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过去十年来，随着媒介的大发展，整个社会走向媒体化，网络舆论受到关注，田野里的群众工作被忽视。与此同时，出现了社会阶层分化、各阶层之间话语权失衡，党组织对于全体党员和整个社会的组织力、动员力和凝聚力不断被削弱。各级党委、政府要充分尊重基层人民群众实践、认识、利益、权利及价值的主体地位，勇于走出互联网，带头到群众中去、听取民众在现实生活中的呼声，打破资本集团和政党化媒体在网络舆论上的话语霸权，提高政府听取基层群众改革意见的比重。
关键词 群众路线 政党媒体化 媒体政党化 村头问政
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19日决定，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用一年左右时间，全党自上而下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决定指出，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目的是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切实改进工作作风，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这是在国家出现“政党媒体化”和“媒体政党化”的关键时刻，党为了防止自身在政治上的衰退，做出的一项异常清醒的政治决定。
过去十年来，随着整个社会走向媒体化，一方面出现了社会阶层分化、各阶层之间话语权失衡和汪晖提出的“代表性断裂”问题;另一方面，媒体化社会不断削弱党组织对于全体党员和整个社会的组织力、动员力和凝聚力，党的政治理想和政治纲领在群众中的感召力下降;再一方面，由于各级政府某种程度上更多地关注网络舆论，过多地被利益集团利用网络舆论设置的议程牵制，比如大搞“微博问政”和与网民对话，陷入了媒体集团设置的政治议程圈套，忽略了田野里的群众工作，出现了“政党媒体化”现象，国家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出现真空，党在政治上有衰退的迹象。而与此同时，本来作为政党与群众联系纽带的媒体演变成了新的政治参与者、议程设置者、政治动员者和政治活动组织者，出现了“媒体政党化”的现象。
话语权分配严重失衡
当前，中国社会不仅被贫富、城乡和区域三种差距分割，更被话语权分配失衡深层次分割——被资本网络媒体集团主导的新主流意识形态和广大中间阶层、底层社会民众愤怒的吼声两种不同的话语撕裂了。社会各个集团和阶层都在争夺改革的话语权和议程设置权，改革话语权的争斗正在深层次地割裂中国社会，出现了派别性质对立的两个舆论阵营。两大阵营在各自控制的微博和网络平台上以“一边倒”的、“党同伐异”的和“大批判”的方式呈现出来，已经近似于一种党派性的“政治狂热”。
首先，广大的中下层社会在资本控制的强大新主流媒体上没有话语权，没有能力设置本阶层的改革议程。代表中下层的平民知识分子和思想领袖更是被有组织的“水军”封杀和屏蔽。在意识形态领域，虽然宪法和党章中明确规定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地位，但是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在整个舆论资源中占据了微不足道的比例，在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现实中更被资本集团主控的媒体制造的舆论边缘化。
其次，资本集团控制的媒体沿袭了解体前苏联的办法，利用历史虚无主义手段虚化执政党的历史，动摇执政党的主流价值观、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选择的发展道路，进而动摇执政党的合法性。
再者，虽然代表中下层社会的思想、观点、意见领袖不占有任何主流网络媒体，自己的媒体平台稀缺，但是，过去一年多来，他们在网络舆论中一步步地从被动走向主动，在一些网络平台被资本控制的情况下，中间阶层和中下层网民及其意见领袖越来越占主导地位。例如，当某些代表中外资本集团的观点、文字、图片或新闻出现在微博上，下面的评论主要是中下层群众的不同声音占上风。与此同时，资本集团的意见领袖通过表面的政治口号包装，也聚集了大量的跟随者。
但是，在社会各阶层和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愈发突出的情况下，面对可能发生的舆论斗争，相关部门试图通过保持政治上的冷漠，用政治中立的态度来掩饰当前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交锋。往往在一些存在舆论分歧的关键问题上，有关部门以维护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为借口，投入大量人力和财力，进行网上的舆论封堵、销号，甚至封网。结果，在网络舆论里，处在中间地位的政府部门在“左”、“右”两翼的支持率都在急剧下降，特别是几大官方媒体的公信力愈来愈差，影响力下滑。
