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当代民主理论将公民参与的形式和公共舆论的质量作为衡量民主健康与否的重要指标。网络技术的产生一度让人们相信，在后现代和犬儒主义时代迅速消退的公民交谈文化，可以在虚拟空间中重新复兴。但对于实际存在的网络话语的经验研究再一次表明，技术乐观主义者需要调低期待度。互联网是当代公共领域的核心组成部分，它太重要，社会绝不应该放心地把它彻底交给资本和市场。社会需要持续不断地探索在这些公共平台中交往理性实现的路径与方式。
关键词 网络媒体 话语实践 公共领域 民主政治 重新封建化
要讨论传媒对于民主政治的影响，公共领域是一个核心议题。当代民主理论将公民参与的形式和公共舆论的质量作为衡量民主健康与否的重要指标。而以各种传播媒介为载体的公共领域正是公民以话语的形式参与民主进程的场域。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对于公共领域的界定和历史研究为我们在社会变迁和新媒体发展的语境下批判性思考民主制度的现状提供了理论框架。本文致力于辨析网络媒体所孕育的话语实践是否有助于社会与政治的民主化进程，哈贝马斯对于公共领域的研究在两个方面为本文的评估提供了逻辑起点和判断依据。首先，哈贝马斯对于公共领域进行了规范性的界定。也就是说，并非具有特定的媒介技术或者存在某种公共话语形式，就可以认定一个社会具有公共领域。能够为民主化服务的公共领域必须具备一系列特定的条件，对这些条件的考察、评析和判断就构成了我们评价一个社会中现实存在的话语环境是否能被称为健康的公共领域的依据。另外，哈贝马斯在对于西欧公共领域演变的历史研究中，得出了当下大众社会中的公共领域重新封建化的结论。因此，要判断以网络媒体为载体和工具的新的话语实践是否具有公共领域的特征，我们也要从两个层面来进入这一讨论。第一层当然是将网络媒体话语的各种元素与公共领域的规范性定义作比较，看其在哪些方面符合或者不符合理想公共领域的各种条件，并讨论其背后的原因是出于媒介技术的特性、社会制度的塑造等结构性因素，还是社会心理、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能动性的因素。第二个层面是将网络媒体与传统的大众传媒相比较，看新媒介技术的加入构成了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秩序怎样的关系，塑造了怎样的传播与沟通环境，是强化了还是扭转了公共领域重新封建化的趋势。正如本文标题所示，文章得出了在实然层面当下中国的网络媒介延续甚至强化了公共领域重新封建化的结论。但是秉承哈贝马斯所代表的批判理论传统，作者也将在文末指出新媒体技术在应然层面对于建设理想公共领域、推进民主政治所能够做出的贡献，以及要实现新媒体的解放性潜能所需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条件与努力的方向。
公共领域的规范性界定以及“重新封建化”
哈贝马斯对于公共领域的一个较为详细的定义如下：
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东西能够在其中形成。向所有公民开放这一点得到了保障。在每一次私人聚会、形成公共团体的谈话中都有一部分公共领域生成。然后，他们既不像商人和专业人士那样处理私人事务，也不像某个合法的社会阶层的成员那样服从国家官僚机构的法律限制。当公民们以不受限制的方式进行协商时，他们作为一个公共团体行事——也就是说，对于涉及公众利益的事务有聚会、结社的自由和发表意见的自由。在一个大型公共团体中，这种交流需要特殊的手段来传递信息并影响信息接受者。今天，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就是公共领域的媒介。(Habermas, 2001: pp.102)
