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世界现代史上，“老大”、“老二”之间的争斗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层面，争斗的性质是你死我活的，很难调和。中国崛起的历史背景与过去德国、日本、苏联崛起的历史经验相比，有着质的区别;中华民族的历史性格与其他崛起国相比，也有独特之处。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的利益不再是“零和”博弈。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与美国的关系并不一定会陷进“崛起国与霸权国必然冲突”的历史怪圈。中美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不但具有紧迫性，也具有可行性。
关键词：新型大国关系 国家利益 国际格局 现实性
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正在全球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而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国家利益遍及全球。两国政界、学界异常关注两个国家究竟将如何处理彼此关系。
习近平主席、奥巴马总统在此前的中美元首庄园会晤中对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前景作出了积极表态，这是此次会晤的一个亮点，体现出习近平强调的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紧迫性、前瞻性和可行性，至少表明中美两国关系又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局面。倘若今后北京和华府能够求同存异，冷静地处理双边及多边事务，两国可能合乎理性地步入“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境况。
峰会开启新的历史起点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稳坐世界龙头老大的宝座。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综合国力迅速上升，直逼老大的地位，相当惹人注目。在西方战略家心目中，未来中国必然会呈现挑战美国老大地位的发展态势。2010年2月，奥巴马发表国情咨文时指出，“我不接受美国成为世界第二”。这番话勾勒出美国决不愿意轻易让位的立场，美国决不做老二，亦即决不让中国做老大之意。
近年来，中美关系风波迭起、跌宕起伏，其源盖出于关于“老大、老二”之争的历史魔咒的惯性作用。在多数情况下，美国表现出灵活性，中国则摆出妥协的姿态，两国关系大体上还在合作的轨道上踉跄前行。事态发展的趋势显示，无论彼此竞争如何激烈，合作总还是两国关系的基调，这就为今后中美关系的正确定位提供了可能性。习近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对美访问的。
2013年6月7日下午和6月8日上午，习近平同奥巴马在加州度假庄园举行了中美元首会晤，另有一场晚宴，两人还一起散步。两人共处时间超过了8小时，超过了原计划的6小时。可见，习、奥之间已经建立了比较友好的个人关系。当代国际关系的经验显示，两个大国最高领袖之间的私人关系，对于双方在危机处理的阶段能否作出理性的决策至关重要。习、奥两人在峰会期间是否能碰撞出思想、友情的火花，关系是否融洽，将在某种程度上对今后中美关系的走向产生重要影响。对北京而言，面对的是未来3年多美国的最高领袖;对华府说来，尤其是如此，因为面对的毕竟是未来10年内中国的最高领袖。
在会晤中，中美两国元首同意共同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习近平将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概括为：一是不冲突、不对抗;二是相互尊重;三是合作共赢。这是双方从未来世界风云和中美关系走向着眼而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强调改善和发展两国军方关系的重要性，中方将应邀参加2014年环太平洋军演。习近平还向奥巴马表明了中国在钓鱼岛、南海、台湾、网络安全和朝核诸项问题上的立场。
与以往不同，这次峰会显示，美国已经开始接受中国是一个地位对等的新型大国。估计今后在重大问题上，美国在作出最后决定前将与中国磋商。假若笔者预估不错，这无疑是习近平出手不凡的首轮外交的亮点。在短期内，“习奥会”不致于产生显著的效果。然而，“习奥会”的长期意义非常重大，特别是在处理重大危机的关键时刻。
美军剑锋指向亚太
