优势。一是终端产品的竞争优势来源不再是同质产品的低价格竞争，而是通过更灵活、更经济的新制造装备生产更具个性化的、更高附加值的产品，发展中国家通过低要素成本大规模生产同质产品的既有比较优势将可能丧失。二是支撑制造业数字化的新型装备是实现终端产品“大规模定制”的基础，拥有新型制造装备技术和生产能力至关重要。然而，这些新型制造装备属于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更符合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因此，第三次工业革命既强化了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又削弱了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比较优势，从而进一步固化了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世界产业体系。
重构产业关系。就产业关系而言，由于制造业的生产制造主要由高效率、高智能的新型装备完成，与制造业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将成为制造业的主要业态，制造业企业的主要业务将是研发、设计、IT、物流和市场营销等;更为重要的是，为了及时对市场需求迅速作出反应，要求制造业和服务业进行更为深度的融合，包括空间上更为集中，以及二、三产业的界线模糊化。就就业结构而言，一方面，由于生产环节大量使用新型装备替代劳动力，使得制造业环节的劳动力需求绝对减少;另一方面，随着服务业活动成为制造业的主要活动，制造业的主要就业群体将是为制造业提供服务支持的专业人士，这就使得二、三产业的相对就业结构朝着服务业就业人口比重增长方面发展。在这样的产业发展趋势下，低技能的生产工人对产业发展的重要性下降，高技能的专业服务提供者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这对各国的教育、人才培育和就业结构将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重构世界经济地理。随着国家间比较优势和产业结构的变化，世界经济地理格局也必将随之改变。一是当发达国家重新获得生产制造环节的比较优势，曾经为寻找更低成本要素而从发达国家转出的生产活动有可能重新回流至发达国家，制造业重心向发达国家偏移。二是由于发达国家拥有技术、资本和市场等先发优势，将更有可能成为新型装备、新材料的主要提供商。在此趋势下，发达国家有可能成为未来全球高附加值终端产品、主要新型装备产品和新材料的主要生产国和控制国，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进一步增强。三是由于与第二产业的融合度更高，发达国家在高端服务业领域内的领先优势将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