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依据我对中国文化习性的上述理解，从德性权威、礼大于法、风化效应、义利之辨、政教不分、大一统等六个方面来分析中国文化中的“有效的治道”，即由中国文化的习性所决定的、治理中国所应遵从的规律;循此出发，我认为当下中国文化的根本出路可大体概括为七个方面：道统、核心价值、社会风气、任贤使能、行业自治、礼乐重建、教育立国。合而言之，儒家的王道政治理想今天可从这七方面来实现。58
需要重点说明的是，此岸取向、关系本位和团体主义导致中国人以家庭为人生的中心，由此特别重视亲情。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即是让人们在对人、特别是对亲人的感情中认识人生、理解生命;儒家揭示了中国文化这样一种活的灵魂，即在无边的亲情世界中“成为人”。牟宗三先生在《历史哲学》一书中对此作了极为精彩的描述，他说：59
宗法的家庭族系，依着亲亲之杀，尊尊之等，实兼融情与理而为一，含着丰富无尽藏的情与理之发扬与容纳。在此种情理合一的族系里，你可以尽量地尽情，你也可以尽量地尽理。而且无论你有多丰富的情，多深远的理，它都能容纳，决不能使你有无隙处之感：它是无底的深渊，无边的天。五伦摄尽一切，一切摄于五伦。
无论为天子，为庶人，只要在任何一点上尽情尽理，敦品励行，你即可以无不具足，垂法后世，而人亦同样尊重你。
就在此“尽”字上，遂得延续民族，发扬文化，表现精神。你可以在此尽情尽理，尽才尽性;而且容纳任何人的尽，容许任何人尽量地尽。(荀子云：王者尽制者，圣人尽伦者也。孟子云：尽心知性知天。)在此“尽”上，各个体取得了反省的自觉，表现了“主体的自由”，而成就其为“独体”。
梁漱溟先生也曾将中国人亲情关系的理想境界描述为：
要在有与我情亲如一体的人，形骸上日夕相依，神魂间尤相依以为安慰。一啼一笑，彼此相和答;一痛一痒，彼此相体念。——此即所谓“亲人”，人互喜以所亲者之喜，其喜弥扬;人互悲以所亲者之悲，悲而不伤。盖得心理共鸣，衷情发舒合于生命交融活泼之理。60
牟宗三和梁漱溟先生所描述的中国文化中的亲情，为每个人生找到归宿，为社会道德奠定基础，体现了中国文化人伦世界的精彩和魅力。亲亲变成了现实，人心才有了依归;亲情得到了深化，人生才有了温暖。亲情是人间之爱的起点，亲亲是社会秩序的基础;故曰：“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离娄上》)让人们舍亲而爱人，废私而爱公，就是在追逐无源之水、无本之末，就是在掏空社会道德的根基，堵塞社会秩序的源泉。
一提到亲情，人们自然想到了孝悌。这里，笔者想特别强调一下亲情在中国文化中的另一表现方式，即祭祀。毫无疑问，祭祀也是关系本位的一种体现(我与祖先)，但另一方面，它在中国文化中也体现了鲜明的此岸取向特点。
首先，在没有“灵魂不死”强大传统的中国文化中，一个身边之人、特别是亲人的死去，最容易触动每一个人的心弦。因此，对于中国人来说，天人永隔的伤痛最刻骨铭心。在祭祀中，通过回忆死者的音容笑貌，生者对死者的痛楚达到顶点。在深深的遗憾和叹息中，人们不得不严肃面对死者的心愿;在痛苦的回忆和哭泣中，不得不认真调整人生的坐标。从此，我们对生命的含义有了新的理解：我们在死者的期待中站起，在先人的庇佑下前行。从此，我们的成功与失败、光荣与梦想，都和死去的人息息相连。
祭祀不仅升华了我们与亲人之间的情感联结，也使我们对自己人生的下一步有了更明确的规划;今天我们对于死者的承诺，是要用自己的一生来兑现的;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体验到精神的升华，感受到生命的沉重;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对于自己所处的位置、对于如何恪尽职守以及如何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都有了更清楚的认识。祭祀不仅让我们认识人生的职责和使命，还起到了理顺人群关系、塑造社会秩序的作用。
从根本上讲，祭祀是中国人学会“成为人”最有效的方式之一。通过祭祀，我们对于人生多了一份理解;通过追思，我们对生命多了一份敬重。每一个死者的离去，对他来说是人生的谢幕，对我们来说则是严重的警示。我们也对人生少了一份贪恋，因为我们在有生之年对于金钱、财富、名利的所有聚集，终究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死，特别是亲人的死，让我们认识到命运的无常和可怕，体会到生命的脆弱与无奈。我们由此对人生不敢再掉以轻心，不敢再玩忽怠慢或挥霍浪费。我们在丧祭中走向成熟，逐渐变成为有责任感和尊严的、顶天立地的人。由此我们理解，为什么儒家认为一个人懂得了禘尝之义，治国将易如反掌(《论语·八佾》);也能够理解，为什么孔子和儒家强调祭祀必须无限诚敬，因为诚敬是实现上面所讲的一系列功能的前提，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祭祀达到同样的醒悟和长进(“敬尽然后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礼记·祭统》)。