“知易行难”。尽管两国政府都有努力推动合作的良好愿望，但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不免还将经历波折。例如，双方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仍然是合作的主要障碍。两国国内都存在近乎刚性的“政治正确”框框，一旦触线，双边关系可能立即由合作转入对抗。此外，中美两国关系在互动过程中，还会囿于本国大战略的框架以及本国同盟国的多年既定关系。有鉴于此，中美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努力，也许还会面临反复、甚至是严重的挑战。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2013年6月1日在第12届香格里拉对话中发表主题讲话时强调，美国将继续落实去年宣布的亚太战略，美国空军将在亚洲保持60%的海外军机和飞行员的比例，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将在亚洲发挥先前的作用。哈格尔暗示，将在亚洲优先部署包括定向能激光武器在内的最先进武器系统。
哈格尔是在帕内塔宣布的往亚太地区增加海军力量的基础上作此宣示的(美国前国防部长帕内塔去年在香格里拉会议上宣布，至2020年美国将在亚太地区部署60%的海军力量，包括增派8艘军舰到亚太地区)。至此，美国业已明白无误地宣示，海、陆、空三个军种都将在亚太地区增兵。哈格尔指出，“美国同中国建立积极的、建设性的关系，是在亚洲执行‘再平衡’政策的重要一环”;“美国和中国确有分歧，重要的是以持续、互相尊重的对话为基础，解决这些分歧”。他强调，解决亚太地区安全问题将有赖于美、中两国更密切的合作。
正如老罗斯福总统曾经援引的一句非洲谚语：“手持大棒口如蜜，走遍天涯不着急。”当前，美国为防范亚太地区出现战乱而采取的措施是坚强有力的，同对方接触时所说的语言则是温和、理性的。值此中国崛起的关键节点，以美、欧、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外部世界正在加强针对中国的挤压行动，而针对中国的军事力量首先在西太平洋集结出现，构成来自外部世界的主要军事压力。这说明，中央军委不久前确定东南沿海及西太平洋是中国主要的战略方向不是空穴来风。估计今后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挤压行动还会加剧，对北京说来，情况实在不容乐观。
新型大国关系紧迫而且可行
许多西方官员、学者依据一战、二战前以及冷战期间大国相处关系的历史经验，经过系统的研究以后认为，世界资源有限，崛起国只有通过一场体系争战，才能取代霸权国而主导世界秩序，进而得出霸权国与崛起国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冲突迟早不可避免的结论。因此，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崛起忧心忡忡，正在作两手准备，说到底，无非是接触与遏制并举，防堵(乃至对抗)与合作共存。
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中美两国需要增进战略互信，推进务实合作，共同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但是中国学者对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基础及现实性的系统研究，迄今付诸阙如。如果仅凭“相互尊重、互利共赢”这八字真经，尝试以抽象的语言取信于注重务实的西方国家的领袖，则显然是低估了西方战略家的政治智慧了。
无论是中国史，还是世界史上，假若一个政权或者一个国家坐稳了“老二”的席位，又朝着“老大”的地位急起直追，即使“老大”、“老二”同属一个阵营，因为涉及切身利益的再分配，又牵涉到“尊严”和“既得权力”，最终双方高层不容退让，“实逼处此”，恐怕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在所难免。一部世界现代史或者一部冷战史，无非揭示一个客观事实：小则在一个地理区域，大则在全球范围，举凡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层面的斗争，主要都是环绕着“老大”、“老二”之间结构性的矛盾不惜代价地反复展开。结果很难善了，无非成王败寇，以一方被彻底击垮而告终。于是，西方战略家比较倾向于相信霸权国与崛起国(亦即“老大”与“老二”)必然冲突的论断。目前，这一论断在学界、政界已经形成了气候，似乎颇难挽狂澜于既倒。
然而，毕竟时代不同了，如今“老大”、“老二”之间关系包含的各种主客观因素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中国在民族性格上也与以往崛起国(如德国、日本、苏联)有着巨大的区别。探讨当代中美关系的底蕴以及未来走向，不能误入上世纪“老大、老二”之间关系的历史怪圈。随着经济、军事、外交、科技、内政诸因素的变化，无论华府还是北京，都不应该再套用旧理论或者冷战理念来阐释中美关系了。所谓“老大、老二”之间的关系，既是历史魔咒，也是宿命论断，当前已经到了采取新办法解决老问题的时候了。尤其是在核时代，这个宿命论断不应该影响甚至左右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美关系未来走向不应该也不至于朝着全面而持久争端的方向继续演变下去。