面对社会矛盾日益激烈的状况，政府有关部门和官员必须意识到中国的社会政治稳定依赖于各个阶层之间的力量均衡，特别是在舆论表达上更要让各方、尤其是让话语权上处于劣势的中下层群众和他们的意见领袖能发出声音来。在当前的意识形态环境里，更需要具有正能量的舆论领袖去弘扬国家和社会的正气，辨别是非。网络上最有价值的信息来自那些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正能量意见领袖，造就或摧毁这些节点，乃是社会各方政治力量争取话语主导权的关键。当前资本集团使用的网络舆论斗争方式是通过组织网络水军，把打垮党内那些正能量的意见领袖当作夺取舆论话语权的关键。
如果一个政党远离政治并主动放弃自己的主流意识形态，放弃培育并呵护自己的舆论领袖，将会导致一些党内思想领袖和党外的政治同盟者弃党而去，带来党的政治衰退。而这将导致出现汪晖所预警的“代表性断裂”问题，①即政党与大众，尤其是处于中下层的大众疏远，难以发现工人和农民的政治与政党政治之间的有机关联。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八大后的第一个五一劳动节座谈会上，代表党中央旗帜鲜明地重新强调，“必须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作用。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是我国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是我们党最坚实最可靠的阶级基础，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力军”。②
目前的中间阶层和中下层的思想领袖通过开展大众民主和共同富裕的政治倡导，在理论上开始占据制高点，特别是中下层政治力量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崛起，冲破了资本集团操控媒体的状况。但是由于社交媒体平台寄生在资本集团控制的网络公司手中，在舆论发生分歧的关键时刻，资本各方的代理人会积极配合利益集团，用删帖、屏蔽和封号等手段对付中间阶层和中下层社会的群众力量，而话语权的主要资源集中在金字塔顶层的资本集团手里，中间阶层和中下层群众掌控的话语权资源常常被呈报给上面的舆情报告忽略不计。中下层社会民众没有自己的报纸、电视频道、网站和微博“大V”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或是沉默地被资本集团媒体和微博中的“大V”们代表着，或是只能在被网管严密监控的第二屏中艰难地发出自己的政治诉求。
当前，政府要想扭转其在舆论上的被动格局，必须通过走群众路线，让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变革声音在改革话语中占有一席之地，方能扭转中国目前的话语权资源在社会各个阶层的政治力量分配严重失衡的局面，消除潜在的政治和社会不稳定因素。
政党化媒体掌控强大的议程设置权
政党一旦政治上衰退，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就会出现真空，媒体集团就会作为新的政治参与者、议程设置者和政治动员与政治活动的组织者，去行使政党的功能，形成政党化的媒体。
政党化的媒体是一个特殊的政治群体，有着明确的政治目标和政治纲领，为实现其政治理想，通过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屏蔽什么、不屏蔽什么，删什么贴、不删什么贴，制造民意，引导舆论，营造政治氛围，已经成了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但是，由于有的媒体集团常常在政治目标上半遮半掩，大众和网民并不清楚政党化媒体的政治意图，结果在一些重大的舆论事件中，民意被绑架。
政党化的媒体有着先天优势。他们在与其政见不同者对垒时，通过过滤民意，制造舆论，在今天这样的媒介化社会里，会很容易地击败对手，实现其政治目的。而政党通过去政治化，失去了政治动员力。政党放弃的政治空间被媒体集团掌握。某类网络媒体集团政党化的具体表现是：媒体成了政治活动人士的重要武器，媒体本身一方面谋求物质利益，另一方面，代表着某个社会阶层或团体，有着明确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理想，并间或有街头政治行动。例如，重大事件或突发事件发生后，政党化媒体通过制造议题，发动社会舆论和网络舆论运动，通过对信息和微博有选择地封锁或推广，制造了一种虚假的主流舆论。与此同时，与媒体集团政见一致的、在党内和政府里任职的人士赶紧组织网络舆情，呈报高层，进而影响决策。
