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西方的类属性思维方式不同的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看重的是事物个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关系性思维。这种关系性思维认为事物相互关联，行为体是关系中的行为体。世界存在诸多两极偶对，它们相互依赖，互为补充，而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这就是“共存逻辑”。中国的辩证法是一种互容性辩证法，主张每对对立物以一种非冲突方式互动，转化为一个相互包含而非同质的新合体。21中华文明的繁荣与发展，与不断吸收周边少数民族优秀文化有极大关系。
整体主义的世界观、尚中和合的价值追求和关系性思维模式，使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以及追求协和共荣的精神，这决定了古代中国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基本态度。
中国自古以来以“天”为神，崇拜的是一种自然神，皇帝自命为“天子”，代表上天统治人间，他所统治的范围就是“天下”，形成了整体主义的“天下”理念。“天下”的核心区是“中国”，而边缘地带则有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四方。中国与四方之间主要是一种文化关系而不是利益关系。一方面，中国统治者基本延续了一种“恩威并行”和以“恩”为本的处理与周边民族关系的模式;另一方面，周边少数民族则基本上沿袭了一条接受、学习中国文化并最终融入中华民族文化的道路，从而“构成了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一个基本特点，即以和平主义为主要模式的民族融合”。22中国与周边地区的关系是一种具有“中心—边缘”结构特点的体系，但与近代以西方为中心形成的殖民体系不同，它不是建立在中心对边缘的征服和掠夺的基础上，而是以儒家的礼治观念为架构、以文化的扩散和经济的付出为机制，以中华一体和“协和万邦”为目的的体系。它反映了中国战略文化中的和平主义追求。23古代中国虽然也经常发生军事战争，但从中国古代文明史来看，中国的对外征讨往往是在异族的侵扰下不得已进行的，对外征讨并不是为了扩张领土，打完仗总要班师回朝，因此战争往往是手段，和平才是目的。中国文化的向外延伸，异族文化的融入，并不是靠武力征服，而是靠文化的吸引力以及和平教化。中国文化还发展出了一种有别于西方国家体系的东亚国际体系，也有人称之为“朝贡体系”或“华夷秩序”，即在东亚地区形成的以册封关系为纽带的一种不平等的、但保持各国独立的国际秩序，体现了一种对多样性的包容。中国统治者以各国向其朝贡而感到满足，得到的是“名分”;中国让与各朝贡国大量的实际经济利益，各朝贡国得到的是“实利”，各朝贡国也以接受中国的文化为荣，形成了一个大的中国文化圈，而这种状态的形成并不是靠武力征服实现的。赵汀阳称支配这种秩序的理念为“天下主义”。他说，支配英美文化的从来都只有国家概念，从来都只考虑自己国家的利益，它们的世界思维只不过是维护自己的价值观。在世界政治问题上，中国古代的世界主义——即“天下”观，才是唯一考虑到世界秩序和世界制度合法性的理论。24
中国文明的这种发展史，特别是中国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模式，与西方文明依靠武力征服与扩张的关系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中国文化是一种和解型的文化，正如李大钊先生所说，中华文明为“与自然和解、与同类和解之文明”。当前，西方文化所主导的人类发展道路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弊端，工业文明广受诟病，大国争霸传播战祸，人类应该从古老的中国文化中吸收营养，探索国际关系的新模式。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正是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人类试图走出大国争霸的恶性循环的一种探索。
以新型大国关系推动和谐世界建设
与西方国际关系模式的接触，使中国开启了上百年的屈辱历史，遭受了世界列强的入侵和掠夺。近代以来，中国在接受西方国际关系模式、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同时，也对这种强调权力政治的、富有侵略性和扩张性的国际关系深恶痛绝，一直谋求建立一种有别于现代国际关系模式的新型国际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谋求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建立新型国际关系，认为这种关系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完全新型的国际关系，这种关系的基础，是互相帮助和求得共同经济高涨的真诚愿望”。25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倡导并积极推动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是中国为推动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而作出的努力。冷战结束后，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建立了各种类型的“伙伴关系”，被认为不仅是国家关系内容和形式的更新，还是21世纪大国关系的新形态。26当前，中国对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强调，对和平崛起的承诺，也体现了中国对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追求。
超越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中的西方文化特性，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模式成为大势所趋。首先，在现代国际体系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人们已经认识到这种国际关系模式的危害性，试图抑制其中的不利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就认识到民族主义的危害，在现代国际体系的发源地欧洲，出现了欧洲联合运动，这一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一种实践。欧洲一体化的主要目的是结束欧洲内部残酷的战争、消除民族主义的危害。现在，欧洲成为令人称道的安全共同体，欧洲共同体被不少人认为是超越了民族国家的后现代国家。尽管很多人怀疑它能在多大程度上超越欧洲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但它毕竟在一定区域内取得了巨大成就。其次，国际行为体的多样化、国际制度的完善以及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良了现代国际体系。国家不再是国际政治的唯一行为体，各种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数量剧增，在国际舞台上日趋活跃，跨国公司的力量异常强大。各式各样的国际制度对国家的行为形成巨大的制约。全球化使各国之间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相互依赖关系。所有这些，都使当代国际体系不能完全等同于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第三，在扩张的过程中，现代国际体系在吸纳其他文明的同时也受到其他文明的改造。现代国际体系不再是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的理想形态，世界主要大国也很少是由单一民族组成的。一些文明虽然在现代国际体系下被迫接受了民族国家，但其自身的文化对现代国际体系并不认同。27中国接受民族主义也被人认为是“道德上的让步”。在国际体系面临重大转型的关头，非西方文明必然会为新的国际体系的构建提供新的精神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