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前，中国掌握了很多现代科技知识，同时也具有研发诸多领域前沿科技的能力。但是，中国还不是站在科研开发前沿的国家。本文在回顾历次产业革命与各国经济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总结一般性规律，以期为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价值的启示;同时，考察解放后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和不足，提出应对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参考意见;并讨论 “李约瑟之谜”和“钱学森之问”，为改进人才培养机制和提高“社会能力”，进一步发挥“后发优势”提供了建议。
关键词：经济起飞 后发优势 社会能力 李约瑟之谜 钱学森之问
技术进步和创新从未停止过，只不过有些时候显得寂静，有些时候比较活跃而已。人类社会之所以有今天，本质上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创新带来的。在历次产业革命中，都有一些国家能够把握机会进而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宠儿;而另一些国家则不能及时跟上时代的步伐，丧失机遇甚至成为“弃儿”。俗语说，“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个人如此，国家亦如此。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掌握相当多的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同时也具有识别科学技术发展方向和前景的眼力，更具有研究和开发诸多科学领域前沿技术和创新的能力。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还不是站在科学技术和研究开发前沿的国家，还存在诸多阻碍科学技术进步和创新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障碍或弊端。中国还是一个半工业半农业国家，没有实现完全的工业化，发展不够均衡。一方面拥有高度发达的城市和高科技产业;另一方面要解决相当多的贫困人口的生活问题和非熟练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既要快速发展，又要平衡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而且要跟上世界和时代的潮流，甚至要领先于人，这对于中国来说的确是一个难题和挑战，当然也是机会。
本文在回顾历次产业革命与各国经济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其一般性规律，试图为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进一步追赶发达国家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启示。同时，也考察解放后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和不足，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应对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参考意见。并就“李约瑟之谜”和“钱学森之问”进行尝试性讨论，为改进人才培养机制和提高“社会能力”从而进一步发挥“后发优势”提出建设性建议。
历次产业革命与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
当我们翻阅任何一本世界科学技术史著作时，都会发现一个现象：越往早期看，越会更多地看到北非(埃及)、中东地区和亚洲(中国)的成果;而越往后期看，越会看到更多欧洲和美洲科学家的名字。①在几千年世界历史中，这种“角色转换”经历了几个过程，而每个过程都伴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文明的进步。欧洲人的贡献自公元前800年前后(古希腊和古罗马建立)开始增多，但在公元500年至1400年(大约从西罗马帝国灭亡到文艺复兴)相对较少，这时欧洲处于“黑暗的中世纪”。从1450年开始，欧洲逐渐占据科学研究的主导地位，而北非和中东地区以及中国的势力大约“消失”在16世纪。从18世纪中后期开始出现美国的“身影”，19世纪逐渐增多，可以与欧洲分庭抗礼，到了20世纪甚至超过了欧洲，而且这种格局一直持续到今天。值得注意的是，从20世纪开始，间或出现日本人的名字(如：1897年志贺洁发现引发痢疾的病菌，1916年本多光太郎研制出永久磁性合金钢)，而1950年以后也会偶尔发现中国的成果(如：1965年人工合成牛胰岛素，1973年袁隆平成功研发水稻杂交技术)。②
以上现象绝不仅仅是科学技术领域的发现和发明，它一定伴随着整个社会的进步，而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经济发展。除了个别情况外(科学研究会有偶然性)，我们难以想象一个没有经济基础的社会(或国家)会拥有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二者不仅是密切相关的，也是相互促进的。科学技术的进步能提高生产力，生产力的提高能增加产出，产出的增加意味着生活水平的改善，从而为科学技术研究提供物质基础。那些辉煌一时的文明古国一定是经济发达的地区，而近代以后科学技术领先的西欧、北美和日本也是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换言之，由于经济相对发达才有了文明古国，也是由于经济高度发达才使得当今的发达国家掌握着先进的科学技术。下面，我们集中讨论产业革命以后科学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通过观察18世纪中期以来的历次产业革命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每次产业革命大约相隔100年。第二次产业革命发生在19世纪中后期，第三次产业革命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20世纪中期以后。这也许是个巧合，也许不是。经济周期理论中的“长波”(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认为一个经济周期大约为50年～60年。③依据这个理论，到目前为止，资本主义国家一共经历了(或正在经历)5个周期。由于这个周期时间太长，涉及的因素太多(如战争、技术革新、政治变革)，无法进行更为精致的观察和研究，因此这个理论还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但是科学技术的变革和进步一定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