从这个定义中可以分析出公共领域一些最基本的性质。这些性质是规范性的，也就是说，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这些性质，就不能成为合格的公共领域(Verstraeten, 1996)。第一，公共领域应该是一个开放的论坛，所有与公共事务相关的话题都应该能够在此得到交流和讨论，它也应该是不同群体进行表达和交流不同社会经验的场所;第二，在公共领域中进行讨论的话语方式应该是“理性”的，遵循一定的、对所有人适用的原则和公共礼仪，是观点的精彩和说服力，而不是强制的力量，导致公共舆论的形成;第三，公共领域独立于以利益为目的的市场和以权力为目的的政府，它的运作和话语方式不应该受到它们的干涉，但是公民要在这里不断地、系统性地考察和评估市场与政府的运作，对政府政策进行监督和批评，行使公民的义务和权利，保障民主制度的健康运转。因此，“开放”、“理性”和“独立”是公共领域的三个最基本的特征，哈贝马斯也主要是以这三个标准来评价不同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中的公共领域是否合格。
瑞典学者达尔格伦(Dahlgren, 2005)据此总结了考察任何一个具体社会的公共领域的三个维度：结构、代表性和交往。结构是指公共领域的制度环境，比如媒体组织、媒体所有权、管制方式、职业文化、经济来源、运营模式等，这个层面决定了传媒的开放性，其服务的对象，以及传媒与政府、资本之间的权力关系;代表性是指传媒内容的多样性，社会中不同的组织、阶层、性别、年龄、地域、行业等群体的公民是否都能够在媒体中有表达的机会和表达的空间，媒体内容是否足够包容，这影响到其中所产生的舆论是利益相关方充分讨论的结果，还是被某些利益集团和偏狭的视角所垄断的;交往的维度是指公民实际参与公共领域的方式，是双向互动的，还是被动接收的，是理性辩论的，还是情绪宣泄的，是平等独立的，还是被权力所左右的，是目的性的，还是娱乐化的，是具有经验和媒介素养的，还是对媒介技术与表意陷阱一无所知的，等等。三个维度既相互关联，又有一定的独立性，它们分别对实际存在的公共领域的质量产生影响。比如，在政府言论管控相对严格或者媒体垄断比较严重的地方，媒体内容的多样性和公民话语活动的质量肯定会受到影响，但也不能排除具有较强职业伦理的媒体组织和良好公民文化的社会群体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公共领域的结构性偏向。因而，公共领域与其说是一个既定的状态，不如说是一个过程，传媒职业和公民文化对于塑造公共领域的性质总是具有一定的能动作用。
哈贝马斯对于大众传媒时代公共领域重新封建化的批判性评价，也是基于对上述三个维度的综合分析得出的结论。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政治公共领域正常运作的两个基本条件，议会制度和自由媒体，都受到了私人利益和私人力量的入侵。议会和媒体所提供的公共讨论的平台成为各种私人利益及其代理人争吵和博弈的舞台。理性交流蜕变成实力的角逐和修辞策略，普遍的人性回归成追逐私利的个体，真理之争变成利益和权力之争。原本独立的公共领域浸入了市场逻辑和强权逻辑，必然塌陷到原来属于私人领域的范畴之中，倒退回无政府和集权主义的两级状态。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和维持需要大量使用信息传播技术将商品的信息传递到分散的民众那里。广告和公共关系行业就成为有私人需求的买主获得大众传媒的传播能力的掮客。原本对所有人开放的公共领域，由于市场交换的介入，其中一部分必须作为排他性的商品而被售卖出去，成为私有财产。大众传媒公共领域功能的部分私有化，随着广告成为各类主要商业媒体盈利的主要方式，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尽管新闻媒体以编辑部门与广告和营销部门相对独立的制度安排希望保证公共领域独特的运作性质，广告和公共关系行业对媒体内容的影响还是随着市场竞争压力的增大渗透进来。大众传媒本身日益成为一种产业，通过兼并、上市等方式融入到其他产业市场的宏观体系之中。传媒所生产的产品不再是只供不牵涉利害冲突的社会交往和内心自省所用，传媒作品的全面商品化使其成为新经济条件下发展迅速、盈利前景光明的产业之一。市场逻辑的主导带来了传媒机构在内容生产、受众观念、管理方式等层面的一系列变化。成本核算和扩大市场的动机使得内容生产被最大限度地流水线化，原创和灵感被分工、类型和可重复的模式所取代;科学主义的受众调查、受众定位以及铺天盖地的市场营销使传统制作者与受众之间自发、淡泊和随意的关系显得那么不合时宜;媒体管理也越来越强调等级制度和绩效考核，早期印刷媒体中的文人气质和同仁精神，也逐渐被雇员意识所取代。随着传媒日益自我定位为市场中的竞争机构，传媒作为公共领域的主体性已经非常淡漠。
