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赫鲁晓夫所开启的苏联改革进程走走停停，到勃列日涅夫后期则出现了停顿和后退，积累了大量的社会难题，使苏联社会失去了活力，也使苏联民众对苏共失去了信心。中国在改革开放伊始就认识到改革是持续的、长期的事业。中国的改革进程首先从经济体制开始，政治体制改革随后稳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解放了生产力，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以来，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增速保持在10%左右，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党和政府通过经济绩效实现了人民的信任。但是，应该看到，我们在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积累了越来越多的问题，有的问题还非常尖锐。例如：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贪污腐败进入高发期、社会公平正义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等。若利益结构失衡，公平正义缺失，依靠单纯的经济增长而赢得的政治信任可能是短命的。⑤只有通过进一步改革，尤其是通过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才能根除权力寻租，消除腐败，打破不均衡的利益分配格局，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体制和良序公正的法治社会，使全社会各阶层的人都有安全感，使人们对未来有一个安全而稳定的预期，才能使民众不仅对经济发展前景有信心，也能提升公众的制度自信。
第三，通过制度建设构建现代政治信任。苏联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人治社会，人治社会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不尊重制度。与传统社会政治信任建立在领导人的人格魅力和意识形态热情上不同，现代政治信任要依靠制度来规范和约束政府的行为，使政府的运行具有确定性和可信性，从而给社会一个稳定的预期。制度是政治信任的基础，政治信任关系的建构只能靠制度。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制度信任建设方面已经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政治信任的对象已经由过去的对政治领袖的信任转变为对政治制度、政治价值、公共政策、公共组织等不同层面的信任。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使政治权力的公共性更加明确地显露出来，其运行的确定性、可控性、责任性、可信性日益增强，市场经济培育了民众制度信任的品格，他们不再相信权力，开始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公共权力，懂得了依法维权。⑦不过，当前我国建立制度信任的过渡性特征十分明显，说明制度建设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第四，构建合法表达不信任的渠道与机制。苏共长期依靠强制力量封闭了人民合法表达不信任的渠道，克格勃是维持苏联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的“党的剑和盾”，是“勃列日涅夫稳定”的威慑机制，维持着苏联有秩序而无信任的社会。⑧其实，现代社会政治信任的建立需要“不信任”得到有效表达。“一种政治制度，如果不信任在其中容易被表达和听到，而且其假定的理由容易被公平地评价为有效或者被驳倒，那么由于这种透明性给公民们提供的保证，它值得信任。”⑨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坚持中国根本政治制度的基础上，积极吸收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进程中形成的优秀文明成果，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表达政治不信任的制度，推动了我国政治信任制度的建设。通过政治不信任制度的规范和约束，公共权力才能不妄为，才能为民所用，得到人们的信任，凝聚民众的信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启的是一条全面改革之路。改革是自我完善，而不是对自己的背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成就证明，中国选择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的道路，我们应该有高度的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不断完善制度体制，沿着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之路继续走下去。
如何理解我国公众普遍存在的社会焦虑
新中国成立后，新政权获得政治信任的基础与苏联早期类似，都是建立在对领袖人物的政治信任和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上，同样属于所谓的传统政治信任。但中国在向现代政治信任制度过渡的过程中，在维护社会大众的传统政治信任的同时，又通过建立经济绩效获得了公众的政治信任。但不可否认，还有一些现象反映了伴随经济迅速发展而来的焦虑或者不自信，这些社会上存在的越来越严重的焦虑，表现出部分国人对制度的不自信。
对于前进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并不回避，承认“我们工作中还存在许多不足，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⑩当前社会中出现的焦虑，正是从传统政治信任向现代政治信任过渡阶段所不可避免的现象。关键是，我们如何认识这些焦虑存在的根源，更好地推进改革，通过不断完善制度，建立起自己的制度自信。
首先，制度变迁对公众的传统价值体系形成冲击，造成了人心的迷茫。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和政治民主进程的发展，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市场经济所特有的效率和竞争机制，必然导致财富和贫困在社会两端的积累，同时由于制度建设往往滞后于实践，从而导致贫富差距的拉大，对从平均主义时代走过来的人形成巨大的心理冲击;政治民主化的推进，法治取代了人治，个人自主意识和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公民的参与意识和独立意识都得到了发展，表达自己不同意见的期望越来越强烈;同时，各种政治亚文化开始出现，与主流文化相互碰撞。在传统价值观念受到冲击，而新的道德平台尚在建立的过程中，容易造成政治信任的流失，影响民众对国家未来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