令人颇为不解的是，为何迄今中国政府仍未组织国际关系学者对于这个具有紧迫性的课题进行系统的研究呢?作为理性的判断，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与美国的关系并不一定会陷进“崛起国与霸权国必然冲突”的历史怪圈。但是，如今美中关系犹如逆水行舟。中美共同构建新型的大国关系，不但具有紧迫性，也具有可行性。对此，必须予以全面、深入的考虑，才能得出具有说服力的答案。
中美互补型经济互相依存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尽管工业发展滞后，却拥有辽阔的殖民地，世称“日不落帝国”，影响力遍及全球，综合国力仍居世界首位。而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德国经济、科技发展迅猛，短期内崛起于欧洲，自然希望获得与其新兴国力相适应的国际政治地位。19世纪60年代，英国工业产值占世界工业产值的25%。20世纪初，德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却是英国的两倍。至1913年，英国工业产值占世界工业产值的份额下降到10%，德国的份额却剧增为15%。论重工业，德国一战以前就超过了英国。而且，英德两国都是工业强国，产业结构相似，两国经济的竞争性远大于互补性和依存性。德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工业强国，表现出不甘于现状的急躁、盲动情绪：将英国视为主要敌手，急于在全球获得更多的殖民地与原料产地，并为之蠢蠢欲动。
再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全球经济局面。上世纪20年代末，经济大萧条下的欧美各国经济久久欲振乏力。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后，采取扩军备战的政策，德国从经济大萧条中复苏比较快，加上纳粹党(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对“生存空间”的无限追求，对罗马尼亚、波兰等东欧国家石油、粮食等资源的急迫需求，以及对打破一战产物凡尔赛体系强烈要求，战争的乌云笼罩着欧洲大地。日本在被美国切断战略物资供应后，出于对石油、橡胶、铁矿石等战略物资的紧迫需要，则寄希望于从东南亚国家取得这些战略物资，加上其对于“海上运输生命线”的执着，最终导致日本大本营(直属于天皇的日本陆海军最高统帅机关，以大本营命令的形式发布天皇敕令)作出了对欧美国家开战的决定。
冷战期间，与英德冲突和日美冲突不同，美苏两霸之间的对峙主要是两大阵营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严重对立的产物。美苏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尖锐对立，逐渐发展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最后演变成为两个政治阵营、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殊死较量，华约国家被意识形态的“铁幕”隔绝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之外。实际上，当年北约国家和华约国家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双方经济的互补性大于竞争性，如果两大阵营同处于一个市场经济体系之内，彼此矛盾尚不至于不可调和。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的利益不再是“零和”博弈，而是复杂的互相依赖的关系。中美两国的关系与历史上“老大、老二”之间的冲突机制截然不同。全球化浪潮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时代背景。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两国经济上的互相依存使彼此的国家利益变得无法彻底剥离。中美两国属于同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同1978年相比，中美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中美经贸关系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双边经贸关系之一。