在公民文化方面，随着传媒的市场化，对于培育公民性最重要的批评话语，向学院批评的专业主义和传媒批评的商业化的两极趋势发展，使得“公众分裂成没有公开批判意识的少数专家和公共接受的消费大众”。(哈贝马斯，1999;p. 200)批判意识转化为消费观念，批评退回到“观赏”，讨论退回到接受，舆论的实质变成了宣传，大众社会的公共领域呈现了哈贝马斯所谓的“重新封建化”，也就是说，现代传媒的职能与其说是将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的实施公开在公共舆论面前，不如说它制造了精心设计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舆论产品，供民众选择和购买。而这些舆论产品的真正功能是掩盖统治和权力的实际情况，为既得利益服务。
互联网：资本裹挟下的“公共领域”
虽然互联网能够带来公共领域和民主政治的复兴这类乐观主义话语并非中国的专利，但它确实凸显了互联网在中国语境下被赋予的独特期待与想象。由于中国的传媒制度是建立在国家宣传机构和教化工具的基本理念之上，大众传媒的资金、组织、运营、管理、职业教育、传播等硬件软件基础设施的建构都是在精英主义原则的指导下，由上至下来实施的。因此，中国的传统媒体通常被看做是国家控制社会的工具，其公共领域的性质比较微弱。当然，传统的媒体组织方式在对于现代化媒体的基础设施投入，媒体资源在全社会范围的普遍化接入，对于工人、女性、儿童、少数民族等特殊群体的媒体服务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这是现代公共领域得以实现的前提。如果没有几十年的公共投入，建设现代公共领域的设想将是空中楼阁。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集约化的媒体投资与运营模式，导致媒体话语被垄断在官僚和官僚化的媒体精英手中，普通公民对于媒体的参与基本上是形式主义的，可以忽略不计。正是在这样的媒体语境下，互联网给中国的公共领域带来了全新的可能。数字与网络技术使得普通民众能够绕过专业机构的审查与组织，直接生产和传播信息、观点以及各种形式的自我表达。在中国互联网迅猛发展的21世纪，尤其是在以BBS论坛、博客、社交媒体为代表的言论性网络应用的空间中，多元话语的大量出现形成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强烈冲击，反权威的论述与情绪激荡在获得充分释放的网络言论之中，纷繁杂芜的信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度在守门人弱化的网络空间游荡，各种亚文化与边缘群体也得以通过网络来进行自我表述和加入多元话语的碰撞、争论与融合。我们面对的似乎是一个具有无限可能性的美好前景：在技术的帮助下，以往沉默的大多数都会成为新时代公共领域的积极参与者，大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理性地与其他人进行辩论，客观地评估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并在充分的倾听和参与中达成共识、形成舆论，从而推动社会政策的产生与变革，促进社会治理的民主化。但是，在匆忙地将设想与现实画上等号之前，我们需要对互联网发展的结构性因素，即网络产业的政治经济学做一些现实的观察。
