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欧亚主义的诱惑①：从民间思潮到国家战略
摘要：是弘扬俄罗斯的民族精神，还是向西方急剧转向，这一问题长期困扰着俄罗斯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产生于20世纪初的欧亚主义成为当代俄罗斯的国家发展战略，对俄罗斯外交、安全和经济复兴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再次成为不容忽视的大国，是新欧亚主义的“强国主义”目的。普京执政后，延续了欧亚主义的方针和路线。在新欧亚主义影响下，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战略会给世界、特别是中国带来机遇和挑战。
关键词：新欧亚主义 经济 普京 强国主义
自18世纪初彼得大帝(Петр Великий)大改革开始，俄国即以其独特的国家形态和发展道路而引人关注，世人或为之惊诧，或啧啧称奇。1861年，农奴制废除，标志着俄国走上了政府主导的现代化道路，而俄国经济现代化几经波折，不断改变着指导原则，尝试着不同的理论指向。十月革命之前，俄国虽然处于西方世界经济体系边缘，但走的一直是西方式的经济发展道路。十月革命后，建立起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一段时期内尝试共产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发展模式。1991年，苏联解体。在经历了短暂的向西方一边倒的经济政策后，俄罗斯总结以往经济发展模式的利弊，走上了市场经济+主权民主+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新道路。自普京2000年正式执政至今，俄罗斯经济已经曙光再现，新欧亚主义的国家发展战略思想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新欧亚主义(Неоевразийство)是当代俄罗斯的热点问题，它直接关联俄罗斯文化和社会思潮、影响俄罗斯外交。对此，国内外学者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新欧亚主义与俄罗斯经济转型的关系、新欧亚主义与东北亚经济合作的影响等相关研究还较为罕见。
欧亚主义的起源
自然地理上的俄国，横跨欧亚两洲，浸润于欧洲(西方)和亚洲(东方)两种文化，造成了文化地理上和地缘政治上的独特景观，促成了位于欧洲和亚洲大陆核心位置的俄罗斯文化的多元性，形成了俄罗斯的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的汇合带(或称结合部)特征。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生活方式和精神特点，对俄罗斯文化传统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作用。俄国著名历史学家瓦·奥·克柳切夫斯基指出：俄罗斯国家的历史即是开拓土地和殖民的历史，从16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俄罗斯民族向整个东欧平原散布开来：从波罗的海到白海到黑海、高加索山脉、里海和乌拉尔河，甚至深入高加索、里海和乌拉尔以南、以东的地方。俄罗斯部族在政治上几乎全部联合在一个政权之下：小俄罗斯、白俄罗斯、诺沃罗西亚一个接一个地归并入大俄罗斯，组成了全俄罗斯帝国”。②这样，俄罗斯成为一个地跨欧亚、幅员2280万平方公里(殖民地面积为1740万平方公里)的大帝国。③
纵观公元10世纪以来俄国的发展历程，表现出较为明显的“钟摆现象”，即从第一个统一的俄罗斯国家——基辅罗斯开始，直至20世纪初，俄国的历史发展犹如巨大的钟摆，摆动于“西方式”与“东方式”两条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之间。
公元10世纪，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以强制方式率众皈依东正教，拉开了俄国“西方化”的序幕，这一过程持续到蒙古鞑靼人入侵前的13世纪40年代。从13世纪40年代至15世纪80年代，俄国经历了长达两个多世纪的蒙古鞑靼人的统治，被迫走上了“东方化”的道路。尽管1480年终于摆脱了异族的统治，但是“东方化”进程以其惯性仍然延续了近两个世纪，直至17世纪末。18世纪初至19世纪初，是俄国历史上急速的“西方化”阶段，先有彼得一世急行军式的“欧化”改革，后有女皇伊丽莎白、特别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开明君主专制”，在他们的统治下，俄国的“西方化”进程加速。然而，从19世纪开始，俄国历史发展的“钟摆”似乎失去了以往的规律性，迟疑并固执地摆动于“东方”与“西方”之间，它表现为亚历山大一世的“自由主义式”统治和他所支持的西方式的斯佩兰斯基改革，但同时，他又支持阿拉克切耶夫的典型的东方式“军屯制”。亚历山大二世时期的农奴制改革，目的在于解放农奴，但沙皇政府又试图以“东方式”的农村村社将农民禁锢起来。19世纪特别是60年代以来，俄国资本主义艰难地迈开步伐，开始了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但是在政治上，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顽固地坚持“东方式”的集权统治。1917年，十月革命使俄国走上了一条现代化新路，然而，就在苏联社会主义“凯歌行进”和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还可以发现“苏联模式”(“斯大林模式”)仍然深陷“文化传统”与“现代化”、“西方式”与“东方式”道路的吊诡悖论之中。
俄国发展模式的摇摆导致社会的分裂。18世纪初，彼得一世大力推行欧化改革，试图以“野蛮”方式制服俄国的“野蛮”(马克思语)。④其长远效应是推动俄国历史发展，其近期效应是促进了俄罗斯民族觉醒以及导致社会大分裂。准确地说，使俄罗斯社会分裂为相互对抗的“本土俄罗斯 ”和“文明俄罗斯”两部分。对抗的结果是，在一个国家分化出拥有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和理想的两个社会。“分裂性不可避免地将选择道路问题摆在国家面前。如果选择‘本土’化道路，就意味着采取伊凡四世时代启动的东方类型道路。如果选择‘文明’化道路，就意味着拒绝基辅罗斯、诺夫哥罗德共和国和莫斯科公国的传统，接受欧洲传统。俄国几乎用了300年来解决这个难题。”⑤
18世纪80年代，持本土派立场的俄国著名学者冯维津提出了著名的“东方与西方”和“俄国与西方”的命题，他的观点是“我们出生在西方死亡的时刻”。⑥由此，引发俄国知识分子两个多世纪的深入思考。俄国知识阶层在19世纪30至50年代展开了有史以来第一次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即是俄罗斯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俄罗斯应该走西方式的道路，还是走东方式的道路?即赫尔岑所称的“俄国生活中的斯芬克斯之谜”。随着争论的不断深入，最终划分出西方派与斯拉夫派两大营垒。西方派主张俄国无法孤立于欧洲，固步于自己的传统，必将走与西欧一样的发展道路。斯拉夫派则认为俄国的农村村社、东正教和专制制度是其独有的特性，完全可以根据本国的历史特点，走迥异于西欧的发展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