在政党政治衰退的同时，伴随着媒介产业化，媒体、资本与某些权势结成了紧密的政治同盟，取代原先由政党承担的政治角色。汪晖说：“在今天，压制公民言论自由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媒体权力也常常是压抑性的机制之一。在这场斗争中，呼之欲出的是政党化的媒体与滋生这一媒体权力的传统政党之间的政治竞争，如果说前者比后者更具有政治的能量和特点，那么后者就更像是一个丧失了意识形态功能的、左支右绌的权力机器。”③在政党化的媒体里，几乎很难有理性讨论的生存空间。媒体集团和网络公司通过持续创造新闻和社会议题，设置和左右政策性议题，已成为实际上主导舆论走向的政治力量。每天都有大量的案例展示，这些媒体集团通过挖掘隐私、制造舆情、引导舆论，不仅聚集了大量缺乏媒介素养和政治敏感的普通网民，更令党内很多人对未来感到迷茫，纷纷在私下甚至公开场合归边站队，倒向政党化媒体。
政党化媒体利用其市场化占有的优势资源，大力通过媒体产业化，推动媒体娱乐化、媒体暴力化，让没有思想内容的电影和电视剧消解传统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形象的包装中，把社会的主要矛盾，如三个差距问题，引导到娱乐上。政党化媒体通过学术和媒体阵地，占领启蒙阵地，搞历史虚无主义，重写古代史、近代史、党史、抗战史、军史、内战史、抗美援朝史。政党化媒体与社会的连接纽带是那些活跃在媒体上的明星政治活动者、明星学者、明星主持人、明星记者、明星演员、微博上的“大V”。在共享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目标下，围绕某位媒体明星般的政治人物或社会活动家，聚集着大批的追随者或微博粉丝。这些追随者和微博粉丝视这些媒体名人和微博“大V”为政治领袖，维护并呵护着他们的政治领袖。这些政治领袖多是资本的代言人，精英色彩浓厚，但从广大追随者的言论判断，其跟随者更多地是来自社会底层。
在媒体政党化后，媒体和记者变成了党派斗争的工具。越来越多的记者只报道持不同政见高官的丑闻，掩盖跟自己政治观点一致官员的丑闻。为了打击政见不一致者，有的政党化媒体有组织地给异见者制造罪名，设置围攻的靶心，发动政治同盟者属下的全部宣传机器，联手制造声势浩大的舆论浪潮。一些门户网站管理者甚至凭着个人的好恶，随意加密、删帖、封号，充当着其所属利益集团的新闻检察官角色。按照戴旭的分析，④政党化媒体制造和引导舆论的做法通常为三板斧：一些“大V”以民生民主的代表者自居，设置议题，联络同盟者统一发力进行网络动员;各大网站主页力推，形成看似汹涌澎湃的网络舆论吓唬政府部门;然后以民意为由，要挟政府部门或被指责人的单位“撤销、开除”;等等。媒体政党化后，舆论不是基于常理，甚至不是从基本事实出发，没有解决问题之欲望，而是不断给异见者和执政者制造恐惧。给异见者编制“罪名”，围绕“罪名”大造舆论，从微博到传统媒体，制造黑云压顶的恐惧。在媒体政党化的环境中，面对各类舆论热议的事件，越来越多的官员不表态，不显露立场，怕树敌，担心前程莫测;同时，上级不保护下级。
最希望看到媒体实现政党化的利益集团，是那些依靠媒体的力量扩大自身权势的金融资本、商业资本、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权贵知识分子等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希望通过资本媒体的政党化，变人民群众的言论与出版自由为政党化媒体所代表的政治党派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媒体作为资本企业的言论自由与人民群众作为公民的言论自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虽然中国的传统媒体表面上被政府和商业两只手牢牢地把控，但是在资本操控的网络媒体环境里，无论是中央和地方的政府官员，还是各界的知识分子，更不用说平民百姓，要想在这样一个网络媒体环境里发出独立的声音是十分艰难的。表面上看，网民有使用几大社交网站的自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网民在这些门户网站和它们麾下的微博上有传播独立思想和独立观点的自由。一些社交网站的能量已经远远超过新华社作为“党和国家喉舌”的传播力，成了“超级政治性通讯社”。⑤在庞大的资本支持下，政党化的媒体与境外资助的某些华文网站，如《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站，形成政治上的合作默契，联手进行议题设置和网络政治动员。有的网站凭借其雄厚的财力和技术手段制造出天量粉丝和点击率，以影响舆论走向。