在全球主要工业化国家，包括处在市场化大潮中的中国，除了军方和科研机构在网络基础设施的巨大投入以外，互联网的各种民用形式迅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是资本。互联网被认为是新经济的发动机，为资本带来全新的市场、生产、流通与消费形式。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传播与通讯技术就成为最受资本青睐的投资对象。如果我们把眼光从网络话语表达的狭小视野中展开，整个互联网世界的绝大部分是被即时通讯、网络游戏、网络商务、网络金融等商业化应用所占据。主流互联网企业为我们所设计的网络应用主要集中于娱乐、消遣和商务活动的领域。互联网已经成为全球资本主义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Schiller, 1999)。即便是在文化表达的领域，随着传媒商业化程度的加深，网络也成为娱乐产业链条的一个部分，奇观文化展示、大众化文化产品的传播、市场营销等领域，都从传统大众传媒向网络媒体扩张。网络正在日益模仿商业化大众传媒的模式，不是鼓励少数、民间和多元观点与信息的表达，而是遵循“眼球经济”的逻辑，强化专业化、商业化的内容生产(Patekis, 2000)。视频分享网站的发展趋势是网络平台精英化和资本化的典型案例。从最初模仿Youtube的业余者视频上传和分享模式的优酷，到现在被资本重新整合之后的优酷—土豆、乐视等以发布正版商业视频、视频版权交易为主要业务的视频产业，以及积极加入竞争的由主流媒体开办的视频业务，充分体现了资本逻辑在网络言论生产领域的霸权地位。“市场逻辑，与正在出现的旨在限制公民表达的广度与形式的法律框架与政治冲动一起，降低了网络作为有效公共传播空间的潜在能力。”美国学者莱齐格对于西方互联网发展趋势的判断，在中国语境下依然有效(Lessig, 1999, 2001)。
作为公共领域的互联网和作为盈利工具的互联网两者间最本质的差异在于，前者将公民之间的沟通、个体的自我表达、公民文化的养成本身作为目的，并不追求一时一事的胜出，对于言论的多样性和异质性保持宽容;而后者关心的是投资在短期内得到回报，因而对于言论的来源、形式和内容要以商业化的标准进行筛选、塑造和主导。不论是在网络BBS论坛，还是在博客、微博等社交网络中，炒作都成为网络营销、名人生产、推出意见领袖，扩展市场认知度的重要手段。原本可能成为草根与精英同场竞技的场所，对于价值观与话语模式更加包容的互联网，如今越来越变成一个成本更加低廉的选秀与明星包装的平台。草根只是一个具有道德优势的标签，摆脱草根身份，进阶精英集团才是许多人参与网络话语博弈的真正目的。(吴靖，2009)正因为资本对于言论内在价值的蔑视，各种信息、观念、表述方式都可以被机会主义地使用和倡导，又在条件改变的情况下被抛弃。当下中国网络话语在拓展了言论空间和符号形式的同时，又毫无底线地对于暴力、色情、民粹主义、谣言、仇恨与歧视言论推波助澜，其中固然有网民交往理性缺失的问题，但网络资本为了迅速获取眼球和文化资本在背后的策划与设计是一个更加基础的结构性原因。而在另一方面，资本也可以直接通过金钱和权力的力量来遮蔽和消灭对其商业利益不力的言论。日益商业化和职业传媒化的互联网，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领域方面对于传统媒体的超越性越来越不明显。其对话语的垄断性可能反而由于缺少了传统媒体的专业主义而更加恶劣。
与此同时，主流媒体与互联网在商业模式上的相互竞争，不但导致两者越来越相像，而且自然引发了两者之间的合作。以扩展自身话语权力为主要目的的市场化，当然会推动媒体企业占领更多的传播渠道。一方面，主流媒体为了弥补多元化所带来的影响力降低，把互联网作为获得信息、话题、热点等内容的重要来源，互联网已经成为传媒议程的主要设置者之一;另一方面，网络媒体的话语活动也以最终进入大众传媒的视野、形成社会热点为目标。大众传媒的网络化与网络的大众传媒化同时进行，网络作为另类媒体和新兴公共领域的前景并不乐观。随着传媒领域资本集中的趋势越来越强，全媒体的大型媒体公司正在出现，这种垄断性的政治经济结构对于网络话语能够提供的社会代表性来说，并不是什么好消息。
网络媒体的代表性危机：公共领域的单极化