需要指出的是，祭礼正是借助情感的巨大力量，来达到深刻改造人的效果。祭祀是一个人从生命底处对另一个人真情的流露和渲泄，这一情感从亲丧之初即已奔涌。“恻怛之心，痛疾之意……哭泣辟踊，尽哀而止”(《礼记·问丧》);故孟子曰：“亲丧，固所自尽也”(《孟子·滕文公上》)。在一个并不是以死后世界为导向的文化中，祭祀恰恰是强化人生责任、确立人生信念、整顿社会秩序等为此世服务的最佳方式之一。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在鬼神观念并不发达、死后世界并不清晰的中国文化中，祭祀活动却异常丰富和发达。虽然祭祀在古代世界各地非常普遍，在包括古代印度、埃及等在内的许多王朝或国家里，都可以看到异常发达的祭祀传统，但它们在这些文化中的含义和功能却可能与其在中国文化中迥然不同。因为在这些国家中，祭祀往往是以彼岸为导向的，即为了配合这种文化对于死后世界的追求服务的。而在中国则不然，祭祀严格说来是为此岸服务的，即为了人们在此岸的生活这个终极目的服务。而这一现象本身，与中国文化早就具有的此岸化倾向有关。
有必要指出，在以此岸为导向的中国文化中，对于死和死者的祭祀也是以此岸为导向的。具体说来，中国人是把死者当作了生者世界的一部分或延伸(“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中庸》)，从未将二者分开;对于死者的祭祀，其主要功能也在于更好地认识“生”。具体地说，祭祀的功能包括：通过祭祀强化自己与死者的感情联结，认识自己的人生职责和使命;通过祭礼认识每个人的位置和角色，重构合理的人间秩序;通过祭悼来反省人生的终极归宿，确立新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因此，在中国文化中，对于死者的祭祀，同样达到了改造生者、重塑此世的效果。但是显然，这种效果是通过与佛教、基督教完全不同的方式达到的。
丧三年，常悲咽;
居处变，酒肉绝;
丧尽礼，祭尽诚;
事死者，如事生……
《弟子规》中的这些话，在我看来极好地展现了中国文化之活的精神：中国人最真实的生命状态和精神面貌正是在对死者的祭祀和追思中得到了最生动的体现。在现代中国革命运动的浪潮中，人们曾把所有祭祀祖先的活动称为迷信，不让人们去祭祀亲人，在人生观教育中不再以孝亲为本。今天，当我们强调文化自觉的时候，也许最值得思考的问题之一恰恰是，如何认识中国人情感世界、精神世界之最深刻的基础。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今天我们重建社会道德，需要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具体来说，就是要脱离霸道，转向王道，从最生动地展现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和真实人性的亲情入手，找到社会秩序重建的正途。
注释
①[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连树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页;Kroeber & Kluckhohn, Culture: 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 Cambridge, Mass. : The Museum, 1952, pp. 9-11.
②[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4页。
③Kroeber & Kluckhohn, Culture: 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 p.150,ref.pp.41-71.
④Philip Smith：《文化理论的面貌》，林宗德译，台北：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第1～2页。
⑤例如，林顿说，文化就是“任何社会的整体生活方式”(拉尔夫·林顿：《人格的文化背景：文化、社会与个体关系之硏究》，于闽梅、陈学晶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0、28页);克鲁克洪说，文化就是“某个人类群体的独特生活方式，他们整套的生存式样”。克鲁克洪：“文化的研究”，《文化与个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页。赫斯科维茨(M. J. Herskovis)说，“文化就是一群人的生活方式。”Melville J. Herskovits, Man and His Works: The Science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48, p.29.
⑥⑦[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5、109页。
⑧Richard A. Shweder, "Cultural Psychology—What is it?" in: Stiger, James W., Richard A. Shweder & Gilbert Herdt, eds.,Cultural Psychology: Essays on Comparative Human Development, Cambridge, New York,et a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1-2.