中美两国经贸、人员交流异常频繁，两国每天商品和服务数额达到10多亿美元，每年有300多万人次穿梭太平洋往返于两国之间。近10年来，中国始终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彼此经济的高依存度给两国创造了数百万个就业机会。多年来，中国一直是美国主要债权国之一，中国承购的巨额美国债券支撑了美国对资金的需求，亦即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美国政治、军事机器的有效运转。中美两国存在着高度依存的经济利益，别说全面开战，哪怕是长期在军事上对峙，都是两国“不可承受之重”。这就决定了两国在对待是否公开敌对的问题上，必然慎之又慎。若非万不得已，不致于走此下策，此其一。
联合国生机勃勃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总统威尔逊认为，国际联盟是维持世界和平的最有效的方法，并提出了“集体安全”的概念。在这个构想中，国家自愿放弃一部分主权给国联，以换取集体安全和国际法的保障。于是，国联成立。然而，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国际联盟盟约》，从此最强大的美国实行了孤立主义，自外于国联，致使国联从一开始就软弱无力。欧洲外交家始终仅着眼于传统的均势政策，而忽视了国联所揭示的集体安全理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昭示了国联的失败。
1945年6月，来自50个国家的代表在旧金山签订了《联合国宪章》。为了避免重蹈国联的覆辙，安理会的组织形式昭告于世：五大常任理事国均拥有否决权。这就将集体安全概念与传统均势思想结合起来，成为至今联合国仍保持勃勃生机的主要原因。联合国遵循富有创意的“预防性外交”，采取维和行动，在协调大国行动以及平息地区性冲突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高度重视联合国的作用，并将其作为宣示外交政策、增加国际话语权、体现大国地位与诉求、实现自身利益的重要平台。中国不但从未挑战这一世界最大的国际组织，而且积极参加联合国各分支机构的活动，不断增加本国在联合国维和费用中摊款的比例和派遣维和部队的数量，这些都充分彰显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上世纪以来，国际关系的重大进展是国际组织的制度化和完善化。在当今信息时代，世界变成了“地球村”，联合国比当年国联更有生命力，其在调停和处理国际危机中起到的有益作用远非当年国联所能比拟。一旦“老大、老二”在日后爆发冲突，这个现成的国际平台足以发挥斡旋、调停的作用，此其二。
中国没有对外扩张的传统
一般认为，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新兴国家总会试图调整乃至改变国际体系运行的规则，扩大势力范围，诉诸领土或领海的扩张。英国作为海洋霸主，工商业和军事打击力量之强大，足以睥睨全球。19世纪后期，普鲁士统一了德国，打破了1814年维也纳会议建立起来的欧洲均势，德国海军的壮大昭示着将有又一次的海上扩张，对英国海洋霸主的地位构成了直接的威胁。面对着德国势力的扩张和挑战，英国无法与德国达成妥协，就此拉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日本是对领土扩张有着巨大野心的另一个强国。上世纪30年代，在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支持下，军部获得了对日本政府的控制权，帝国扩张政策获得了国内各阶层广泛的支持。面对国土狭小、原料紧缺的现状，日本民族有着深切的忧虑，期待着建立一个地区霸权，即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以推动日本综合国力的急剧扩展。
日本军部兵锋所指，首先是向中国扩张，得手后又趁法国在欧洲被希特勒德国打败，夺取了法国在印度支那半岛的殖民地，美国从而得出日本军力必然在亚太地区南下的结论。随着美日关系日益紧张，1941年日本海军航空兵袭击珍珠港，并向南攻占欧洲列强在东南亚的多处殖民地。美国参战以后，日本扩张主义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接下来，向国外急剧扩充势力的例子是苏联。苏联继承了沙皇俄国的“衣钵”，实施扩张性的外交政策。二战即将结束时，苏联就露出对外扩张的本性：对东欧诸国实施严格无情的控制;占领了波兰的部分领土，又将德国东部的部分领土划给了波兰;试图将朝鲜变成卫星国;尝试在伊朗北部开拓势力范围;等等。乔治·凯南在其“长电报”中解释了苏联的扩张行为的根源，令美国决策者更加坚信苏联不可能停止扩张主义。苏联接连对外扩张的行为，引起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警觉，揭开了冷战的序幕，西方国家对苏联的围堵态势自始至终贯穿了冷战时代。随后，苏联又把扩张主义延伸到中国。自上世纪60年代后半期至80年代前半期，苏联在北方陈兵百万，对中国构成了巨大的军事威胁，此即毛泽东认定“苏修亡我之心不死”的缘故。正是此情此景，催生了美、中、苏大三角的国际格局。西方国家和中国对苏联长期实行的遏制政策，是苏联一朝崩溃的外部因素。