这部分将会借用几个国内外对于网络言论形态的经验研究来说明网络话语在代表性方面的局限。第一个研究来自德国，两位学者Gerhards和Schäfer(2009)为了检测互联网相对于传统媒体是否是更好的公共领域，选取了1999年至2001年德国和美国的主流报纸与搜索引擎中排名靠前的网站对于人类基因组工程的报道与评论，对比两种媒体话语的差异以及两国之间的异同。文章的论述前提是，充分的研究表明，主流媒体是受到政治经济力量的裹挟，在言论的代表性方面系统性地偏向精英集团，而互联网的低技术与资本壁垒应该能够带来更多的边缘话语和另类视角，对相关问题进行更充分的讨论。但是研究结果并没有支持这一假设。文章的结论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检验两种媒体中参与到相关讨论的主体的多样性程度，尤其是公民社会的参与度。在对1900篇报纸文章和144个网站进行定量分析之后，作者指出网络上并没有呈现出更多样的社会参与度，特别是公民社会的成员。报纸和网络上的言论都被少数人主导，尤其是科学家和生物公司的研究人员，网络上的情况甚至比报纸还糟糕，极少数人垄断了大多数话语权，而报纸反而因为专业主义的原因会去试图寻求持有不同意见的人表达观点。而在科学家群体之外，网络话语的第二大主体其实是记者，他们在主流媒体之外积极寻求更多的传播渠道。网络话语的垄断性要大于报纸，德国和美国都是这种情况，而且美国网络话语被生物专家所垄断的程度要严重于德国。第二个层面的探讨涉及立场和框架的多样性，结论与第一个层面相似，网络媒体在对于人类基因组工程的评价与论述框架方面，仍旧是单一化的，其垄断性大于报纸，而且美国网络话语的单一性大于德国。该研究表明，网络资本化越强的地方，网络公共领域的单极化也越明显，传统媒体的职业伦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和缓解话语垄断。
第二项是国内青年学者王维佳和杨丽娟(2012)对微博中意见领袖话语代表性的研究。他们以新浪微博中对于“吴英案”的讨论为例，从话语生成机制和政治倾向入手分析微博公共议题讨论的传播特征。他们选取了新浪微博中转发量超过1000条的对于“吴英案”讨论的所有原创微博82条，作为分析对象。作者首先指出这82条微博对“吴英案”的态度完全一致。质疑和反对判决结果的博文比例为100%。没有一条博文从正面支持法院的判决，也没有一条博文引述和回应法院判决时给出的事实依据。而且这些微博博主的社会角色和阶层属性高度一致，学者、媒体人、企业管理者以及律师。这样的结果与国内其他对于微博发言群体的身份研究也相互印证。复旦大学“舆情与传播研究实验室”2013年3月发布的专题研究报告显示，在新浪微博最具影响力的人群中，媒体人、学者、作家和商人占主导。绝大多数具有话语影响力的用户是掌握相当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或文化资本的精英，草根网民、普通公众少之又少。王维佳等在文章中指出，由于微博意见领袖群体社会阶层相似，政治观念同质化，在讨论特定政治议题时，有明确而统一的政治目标，因而微博上的言论和意见具有明显的党派特征和宣传意味，而不是公共性和开放性。
最后要讨论王洪喆和吴靖正在进行的一项“旭日阳刚”现象的文化研究。“旭日阳刚”经由网络发布他们在一个出租屋中翻唱《春天里》的视频被网友大量点击推崇，到最终成为“网络红人”登上春晚舞台，对于这个案例整个演变过程的定性分析帮助我们考察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在文化产业链条上的组合效应，以及在这个过程中话语权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分配与遮蔽。“旭日阳刚”最初以“农民工”的身份翻唱摇滚乐，中产阶级歌手的怀旧歌词被网民挪用为弱势群体的苦难表达和温和的社会抗议。而文化工业选秀节目以及代表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媒体的介入，分别将演唱者收编为符合新自由主义理念的个人奋斗的英雄和官方意识形态中普通人民保持乐观向上精神的楷模。资本和权力分别在“旭日阳刚”身上找到了文化合法性的表述空间和接合点，它们的合作与共谋将“旭日阳刚”的命运与主体性彻底个人化，遮蔽了他们最初的流行所启发出来的阶级意识与社群观念。在这个案例中，草根虽然经由网络媒体以及挪用和拼贴的后现代手法在当代文化景观中发出了声音，但是他们的另类表达无法成为与主流文化平等的、自为自在的文化形态，必须经过商业化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改造才能被接受为主导文化的一个声部。
网络媒体中的交往理性：网络公共领域如何可能?