由于媒体的政党化，媒体的新闻报道立场和选题多是政治划线，新闻报道越来越从打压政治异见者进行主观选择，不给理性的政治讨论以任何空间。由于政党化媒体无视中国社会的分层，而执政党本身的国家化和官僚化，在政治上又多不表态，舆论上的各阶层斗争和官民矛盾愈演愈烈。
执政党要勇于跳出网络议程圈套，亲耳聆听群众声音
早在2001年，笔者受中央外宣办委托，开始培训政府发言人。十多年来，各级政府邀请我的教学团队培训了近20万政府发言人。有的党政官员错误地认为，只要时刻与媒体保持紧密的互动关系，在危机和突发事件中，紧跟媒体的议程，多说一些媒体爱听的话，就不会引火烧身。结果，各级党政官员虽然学习了一点媒体应对技巧，但一遇到危机，就陷入了资本集团主控的媒体设置的议程陷阱，忽略了在社会改革和社会变革中，党最为重要的群众工作——“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正是由于没有重视群众路线，才导致积怨日深、矛盾凸显，一些地方时常因为城管与小贩的个别争执引起大规模的群体聚集事件。就像突尼斯暴乱前夕，无论是网上，还是网下，到处是火药桶在寻找打火机。2011年，魏伟就新媒体环境下的党建工作在《当代世界》撰文⑥指出：“现代媒体助推人们的思想趋于多元，对主流政党灌输价值观，整合社会思想增加了难度。在此背景下，政党为保住和扩大社会基础，乃至寻求执政地位，不得不冒着‘牺牲自身特色的风险，迎合大众媒体的政策口味’，按照媒体的逻辑、规律和报道基调修改党的纲领政策。其结果是，政党价值观和政治纲领的感召力下降，凝聚全党和社会共识的能力被进一步削弱。”文章进一步指出，媒体社会削弱了党员对党组织的依赖，党组织传统的运作方式受到挑战。“许多党员特别是年轻党员更喜欢通过社交网站等参与政治话题的互动，对政党传统的组织活动方式越来越不感兴趣。”如今，由党组织举荐的政治家，其影响力难以与经媒体包装和宣传的政治家相提并论。“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党内政治精英更加依赖媒体而不是党组织来实现个人的政治抱负。过分倚重媒体作为政党政治宣传和动员的工具也让一些党付出沉重代价。”各级政府对网络的批评过于敏感，反应过快，结果使政府的政治议程不是由党来定，而是由互联网上的政党化媒体或媒体大腕决定。党为了在媒体社会求生存、谋发展，把党的舆论引导权、议程设置权让位给媒体，削弱了党的政治和社会动员功能，弱化了党的各级组织尤其是基层组织的作用，导致党员的归属感下降，社会基础发生动摇。再加上长期以来在网络工作上的党政分离，党在网络治理上长期处于无力状态。如果党利用媒体加强党建，必须立足于媒体为党的深思熟虑的议程设置服务，而不被媒体及其背后的资本利益集团设置的议程牵着鼻子走。
与此同时，某些网管部门在网络治理上简单化，比如，封号、拔线、禁言、禁语，更令人堪忧的是，网管本来是为主流价值观服务的，现在成了维护某个个人或代表的利益集团的网络帮手。在网络乱象的治理中，若仅靠禁言、屏蔽或封号等手段，只会把最真实的舆情屏蔽掉。在当前被不断删除和严密监控的微博中，政府的“微博问政”其实是一种被操控议题的政党化媒体牵制的“问政”。党在过去十多年里，由于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开始出现了政党官僚体制化，有越来越脱离人民的倾向，有失去人民性、进步性和政治动员力的危险。汪晖在讨论媒体政治时，尖锐地指出当下问题的要害是“国家公司化、政党国家化、媒体政党化、政客媒体化”。⑦政党国家化是指政党逐渐与国家机器同构，从而丧失政党作为政治组织和政治运动的特征。与此同时，在市场化过程，伴随政府公司化(政党与资本的联姻)，政治性越来越减弱或不清，政党政治的代表性危机发展为执政党的危机。执政党必须勇于走线下的群众路线。要尽快把“微博问政”改为“田头问政”、“村头问政”、“工地问政”、“车间问政”、“街头问政”……只有摆脱政党化媒体操控的“微博问政”，到现实生活中去听取各个阶层真实的经济诉求和政治诉求，承认观点和思想的多元化，直面舆论界政治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现实，执政党才能创新群众工作，找到网络时代群众工作和政治动员的策略。