中国国情则不同于以上三个崛起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内敛的民族性格，形成了中国半封闭的地理特征、汉族内聚趋势和中华文明的内向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政府都派出官员出使外国，最有名的壮举有汉朝的张骞开辟丝绸之路、明朝的郑和下西洋等。然而，即使在强盛时期，中国历代帝王始终没有利用陆上交通和航海业的优势，致力于开辟新领土和推行扩张主义。原因在于，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强有力的商业市场需求去推动对外扩张，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沟通往往着眼于内政的需要。例如，郑和下西洋就有为明成祖寻觅建文帝以绝后患的用意;及至清朝建政之初，清廷更是出于杜绝郑成功自台湾出发反攻大陆的宗旨，要求“片板不许入海”，禁止中国内地商人同海外开展任何贸易;鸦片战争之后，清廷奉行闭关政策，其实当年的用意同清朝建政之初的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国历代帝王向来缺乏海洋意识，目光仅关注于中土，从来没有在海上与别国争霸的意念，没有对外扩张的传统，这与世界霸权国家素来重视海权的传统是格格不入的。概言之，内向型的中华文明基本上决定了中国的崛起与德国、日本和苏联截然不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特别是冷战时代告终以后，尽管领土争端依旧存在，但是强国推行大规模的领土扩张已经不再被国际社会所接受。中国固然同周边国家还存在着领土争端，可是某一方以直接运用武力的方式解决领土争端，已经不再如以往那样被视作理所当然。从中国内政来看，也是如此。中国民众一贯务实，讲究实效而不图虚名，他们也不会容许中国政府仿效西方霸权国家虚耗海内以求一时风光的先例，凭恃武力称霸东亚乃至全球。纵观历史今日，客观的学者都不可能得出“中国可能成为扩张主义强国”的结论。既然中国不可能成为扩张主义强国，就不会发生中国恃强同美国争一日之雄长以致两国长期陷入无情争斗的局面，此其三。
核武器抑制大战爆发
核武器自问世以来，就成为制约大战爆发的重要因素。在核武器国家之间从来就没有爆发过战争，甚至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边界冲突。大多数国际政治分析家都认为，核武器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武器，其特大型杀伤力超越了人类有史以来所有的武器。这一极其特殊的武器改变了战争的性质。可以说，正是由于核武器抑制战争升级的作用，在冷战时代，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始终没有升级成为热战。
核武器巨大的毁灭能力是任何一个国家无法承受之重。1945年，美国在广岛投下的那颗原子弹只相当于15000吨高爆炸药，而今天远程导弹足可携带威力百倍于广岛原子弹的核弹头。以远程导弹作为核弹头的运载工具，一个核大国仅需要30分钟即可发动一场洲际核战争。核武器惊人的毁灭能力极大地提高了战争的代价，也提高了核战争的门槛。这意味着，在核时代，一个核大国以军事手段追逐政治、经济目标，后果可能适得其反。说到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核武器成为终极武器，是核大国手上的政治武器，而不是用得上的军事手段。核武器面世以来，改变了国家的行为模式和大国相处的规则，甚至波及国际关系的各个角落。
首先，核大国之间的冲突往往表现为“危机”的形式，而不是以“战争”的形式体现出来。二战结束以来，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发生过直接对抗，包括三次柏林危机(1948年、1958年和1961年)和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等。在危机期间，美苏两国都小心谨慎，都给对方台阶可下，以避免任何可能触发战争的意外事件。
其次，核武器迫使超级大国在事实上奉行谨慎规则。在整个冷战期间，美苏两国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免迎头相撞。为了避免迎头相撞的惨烈后果，代理人战争或者称为边缘战争应运而生。严格说来，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苏联入侵期间在阿富汗发生的战争，均属于这类间接的战争。这就意味着即使两个核大国之间的碰撞，以武装冲突表现出来，也是间接的、有限的，不会无所不用其极，以避免触及核武器这一终极的军事手段。