哈贝马斯对于公共领域的规范性定义，不仅包括传播媒体的政治经济结构，话语的社会代表性等维度，还包括了对于交往实践、交往形式和交往伦理的规定。也就是说，公民文化一方面是公共交往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公共交往得以进行的前提条件。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1954)认为，“公众”不应该被简单地想象为“媒体观众”。公众只有在对话的过程中才存在，在私人家中消费传媒内容的原子化个体并不构成公众。在现代调查业数据中呈现出来的话语集合也并非真正的、至少不是唯一的“公共舆论”形态。古典民主理论非常关注公民是否相互交谈以及怎样交谈。如果说法律制度和媒体的政治经济结构是民主秩序的骨架，公民之间持续不断的交谈活动才是民主肌体的血肉。有了交谈，民主才进入了日常生活，成为生活世界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一个愿景或者框架，成为未被实践的纸面民主。网络技术的产生一度让人们相信，在后现代和犬儒主义时代迅速消退的公民交谈文化，可以在虚拟空间中重新复兴。但对于实际存在的网络话语的经验研究再一次表明，技术乐观主义者需要调低期待度。网络话语的质量只能与现有的公民文化保持一致。在当下中国的公民文化中，用独白代替对话，附和代替质疑，恭维代替疑问，情绪宣泄代替理性辩论，以势压人代替平等包容，断章取义制造谣言代替尊重对手公平竞争等日常生活中的交往现象都一一出现在网络空间中。而且由于网络应用的技术设计以资本和权力的需求为指针，网络主流话语的宣传性和独裁性并不亚于传统媒体。
一位硕士研究生(张紫瑞，2011)在对新浪微博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观察后指出，微博话语与理想公共领域的距离不仅体现在结构与制度层面，更体现在公民文化层面。比如，微博上的参与者不是真正的主体性平等的公众。微博用户之间的地位和文化资本不平等。并且，微博用户是“即逝公众”而不是真正的公众。“即逝公众”随着媒体事件的发生而产生，随着事件的结束而消失，难以对议题保持持续的关注，因此很难对议题所涉及的深层次的社会或政治问题产生实际影响。当有公共事件发生时，微博用户会表现出极大的参与热情，而当事件趋近尾声或有新的事件发生时，用户的注意力也会急速衰退，因此微博用户符合“即逝公众”的特点。微博用户比较偏爱负面信息，追求刺激、震撼性的消息，尤其是揭露社会黑暗面的事件。同时，微博用户表现出急躁情绪，对于事件真伪、来龙去脉不做深究便急于表达意见。因此，微博用户距离真正的公众还有一定的差距。另外，微博上的话语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并存;对异议接受程度较低，讨论难以达成共识。对于社会焦点议题的讨论容易陷入情绪宣泄的漩涡，表现出极端立场和武断态度，攻击持不同意见者，导致论者之间冲突;持续性的对话难以形成，对话会随时被打断或者重点被转移;一些微博用户持“围观”态度，不介入议题的讨论;等等。这些非理性因素的存在影响了议题的深入讨论和共识的达成。微博上的讨论存在的另一问题是，对异议的接受程度低，不同观点之间难以相互理解和协调，导致共识难以达成。
对于公众与公共领域所存在的问题，90多年前的两位美国思想家李普曼和杜威在《公共舆论》(1922)、《公众及其问题》(1927)、《民主与教育》(1919)等著作中进行过深入的讨论，他们分别为民主的现状做出了诊断，并给出了经典的解决方案。两人对民主所面临的问题的分析是一致的，在大众社会的出现、大众传媒的普及、公共生活的衰退、商业化的内容生产等环境下，公众的民主素养在退化，民主的前景堪忧。但是两人给出了截然相反的解决方案。直到今天，他们之间的分歧仍旧是我们思考当代民主及其改进方向时所必须面对的路径选择。李普曼认为公众不堪重负也不能被赋予重任，真正公共利益的达成需要科学研究与专家治理。而杜威坚持民主是可行的，他认为如果民众还不能胜任民主的责任，那么真正的出路不是专家统治，而是对公众意识的启蒙。大众传媒恰恰是启蒙的重要机构之一。传媒的问题不仅仅在于扭曲事实和在人们头脑中制造虚幻的图景，更重要的是在于放任人们对公共生活的逃避与漫不经心，以及鼓励在面对媒体时的被动与轻信。传播不是为了传送数据和信息，而是为了达致理解和协调行动。对于李普曼来说，只要解决了传播过程中的真相和再现的问题，就解决了民主危机;但对于杜威来说，民主的精髓在于沟通而不在于真实，即便是我们掌握了准确再现现实的方法，也不一定意味着能够形成公共舆论。舆论的形成有赖于交流、讨论和沟通，以及一种共同生活、相互扶持的意愿，这些都不能由科学和真相来保证，只能在人类的交往中共同构建。我们真正缺少的，不是更科学的统计和更精确的数据，而是一个活跃的公共生活的机制，而大众传媒是这个机制的重要环节，媒体的作用不仅在于告知，还在于引发讨论、交流和批评。传媒不是要告诉人们什么是他们的利益所在，而是要促使公众对公共利益感兴趣(to make the public interested in public interests)。