首先，各级党委、政府领导人必须敢于走出资本集团设置的网络议程圈套，走进基层百姓家里、田头、村镇、工地、街道、厂矿企业，脚踏实地去倾听人民的心声，确保顶层设计不只是为少数人服务。与此同时，党必须尽快恢复延安时期共产党人的群众工作。在社会进入转型期、改革步入深水区的今天，改革设计者要充分尊重基层人民群众实践、认识、利益、权利及价值的主体地位。其次，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人要勇于走出互联网，带头到群众中去、听取民众在现实生活中的呼声，打破资本集团和政党化媒体在网络舆论上的话语霸权，提高政府听取基层群众改革意见的比重，增强公众对改革决策公允性的信心，确保国家的各项改革政策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通过党内民主制度的建设，党不仅要管好党，同时要发动群众，监督好各级政府，把党对政府的监督变成人民对政府监督的最重要的形式之一。党有责任确保政府出台的各项改革举措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不是小集团的利益。最后，党和政府还要尽快放开中下层群众及其意见领袖在微博上的言论自由，倾听中国社会各阶层真实的经济诉求和政治诉求。只有社会不同阶层人民群众的呼声在媒体上合乎比例地得到表达，决策者方能准确了解民意，真实把握中国社会现状和民心趋势，不断稳固党的执政地位。
注释
1 3 7 “全球政治的‘代表性’危机与‘后政党的政治’”，《文化纵横》，2013年第1期。
2 习近平：“在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的讲话”，新华网，2013年4月28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3-04/28/c_115589215.htm。
4 5 戴旭：“谨防信息恐怖主义”，《中国国防报》，http://blog.sina.com.cn/s/blog_63ebbbb50101akw2.html。
6 魏伟：“外国政党运用媒体创新党建的做法及启示”，《当代世界》，2011年第2期。
Go beyond the Internet: Solutions to Discourse Power Imbalance
li Xiguang
Abstract: With the great development of the media in the last decade, the whole society has become fully engaged with the media, bringing online public opinion under attention and causing off-line mass work to be ignored. Meanwhile, there have appeared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discourse power imbalance, which constantly reduces the abilities of Party organizations to organize, mobilize and bring together all Party members and the whole society. Party committees and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must fully respect the principal position of the people at the community level in terms of practice, knowledge, interests, rights and values, boldly act beyond the Internet; take the lead in going to the people and listening to their views; break the Internet discourse monopoly of the media controlled by capital groups or political parties; and pay more attention to opinions on reform voiced by the people at the community level.
Keywords: Mass line, media-reliant political party, political media, soliciting people's input on government affairs through village visits
【作者简介】
李希光，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清华大学校务委员、网络信息与社会管理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研究方向：新闻学、公共政策与媒体、国际传播。
主要著作：《走出媒体污名》、《转型中的新闻学》、《软力量与全球传播》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