第三，自从美国在广岛投掷第一颗原子弹以来，尤其是在西方学术界，核武器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这种观念于今为烈，大多数人把核武器视为不可使用的武器，充其量只能作为最后手段。核武器问世以来，核大国之间逐渐形成一项共识：必须明确区分常规武器与核武器;只有在发生总体战的极端情况下，才能把核武器用于军事目的。
至此，不难得出一项结论，“事实上奉行谨慎规则”这一条也适用于美中关系。无论如何，美中两国都会尽量避免在重大领域发生直接的、重大的冲突。这就意味着，即使今后美中两国之间发生大的风波，华府和北京仍然会发现周边存在或许可以信手拈来的转圜机会，此其四。
中国受益于现存国际格局
一战爆发前，位居老二的德国对龙头老大英国积怨已深，要求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二战爆发前，德国对现状不满，举国对《凡尔赛条约》有愤懑之感，要求通过战争打破当时的国际格局。中国之所以崛起，从外部因素观之，乃拜现行国际格局所赐。总的来看，中国对现状是满意的，在主观上根本没有要打破现行国际格局的诉求。
一战爆发前，德皇威廉二世推行“世界政策”，德国综合国力快速增强，经济充满活力。然而，近代西方殖民体系基本定型，对殖民地的瓜分已经完毕。德国作为后起大国，与英、法等老牌殖民帝国相比，生存空间有限，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因而对当时的国际格局非常不满，与英国的冲突不可避免。
一战结束以后，战胜国与德国签订了《凡尔赛条约》。该条约对德国过于严苛，在德国国内激起了普遍的民族主义情绪。按照条约，德国要割让1/8的土地，支付巨额战争赔款，陆军人数被限定为10万人，还被迫放弃海外殖民地。上世纪20年代末，经济大萧条席卷全球，德国工业生产萎缩、债务剧增、人民购买力急剧下降，德国民众对当时的国际格局的不满与怨恨与日俱增，恰为趁势崛起的纳粹党徒所利用，于是绝大部分民众改变立场，转而拥护希特勒，最终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冷战后建立的国际格局，则是不同于以往的一种新的国际格局：第一，在国际格局的原则和规则上，各国业已达成一致意见;第二，原则和规则确立了对权力的限制;第三，原则和规则不易变更。现行国际格局是由主权国家、自由市场、国际制度、集体安全等一系列实体和概念组成的，虽然反映了霸权国的利益，却对霸权国也有所约束，而最终未必有害于其他国家。中国在现行国际格局中受益颇丰：
第一，现行国际格局是一种相对自由开放的国际格局，只要参与国长袖善舞，都能够从世界自由市场中获利。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从世界自由市场中获得了快速发展所需的巨额投资、原料、技术和管理经验。
第二，中国崛起有赖于世界秩序的稳定，而美国作为现行格局的领导者，为现行格局的稳定提供了公共产品。中国崛起迫切需要和平的外部环境，这是中国几代领导人所持有的核心概念。尽管局部冲突时有发生，可是现行国际格局仍然是稳定的、和平的，这对中国来说是极其有利的。
第三，中国经济和战略资源对外依存度特别高。中国每年要从国外输入十几亿吨铁矿砂、石油、煤和农产品，向国外输出、输入数量庞大的工农业产品，而绝大多数都要经由国际海运进行。繁忙的进出口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国内政治稳定至关重要。目前，国际海上通道正是仰赖美国海、空军保护，大进大出的经济格局方得以维持。一名美国高官告称，美国花费了天文数字的军费，在亚太和中东地区维持了海上运输安全，可是在海上通道上只看到穿梭往来于中国的货轮，海运安全同美国经济利益并没有多大的关系。概言之，美国做了赔本的买卖。他指出，中国是以低成本、高收益的方式，搭乘了现行国际格局的顺风车。
第四，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基本生存仰赖于现行国际格局。当前，中国1/5的耕地已经遭到重金属污染，土地沙漠化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灌溉井无水可用，每年粮食减产1000多万吨。除了大豆、食用油和食用糖以外，小麦、玉米也已经供应不足，开始大量进口，粮食供求趋紧，粮食生产与消耗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粮食自给率已经跌破90%。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今年 1月29日在“中国县域经济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近年来中国谷物进口激增，2012年进口谷物7700多万吨。如果按一个人一年吃800斤粮食计算，2012年进口粮食相当于养活了1.9亿中国人。中国主要从美国、加拿大进口粮食。美国及其盟国养活了2～3亿中国人(当然，西方国家民众的日常生活也部分仰赖于中国提供的工业用品)。
