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此岸取向特征也生动地体现在《周易》宇宙观中。具体来说，《周易》宇宙观的基本逻辑是以“天地”为范围，一切人类活动不出此范围;其次，以“天地”为最高准绳，天地关系当然体现了人间一切事物基本关系的出发点，人间一切事物均要以“天地之道”为指导原则。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周易·系辞》)
《周易》宇宙观的意义在于：人间世界一切行为的特点，不是要超出这个世界之外，而是以“天地”为对象，尽最大可能地理解“它”(天地)、接近它：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周易·系辞》)
人们常把《周易》宇宙观与以柏拉图等人为代表的西方哲学宇宙观相混淆，部分是由于metaphysics这个词被译成了“形而上学”(据说是严复借用《周易·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译出)。笔者认为其间有一项差别值得关注：《周易·系辞》中所谓“形而上者”，其实并不是真的要超出此有形世界之外，只不过是指出如何把握此有形世界，以便更好地回到此岸世界;毕竟“道”也是此世界的一部分，在此世界中、不在此世界外。因此，中国人的形上学或形而上学(两种译法共存，含义无别)，本意并不是教人如何脱离此世界、超越此世界，而是教人更好地适应此世界、回到此世界。而柏拉图等人的metaphysics所代表的、“形而上”的思维方式则不然，理论上说，它对此有形之世界持否定态度，在有形世界与无形世界制造截然的分裂与对立，其所追求的恰恰是要脱离此有形世界，进入无形世界。柏拉图所谓的“洞穴比喻”，所谓“灵魂转向”，所谓“心灵上升”，指的都是从有形世界进入无形世界。他之所以认为哲学高于诗歌、绘画、戏剧乃至几何，正因后者仍然没有完全摆脱感性经验。这种倾向无疑与后来的基督教传统相吻合。亚里士多德的metaphysics早期以具体的个体事物为第一本体，应该说与此迥异。但是亚里士多德强调，哲学的真正动力来自纯粹的求知欲，这是一种纯粹的思想的自由，“并无任何实用的关怀”(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982b20-21)。无实用关怀的纯粹思想自由，实际上也代表脱离此有形世界、进入另一无形世界的倾向，因为它并不追求如何更好地适应此有形世界、或回归此有形世界。这种倾向近代以来长期没有得中国哲学工作者很好的理解，他们总是说“中国哲学重道德，西方哲学重知识”。这一说法已经暗含着这样的思路：西方人重知识，所以才有科学发达。仿佛重知识也是为了能解决实用的需要。
此岸取向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因为并不从彼岸或来世来寻找此生安身立命的基础，所以对此岸世界特别小心地经营;要从每一个日常生活细节中寻找做人的方法或技巧，导致把烹饪、喝茶、养花、书法、绘画、击剑、气功……等一切活动都当成了养生和艺术，欲从其中找到无穷的快乐。如果来世的世界仍然是这个世界，我们的灵魂永远超不出“这个世界”，那么此生此世就不得不被当作人生最重要的工作对象，因为人的生命只有这一次。换言之，如果彼岸是真实可靠的，此岸世界就变得虚幻，于是超越或寻找最终离开这个世界才是正道。至于此岸世界是否和谐、稳定或太平，则不具有首要的意义。这是西方metaphysics思维的特征，而绝不是《周易》宇宙观。笔者在有关地方已经论证过，将metaphycis翻译成“形而上学”所包含的误导性，此处不赘。当然，在佛教中，中国人后来也发展出了一套彼岸世界的神话，但是其影响仍然主要停留于民间;在精英或学者阶层，真正占主导地位的还是此岸性思维。即使在民间，那些彼岸世界的神话并也多半以“劝善戒恶”为宗旨，并不是以进入另一个世界为每个人的最高人生追求。换言之，中国人的彼岸世界神话，是为了让人们在此岸活得更成功服务的。这与基督教不同，后者直接把此岸世界视为虚幻，把55彼岸世界当作惟一真实，并以追求彼岸(天国)的生活为人生最高理想。
“此岸取向”自然会导致对处境的高度关怀，因为处境是此岸世界最重要的成分;此岸性也自然导致关系取向的思维方式，因为人与人的关系是此岸世界个人处境最重要的成分。此岸性意味着对这个我生于其中的世界的高度肯定。从这个角度讲，“内在超越”这个说法还是有一定的误导性。因为它可能让人们误以为要从一种与西方mataphysics或神学不同的途径，即内在的方式，来超越这个世界，超越此岸。而中国人的宇宙观或《周易》宇宙观的基本特点是永远范围于此世界之中。如何更好地贴近此岸、经营此岸才是它给每个人的人生提出的主要任务。
中国人的“重和”意识，其实与根深蒂固的关系思维、此岸思维有关，因为中国人的人生安全感来自于关系，即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平衡，包括与人的关系，以及与世界的关系。此外，高度此岸化的思维取向，决定了中国人必然把此岸世界是否和谐看得异常重要。《周易·乾·彖辞》上说“保合大和，乃利贞”，与《中庸》“和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思想，都体现了中国人创造一个全球和睦的大家庭的世界梦想。这种梦想，对于以个人为本位的西方文化来说则不一定有特殊意义。因为西方文化强烈的彼岸化倾向，使他们把否定、超越此岸世界当作重要目的。美籍华裔人类学家许烺光在《美国人与中国人》一书中曾对这种差异作了异常精辟的分析，此处不赘。56
中国人的“无边亲情世界”
从Geert Hofstede所谓“集体的心灵程序”角度出发，研究一个民族的文化，就是要探索这个民族在多大程度受制于它由于家庭生活、教育背景、历史记忆等所遗留给它的“集体无意识”。57由此我们就可以分析这个民族今天的生活，包括它的价值、制度、生活等许多方面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这些无意识的支配。文化心理学研究的意义在于，提醒我们认识一个民族在社会变迁、特别是社会整合中究竟遵循怎样的规律。其中包括：这个民族的文化在什么情况下容易自我瓦解或走向堕落，在什么情况下才能自我整合起来而不是一盘散沙;还有，这个民族过去几千年来所走过的道路，哪些是由其文化习性所决定的，哪些不是;这个民族在今天面临的主要问题究竟是什么，它与其过去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何相似之处;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