⑨Shweder, "Cultural Psychology-What is it?" p.2.
⑩Richard A. Shweder, Thinking through Cultures:Expeditions in Cultural Psychology,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1-23.
1112Shweder, Thinking through Cultures, pp.8-11, p.11.
13Alan Page Fiske, Shinobu Kitayama, Hazel Rose Markus & Richard E. Nisbett,"The Cultural Matrix of Social Psychology," in: Daniel T. Gilbert, Susan T. Fiske and Gardner lindzey,eds.,The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fourth edition, volume I, Boston, Mass.,etc.: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Inc.,1954/1969/1985/1998, pp.915-981.
14原文："…these people share a set of implicit and unexamined cultural values and practices that emphasize individual rights, independence, self-determination, and freedom; social psychologists …sometimes tacitly assuming that the social forms and psyches of the modern West are representative of the human species." Fiske, et al., "The Cultural Matrix of Social Psychology," p.919.
1516Fiske, et al., "The Cultural Matrix of Social Psychology," pp.920-922.
171819Fiske, et al., "The Cultural Matrix of Social Psychology," pp.922-924.
20Richard E. Nisbett, The Geography of Thought: How Asians and Westerners Think Differently … and Why, New York: Free Press, 2003, pp.89-90.
21Nisbett, The Geography of Thought, pp.91-92.
22Geert H. Hofstede, Culture's Consequences: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related Values, abridged edition, Newbury Park, London,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1980/1984, pp.11-12.
23Hofstede, Culture's Consequences, pp.155-157.
24Kwok Leu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ome Determinants of Reactions to Procedural Models for Conflict Resolution: A Cross-National Stud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7, Vol.53, No.5, p.899. 更详细的界定性描述参见：Harry C. triandis,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Bolder: Westview Press, 1995, 'preface'。
25Harry C. triandis, et al, 1986: "the measurement of the Etic aspects of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across cultures," (totally 15 authors) Austural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Vol. 38, No.3, 1986, pp.257-267.
26triandis, "the measurement of the Etic aspects of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across cultures," pp.257-267.
27Harry C. triandis, et al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Self-group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54, No.2, Februrary 1988, pp.323-338.
28Michael H. Bond, Kwok Leung & Kwok Choi Wan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w does cultural collectivism operate? The impact of task and maintenance contributions on reward distribution,"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Vol. 13, No. 2, June 1982, pp.186-190.
29triandis, et al,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Self-group Relationship," pp.323-338; Fritz Gaenslen, " culture and decision making in China, Japan, Russi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World Politics, Vol. XXXIX, No.1, Oct. 1986, pp.78-103.
30triandis,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preface".
31Drphna Oyserman, Heather M. Coon, and Markus Kemmelmeier (2002) ("Rethinking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Evaluation of Theorectical Assumptions and meta-Analyses", Philosophical Bulletin 2002,Vol.128, No.1, pp.3-72)。对过去20多年来以G. Hofstede, Harry triandis等人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心理学家从团体主义/个人主义范式的一系列国家的研究的局限性进行了总结，主要是指出这一研究在前提预设上可能存在的问题，导致得出像美国这样典型的个人主义文化中，团体主义指数居然比日本、韩国等一些典型的团体主义文化还高或相差无几。Marilynn B. Brewer & Ya-Ru Chen(2007)发现，迄今为止，对团体主义的许多研究其实主要不一定是在研究团体主义，至少不是研究者所设想意义上的团体主义，而是在研究一种人际关系。具体来说，团体主义者所关心的核心概念“集体”(in-group)其实很少在研究中被关注，多数问卷调查的问题都集中在“人与人关系”上而不是“集体”上。
32Hofstede, Culture's Consequences, pp.155-157.
3334353637Nisbett, The Geography of Thought, p.99,， p.54，pp.81-82， pp.58-59，pp.68, 70.
38方朝晖：“波士顿学者论儒家(5)(6)：《论语》、希腊哲学与现代文明——David R. Schiller"，《孔子2000》学术网站，http://www.Confucius2000.2004.5.8/2004.5.18; David R. Schiller, Confucius: Discussions/Conversations, or, The Analects (Lun-yu), translation, commentary, interpretation, Charlton, MA:Saga Virtual Publishers, 2008. 39hiller, Confucius: Discussions/Conversations.
39Schiller, Confucius: Discussions/Conversations.
