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之后情况大不一样，不仅通过“请进来”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也可以通过“走出去”直接到发达国家学习、考察和研究，这使得我国科学技术和教育水平有了一个飞跃，这种现象被称为“后发优势(advantages of backwardness)”。16更重要的是，这个时期正是新一轮科学技术革命浪潮的形成和普及期。最具代表性的科学技术进步就是电子计算机的小型化、高性能化以及互联网的普及。其他，还有转基因等生物技术的进步和新材料、新能源等的研究开发和普及传播。这使得中国在科学技术的研究和普及上都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和进步，如2012年我国申请专利的数量超过美国，排名世界第一。17
英国科学技术史学家李约瑟(J. Needham )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一个疑问：从1世纪至15世纪，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遥遥领先于同时代的欧洲;但欧洲在16世纪以后诞生了近代科学，这种科学已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未能产生相似的近代科学，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持续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或中古型的理论，其阻碍因素是什么?这个疑问被后人称之为“李约瑟之谜”(也称“李约瑟难题”)。关于这个问题，已经有诸多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作出了各自的解答。例如：“高水平陷阱说”认为中国人多地少，资源短缺限制了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产权限制说”认为中国缺乏对于个人财产权的充分尊重，制约了个性的发挥和创造力的提高;“中央集权说”认为高度的统一和集权不能充分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官僚体制说”认为中国的官僚体制限制了人们发挥想象力，难以进行创造性研究，如科举制度;“闭关自守说”认为中国“重农思想”严重，商人地位低下，不重视国际贸易，导致闭关自守。18
以上各种观点虽然各有道理或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说明一些问题，但是都存在一个重要局限：即它们能够解释现代中国为什么落后，而不能解释过去中国为什么先进;或者说能够解释过去为什么先进，而不能解释后来为什么落后。本文在这里不想对此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只想提出两个问题供人们思考。第一，所谓“李约瑟之谜”存在一定的“误区”，至少是我们解读有误或过度解读。如前所述，虽然16世纪以前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的确领先于世界，创造出了诸多辉煌成绩，但是其他文明古国(如埃及、印度、阿拉伯、希腊、罗马)同样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这些国家后来也没有成为现代科学技术进步的领导者，有的甚至还不如中国。19第二，后来的中国不仅科学技术领域，在思想方面也没有出现能够与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相媲美的具有独创性的学说。因此，应该说整个社会缺乏能够鼓励创新的机制，其最大障碍就来自于封建专制思想的束缚。这种束缚根深蒂固，至今并没有完全解放，甚至依然严重地阻碍着我国的社会进步。
与“李约瑟之谜”相比，我们更应该认真思考“钱学森之问”。2005年，钱学森在接受温家宝总理在看望时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所谓“钱学森之问”，它实际上包含了两个层面：一是学校培养发明创造型人才的模式，二是创新型人才在社会上发挥作用脱颖而出的机制。
我们先看第一个层面。在学校教育方面，中国虽然赶不上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当中属于佼佼者，不仅基础教育比较普及，高等教育的数量和质量也具有一定优势。在数量方面，每年有超过600万的大学生和研究生走上社会，其中大部分是理工科毕业生;在质量方面，我国不仅有“211工程大学”和“985大学”等重点大学，也有能够进入世界前100强的著名大学。从硬件上看，这些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对教育的投入也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尤其是对高等教育和重点大学的投入。加上社会资金的介入，大学的办学条件得到了较大改善，很多学校不仅拥有宽敞优美的校园，而且有现代化多功能的教室和图书馆。
再看软件方面。这里说的“软件”指的是：学校的教学理念和方针、教师的水平和热情、学习和学术的氛围、甚至学校的风格和传统等。与硬件相比，我国的大学相对缺乏“自由度”，包括教师的发言权和决策权、教学内容和方式的决定、科研方向和课题的选择等。这受制于整个社会体制的约束，也就是我国社会结构模式整体上都是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的。长期以来，我们缺乏对于“自由度”的认识，担心“过于自由”会闹出乱子或者“走偏”。殊不知，这会严重损害个人能力的发挥和创造力的提高，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1984年，人民公社解体之后，长期受到束缚的农民的劳动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农业生产得到了促进，农民收入得到了提高。农民不仅更努力地耕种分给自己的土地，而且可以有更多的选择，跑运输、办工厂、开公司、进城务工，不仅为自己的家乡作出了贡献，同时也为城市建设添砖加瓦。大学的教学和科研活动更是如此，知识和科学技术的创新都需要掌握它的人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而这些创造性活动和工作既需要集体的努力，往往也是个人智慧的升华。
如果说上面的问题来自于体制的缺陷，那么中国社会还存在一个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顽疾”，那就是崇尚权威，缺乏独立精神，进而也就缺乏独创精神。长期以来，我们的社会喜欢“老实人”，在学校是“三好学生”，在单位是“三好职工”，凡事都听领导的，没有个性，没有主见，这严重地扼杀了人的“天性”，不利于创新。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模仿齐白石很像的画家会载入史册，如果张大千仅靠模仿石涛(清初著名画家)而没有独到之处，也不可能被徐悲鸿称为“五百年来一大千”。
我们还需要回答“钱学森之问”的另一层含义，即大学毕业生走上社会之后是否能够真正成才，作出相应的成绩来。与学校一样，企业和科研单位都在同一个屋檐下。学校存在的问题，企业和科研单位也存在，只不过形式上有所不同而已。企业希望学生一出校门就应该是“人才”，自己不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培养他们。其实，学校教育只能获得具有普遍性的知识和技能，而不能获得独特的专业技能和经验，企业所要求的更专门的技能和技术只有在企业内部才能获得。那么，到了企业或科研单位以后，同样会遇到前面提到的问题：即你只需要按照上面领导的安排做好本职工作就好，不需要提“合理化建议”。这样，普通员工就与“有身份”的管理层离心离德，既然我没有发言权，也就没必要那么努力工作，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