此外，在安全领域，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否决权，在国际重大决策中拥有举足轻重的话语权;在经济领域，中国坐享世界贸易组织多年来致力于降低贸易壁垒的成果，并从世界银行集团(包括国际复兴和开发银行等五个成员组织)获得了为数巨大的贷款;在民生领域，中国从世界卫生组织获得预防和管理跨境传染病的经验。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在开放的世界自由市场、稳定的国际格局和二战以来创立的各项国际制度中获益无穷。基于此，中国决无理由去挑战乃至颠覆现行国际格局，因而与“龙头老大”美国的矛盾不至于急剧恶化，此其五。
中国无意加入盟国集团
一战以来，全球主要大国屡次组成了彼此尖锐对立的两大集团，国际关系空前紧张，以致两次触发了世界大战。一战前，以英、法、沙俄这三个国家为主组成了协约国，德、奥、意三国则组成了同盟国，与之抗衡;二战的参与方则大同小异，是以德、意、日三国为一方的轴心国同以英、法、美、苏、中为另一方的盟国之间的战争;在冷战时代，美国、苏联则策动组成了北约和华约两大集团，彼此紧张对峙，而在漫长的年代中，代理人战争毋远勿届。
如西方学者所言，盟国集团的“固定化”是一战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其逻辑是：即使一个国家在一场战争中遭到惨败，或者资源不足，难以继续作战，也会因为期望盟国给予援助而受到鼓舞，而继续进行战争。1904年，英国迫于德国国力骎骎日上，抛弃了半孤立政策，同法国结盟。1907年，英法同盟又扩展到沙俄，形成“三国协约”;德国见势不妙，也加强了与奥匈帝国的关系。于是列强都僵硬地把自己与两极中的一极绑在一起，丧失了外交的灵活性。任何一起突发事件都可能引起一场大战。
无独有偶的是，在二战爆发前，新的同盟体系又告成形。首先柏林—罗马形成轴心，接着德国、日本为了打破凡尔赛体系以及重新瓜分世界，在1930年代中期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协定》，意大利接踵加入，“柏林—东京—罗马”轴心国终告形成。英、法两国与之矛盾无法调和，只能刀兵相见，最终中、苏、美也加入战争。
二战结束以后，苏联决意加强对东欧国家的控制，势力外伸，美国则经由马歇尔计划将西欧纳入势力范围内，于是，北约、华约相继破土而出。两大阵营受到多种因素的推动，形成不容调和的结构性矛盾。两大阵营为了争夺“中间地带”，代理人战争不绝于缕。
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历史揭示，同盟体系的固化是一场大战爆发的重要原因。迄今美国的盟国遍及全球，一系列盟约足以保证美国与其盟国在战时的同盟关系。中国则反其道而行之，无意使用武力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坚定不移地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未与任何国家缔结与美国对抗的盟约。当前中国受到外部世界的挤压，仍然无意改变既定的外交战略，既不当头，也不参加任何国家集团。因此，中国同美国的矛盾既不是不可调和的，也不至于急剧恶化，此其六。
中国战略资源对外依存度高
中国是外向型的经济结构，战略资源对外依存度特别高。战略资源是指攸关国家工业命脉的矿产资源，如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中国是全球第三大矿业国，人均资源却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58%。2010年，在45种主要矿产资源中，中国只有1/3的国产资源足以保证供应。根据2012年海关数据，中国进口铁矿砂及其精矿7.4355亿吨(优质精矿砂几乎全部购自澳洲和巴西)，进口原油2.7102亿吨，进口煤1.9亿吨。
当年美国崛起过程中，铁矿砂、石油这两项战略原料的对外依存度可以忽略不计，而苏联只有输出没有输入(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虽然苏联从国外大批进口工业、技术设备，战略原料却不仰人鼻息);至于农产品，这两国只有输出或者很少输入。如果一个大国处在由怀有敌意的大国联盟主导世界政治格局的情势下，则这个大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不能过分依赖海外战略资源和口粮的供应。当前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处处受制于外。
目前国际上有16条战略性的海峡和水道，美国海军、空军拥有在危机阶段或者战时全部予以控制的能力。美军控制了这些海洋通道，就等于控制了全球战略资源，有能力剥夺敌国持续获得全球战略资源的能力。这样，美国在与敌国进行的一场持久战中，就能够独自利用全球战略资源。敌国同美国交战，等于是在同全世界的资源交战，焉能取胜?