这些话似乎就是说给当代网络媒体的设计者、管理者、参与者和思考者的。互联网是当代公共领域的核心组成部分，它太重要，社会绝不应该放心地把它彻底交给资本和市场。我们需要思考新媒体时代公共媒体的可能形式并致力于寻求社会共识，以推进这些形式的建设。同时，互联网是当代交往活动产生的重要空间，公民文化就产生于形形色色的日常交往之中。几十年前，杜威就认为大众传媒应该是公民与社会自我教育的平台，如今互联网加入了这个平台。社会需要持续不断地探索在这些公共平台中交往理性实现的路径与方式。点击、围观、娱乐和购买显然不是答案的全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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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ing the Mechanism for the Elite-controlled Internet Agenda
—The "Unipolarized" Network Public Sphere Manipulated by Capital
Wu Jing
Abstract: In the contemporary democratic theory, the methods for citizen participation and the quality of public opinions are used as an important criterion for measuring the health of democracy.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whether the discourse practice created by Internet media helps with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For some time, the introduction of network technology causes people to believe that citizens' communication culture that has quickly vanished in the post-modern and cynical era can be revived in the cyberspace. But actual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Internet discourse shows again that the technological optimists need to lower their expectations. The Internet is the essential component of modern public domain. It is so important that our society should never rashly make it completely subject to the capital and market. Rather, we need to continuously explore the path and method for achieving communication rationality in these public platforms.
Keywords: Internet media, discourse practice, public sphere, democratic politics, re-feudalization
【作者简介】
吴靖，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传媒的社会与文化理论、视觉文化研究。
主要著作：《文化现代性的视觉表达：观看、凝视与对视》、《学术的政治与政治的学术：对文化研究本土化的思考》(论文)、《新兴媒介与人际传播中的“语言僭越”现象研究》(论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