40方朝晖：“波士顿学者论儒家(5)：《论语》、希腊哲学与现代文明——David R. Schiller”，《孔子2000》学术网站，http://www.Confucius2000.com，2004.5.8。
41于春海：“论取象思维方式——易学文化精神及其现代价值讨论之一”，《周易研究》，2000年第4期。
42Francis L. K. Hsu, Americans and Chinese: Reflections on two Cultures and their People,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Natural History Press, 1953/1970.
43Kwang-kuo Hwang, "Face and Favor: the Chinese Power Gam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2: 4 (Jan 1987), pp.944-974; 或中文版，黄光国：“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载杨国枢主编：《中国人的心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26～248页(台湾原版1988年)关于中国人的面子文化研究，参见翟学伟(特约主编)：《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第二辑：面子与文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翟学伟：《中国人的脸面观——形式主义的心理动因与社会表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44David Y. F. Ho,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relationship dominance: an analysis based on methodological relationalism,"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1(Dec. 1998), pp.1-16.
45方朝晖：《文明的毁灭与新生：儒学与中国现代性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第86页。
46Andrew B. Kipnis, Producing Guanxi, Sentiment, Self and Subculture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Yang, Mayfair Mei-hei, Gifts, Favors and Banquets: The Art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China, Ithaca, N.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版;翟学伟：《中国人的关系原理——时空秩序、生活欲念及其演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翟学伟：《中国人的脸面观——形式主义的心理动因与社会表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港台(主要是台湾)有关中国人文化心理的研究参见李亦园、杨国枢主编：《中国人的性格：科际综合性的讨论》，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专刊乙种第四号，1972年;杨国枢主编：《中国人的心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
47Marilynn B. Brewer & Ya-Ru Chen, 2007："Where (who) are collectivism? Toward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 of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 Psychological Review, 2007, Vol. 114, No. 1, 133-151.Marlynn B. Brewer and Wendi Gardner从“个人、关系、集体”三个方面来分析和总结人格的三种类型，对于人格的两个方面即关系性自我与集体性自我之区别作了相当透彻的分析, 其结论与此处相信。参见Marlynn B. Brewer and Wendi Gardner , "Who is this 'we'? levels of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self-represent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6, vol. 71, No.1, 83-91。
48据文崇一介绍，柏森斯早在1966年就在其著作中称“构成中国传统价值的基础是集团主义(collectivism)”(Talcott Parsons, Social System Toronto, Ontaria : Collier-Macmillan, 1966)。参见文崇一：“从价值取向看中国国民性”，李亦园、杨国枢编：《中国人的性格：科际综合性的讨论》，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专刊乙种第四号，1972年，第53页。
49杨中芳系统评述过中国文化中的价值观特点。参见杨中芳，《如何理解中国人：文化与个人论文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 第256～355页。
50triandis,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Self-group Relationship";Fritz Gaenslen, "culture and decision making in China, Japan, Russi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World Politics, Vol. XXXIX, No.1, Oct. 1986, pp.78-103.
51De Bary, Wm. Theodore，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China,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中译本参见：狄百瑞：《中国的自由传统》，李弘祺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83年。
52Francis L. K. Hsu, Americans and Chinese: Reflections on two Cultures and their People,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Natural History Press, 1953/1970, pp.155-175.
53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穆善培 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6年。
54[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下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
55方朝晖：“‘西学’与‘中学’中的命运：形而上学之例”，《学术季刊》，2002年第3期。
56Hsu, Americans and Chinese, pp.10, 278。
57荣格所谓“集体无意识”是针对全人类而言，列维—斯特劳斯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更接近本文。参见：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1-2)，张祖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58方朝晖：“从政道到治道：中国文化的方向与出路”，《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03下，总第22期， 第36～55页。
59牟宗三：《历史哲学》，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 第74～75页。
60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三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 第87页。
The Way of Thinking and the Spiritual World of the Chinese
--Relationship-based, Collectivism and the Foremost Kinship
Fang Zhaohui
Abstract: Understanding Chinese culture entails examining not onl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deological system it previously created but also how the ideological system was created and how the systems, values and laws governing development were created within the culture. Based on an introduction to relevant results achieved in the field of cultural psychology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this article summari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ulture as relationship-based, collectivism and temporality-oriented. This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study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s of Chinese culture as well as the key to clarifying China's future political and social road. At the same time, kinship is crucial in Chinese culture. It is also the foundation for re-establishing Chinese social ethics and order.
Keywords: Chinese culture, temporality-oriented, relationship-based, collectivism
【作者简介】
方朝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暨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导，韩国首尔大学、台湾佛光大学客座教授。
研究方向：中国思想史、儒学、儒家经典等。
主要著作：《“中学”与“西学”：重新解读现代中国学术史》、《儒家修身九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