一旦美国及其盟国与中国处于敌对状态，实行局部或者全面封锁，大进大出的经济格局崩溃，外患促成内忧，难免会触发沉潜已久的国内矛盾，国内矛盾急剧凸显，这是中国不可承受之重。中国真正崛起的过程势必要在已经拥有更强大的海、空军的前提下完成。此前，无从奢谈崛起。正是在国际海上通道仰赖美国海、空军保护，中国大进大出的经济格局方才得以维持。今日中国既没有与美国敌对的能力，也根本无此意愿，以免破坏既定的经济格局。基于此，中国决不会挑战美国主导下的现行国际格局，中美矛盾自不至于急剧恶化，此其七。
中国内政积弊急需解决
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负面的社会因素累积也相当多，民众“仇官”、“仇富”情绪强烈。“吾恐季氏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目前中国内政积弊深重，聊举数例如下：
第一，中国内地群体性抗争浪潮层出不穷，动辄大批民众参与其中，尽管多数人只是抱着幸灾乐祸的立场，静观其变而已。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国内矛盾可能会聚焦，是群体性抗争事件的高发期。
第二，中国社会阶层日趋固化。下层民众无法凭借自身努力以改变低下的社会经济地位。中国名牌大学招收农村学子的比例近年来的急剧下降就是一个例子。下层民众中的佼佼者无缘通过个人努力改变自身地位，则其中企图心强烈者必然把现政权当作对头乃至仇雠，把现政权当作泄愤甚至斗争的对象。对他们个人说来，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这种情绪是不可理喻的。
第三，中国弱势群体觉得，越是深化改革，他们的经济、社会地位越是边缘化。民众在政治领域发出呼声者，大体上分为左右两派。在当前政府公信力严重下降的背景下，左右两派意见扞格不入，形同水火，起着涣散民族凝聚力的负面作用。此外，环境污染日趋严重，水、空气和食品安全都出现了问题。苏丹红、三聚氰胺、瘦肉精、染色馒头、塑化剂等恶性事件层出不穷，食品安全成为中国人挥之不去的梦魇。这些问题与民生密切相关，一环扣一环，成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彻底整治旷日持久。
第四，极端和恐怖势力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尤其是在大西北，近年宗教极端势力、恐怖势力又利用民族矛盾而谋取政治利益，出现政治宗教化、宗教政治化的局面，死结无解。又有甚者，民族分离主义组织还同境外宗教极端势力、恐怖势力互相勾连，源源不断地获得精神鼓励和物质资助。目前宗教极端势力正蓄势待发，一旦外国政治势力介入，彼辈即蠢蠢欲动。中国国内族群矛盾之尖锐，各大国中不多见。
对中国政府而言，和平的国际环境是解决内政问题的有利的外部环境。如何在战略机遇期内确保和平的国际环境，得以不受干扰地、从容地处理好内政问题，是关乎中华民族复兴之梦的前提;而中国不与美国直接发生冲突，又是确保和平的国际环境的前提。据此，今后相当长的期间内，北京将倾注全力于内政修为，不暇外鹜，主观上也欠缺同美国决裂的要求。既然如此，中美矛盾自不至于出于中方原因而急剧恶化，此其八。
结论
在世界现代史上，“老大”、“老二”之间的争斗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层面，争斗的性质是你死我活的，很难调和。然而，“物换星移几度秋，花明柳暗又一春”。如今毕竟时代不同了，不能再以旧观念或者冷战理念来论断美中关系的未来发展趋势。在信息时代，在地球村的一隅之地发生了重大事件，必然涟漪波及远方，对其他国家也产生严重的影响。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一如前述，中国崛起的历史背景与过去德国、日本、苏联崛起的历史经验相比，有着质的区别，可谓截然不同。中华民族的历史性格与其他崛起国相比，也有独特之处。因此，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与美国的关系并不一定会陷进“崛起国与霸权国必然冲突”的历史怪圈。诚然，要打破这一历史魔咒，还需要两国决策层具有大智慧，先决条件是中国领导人需要具有大智慧。
Breaking the Historical Stereotype of Hegemonic Struggle Now
--Eight Strong Reasons for Establishing a New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Xue litai Feng Zheng
Abstract: In the world modern history,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two most powerful nations tends to involve politics, military, economy, culture, ideology and other aspects. Such competition amounts to a war of survival in nature and is thus difficult to reconcile. There is an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China's rise and that of the rise of Germany, Japan, and the Soviet Union. Compared to these countries, the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 in history is also unique. In the process of the rise of China,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ill not necessarily repeat the history that "a rising nation would inevitably conflict with the existing hegemon". It is both urgent and practical for China and the US to build a new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together.
Keywords: New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national interests, practicality
【作者简介】
薛理泰，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员，桂林电子科技大学软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
研究方向：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亚太安全。
主要著作：《中国核弹工程》、《中国海基核打击力量》、《中苏联盟及朝鲜战争之起源》等。
冯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