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西方文明所唤起的科技进步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已经形成了对产生于西方文化的国际关系模式的冲击，呼唤新型国际关系的诞生。科技的进步在促进生产力极大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毁灭人类文明的力量。核武器的出现使核大国之间的战争具有不可想象的后果，也使人们对建立在征服和权力争夺概念之上的西方国际关系理念产生了怀疑，传统的国际关系模式使人类文明看不到未来。人们已经认识到，建立在西方文化基础上的过度向大自然索取的发展理念不可持续，必须建立可持续发展模式，与此同理，建立在西方文化基础上的以暴力和征服为特征的传统国际关系模式也是不可持续的，需要建立新型的国际关系模式，其中的关键是建构新型大国关系。
中国文化能够为新型国际关系模式建构提供养分
对于现代国际关系模式的不可持续性，西方学者也进行过探讨，并试图建立一种和谐、和平的世界秩序。国际关系学界英国学派代表人物马丁·怀特提出了国际关系的三个传统，即霍布斯主义传统、格劳秀斯主义传统和康德主义传统。霍布斯主义传统把国际体系视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每个国家都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目的，不受任何道义和法律的限制。康德主义传统把国际体系视为人类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中跨越国界的社会纽带，把所有作为公民的个人联系在一起，人们享有共同的利益，相互间是一种合作关系。11建构主义学派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则提出了霍布斯无政府文化、洛克无政府文化和康德无政府文化三种国际体系无政府文化状态，其中霍布斯无政府文化是国家间互存敌意、互为敌人的无政府文化;而康德无政府文化则是以国家间互为朋友为基本特征的体系文化，在这样的文化体系中，国家不会使用暴力解决利益冲突，如果作为朋友的一方受到威胁，另一方会鼎力相助，并不计较自己的得失。12不论是怀特还是温特，都认为国际传统或文化在不断演进中，而当前的国际关系所处的位置恰恰在由霍布斯主义传统或无政府文化向康德主义传统或无政府文化转变过程中，也就是处于格劳秀斯主义传统或洛克无政府文化状态中。哈贝马斯主张超越民族国家概念，用“后民族结构”来定义民族国家之后的国际关系，最终建成一个全球性的政治共同体，并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大加肯定。13
不难发现，在探讨建立新的国际关系模式的时候，西方学者所使用的概念依然是西方文化所特有的，他们所提出的、以西方文化主导的新国际关系模式(或者关于未来美好世界的想法)能在多大程度上取代旧的国际关系模式是值得怀疑的。不论是英国学派的怀特还是建构主义学派的温特，都把康德文化作为国际关系的一种最理想的状态，但是，康德有关永久和平的论述却依然是建立在强权概念之上的。康德认为，战争状态是人类的自然状态，“大自然的机制”能够使人们“通过战争，通过极度紧张而永不松弛的备战活动”走向永久和平，最终达到一个“伟大的各民族的联盟”，14康德的永久和平是通过恶的途径达到的，即便从逻辑上看也并非没有矛盾。15以此作为立论的基础终难摆脱西方强权政治和普遍主义的传统。而哈贝马斯的后民族结构，尽管其试图超越民族国家，建立一种“后民族格局”，但从其论述中可以看到，哈贝马斯所建立的不过又是一个超级大国，一个寻求与美国平起平坐的“欧洲民族国家”，欧洲国家要放弃自己的民族特性，建立同一的欧洲认同，其中必须有同一的政治认同，也就是说，必须有共同的敌人，这是最可怕的。16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国内学术界就形成了一股讨论天下主义和东亚华夷秩序的高潮，得出的基本结论就是，西方民族国家国际体系已难以为继，需要从东方的天下主义或者古代的东亚秩序中汲取智慧。17近些年来，有关国际体系的变迁或国际关系模式的讨论仍然是学术界的热点话题。尽管有一些学者并未从天下主义视角来进行探讨，但也认为，未来的国际体系将从体现西方文化的“泛欧国际体系”转向“非泛欧国际体系”，未来的国际体系不能由西方主导，而要更多地反映非西方国家的观念和利益诉求。“未来国际体系的转型过程虽然也将充满艰难、曲折，充斥着竞争与冲突，但不会像前两次国际体系转型那样处处充斥着战争血腥，更不太可能发生类似两次世界大战那样的全球性战争。”18这些讨论有一个基本共识，都认为新型国际关系模式的建立必须超越现代国际体系，从非西方文化因素中寻找营养和生长点，其中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更有可能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中国与西方有着不同的文化发展道路，中华文明是一个独立的文化体系，是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唯一延续下来的文明。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华文明不断吸收外来文明，却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这造就了其独特的文化类型。相对于西方的个人主义、普遍主义和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整体主义、尚中和合以及关系性思维方式。这种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独特文化类型，最有可能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养分。
中国文化自古以来以整体主义的“天”“道”一元为本，这里的“天”“道”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一个是表象，一个是本真，两者是不可分离的整体存在。中国先哲认为，宇宙、地球和人类是一个自然存在的整体，世界的本源在于“天”“地”“人”，也就是物质相互作用产生的新物质、新事物。无论是太极论，还是乾坤论，其本质上都是整体一元论，也就是主张个体是整体的一部分，整体通过个体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化在远古就形成了天人合一的世界图式，把天地万物、大自然看成是一个无始无终、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的、无时无刻不在变动之中的和谐统一的大化流行过程，心与物——即人的内心世界与外在的客观世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逐步形成了由整体到个别、由抽象到具体、由上向下看的思想特质。19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时，中国古代哲人认为自然是一切之本，是最根本的存在方式，“任何超越自然的努力都是危险的，终将会受到自然的报复”。20这种观念追求的是人与整体、人与自然的融合。
尚中和合的价值追求主要体现在对中庸之道及“和为贵”思想的认同。中庸精神备受儒家推崇，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这里，中庸精神不仅是一种思想方法，还是一种道德规范。而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中道观更加具有消极退隐的色彩，倡导“柔弱之道”和“不争之德”，老子一再强调“不敢为天下先”、“不以兵强天下”等，主张避开锋芒仇怨，以善心对待一切。佛教倡导的“圆融无碍”，也是中庸精神的体现。中庸思想的流传，对中国人的伦理道德、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形成了一种平和宽大的精神和以德报怨的品格。中国先哲认为，凡事因“和合”而生，因“和合”而立，如《国语·郑语》中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又如《易传》中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天下百虑而一致，同归而殊途”，主张通过保持世界万物各自的特殊性来寻求相互之间的和谐、均衡和稳定。这些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理解自然、消融社会矛盾、实现人与自然及人与人和谐的基本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和西方文化的普遍主义完全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