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商之后不久，周武王即去世，当时天下未安，成王年幼，不能亲政。周公受命于危难之际，摄政当国，“一年救乱，二年伐商，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归政成王”(《尚书大传》)。周公平定天下之后，乃归政于成王，自己退隐，为防止人去政息，周公制定了体现道德理性原则的礼乐制度，史称“制礼作乐”。
殷周鼎革之际，周公用理性的方式完成政权更迭，制定了以礼乐为纲纪的典章法则，使道德成为治国理民的强大基石，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抉择。王国维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鉴于纣王失德亡国的教训，周人“深知夫一姓之福祚与万姓之福祚是一非二，又知一姓万姓之福祚与其道德是一非二，故其所以祈天永命者，乃在‘德’与‘民’二字”。“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殷周之兴亡，乃有德与无德之兴亡”，是“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殷周制度论》)真是不刊之论!
周公之后，经过孔子、孟子的推阐与弘扬，以道德立身、立国，主张“为政以德”(《论语·为政》)，相信道德的力量，恪守正义的信念，“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孟子·公孙丑下》)这一思想原则成为中国人的文化信仰，造就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
礼乐文明是周代社会的纲纪
周公制礼作乐，深入人心，影响极为深远。春秋末年，王纲解纽，天下大乱，但是，读《左传》可知，政治精英念念不忘的，依然是周公制作的“先君之礼”与“古之制”，他们将礼视为与“天经”、“地义”等同的概念，是经邦治国、安身立命的大经大法，如：
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礼以顺天，天之道也。(《左传·文公十五年》)
礼以顺时。(《左传·成公十六年》)
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
礼，国之干也。(《左传·僖公十一年》)
礼，政之舆也。(《左传·襄公二十一年》)
礼，王之大经也。(《左传·昭公十五年》)
礼，身之干也。(《左传·成公十三年》)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礼记·曲礼》
道德为万事之本，仁义为群行之大。礼是依道德理性要求制定之法则，其价值在于将原本属于抽象范畴与概念的道德理性，转换为视而可识、触之可及的社会现实，使社会纲纪真正树立。礼，即理;非礼，即非理。两者为表里，几乎通用不别。
孔子与其后的七十子之徒将礼与人格的确立相联系，礼被视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志，是修身厚德的基础。道德仁义再好，不借由礼的践行，则终究为虚言浮词。自孔子提出“鸟兽不可与同群”，孔门弟子相继阐发，以礼为区别人与禽兽的标志，如：
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记·冠义》)
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知自别于禽兽。(《礼记·曲礼》)
孟子把“仁义礼智”四端作为人性本善的理由，礼居其一，无礼者谓之非人。诗礼传家，以礼为修身之宝，成为中国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理念，世世传承。
读历代史书，以礼为治国纲纪的思想可谓贯穿始终。欧阳修《新唐书》的《礼志》，比较“三代以上”与“三代以下”之治的得失，断然将礼治作为最重要的判据。司马光《资治通鉴》第一卷第一句话就是“天子之职，莫重于礼”，全书以礼为准绳，评论为政得失。其后的顾炎武，曾国藩，梁启超等也无不如此。
钱穆说：“梁任公以中国重礼治与西方重法治相对，此可谓深得文化分别之大旨所在。”(《中国知识分子》)钱先生论礼之说极多，限于篇幅，不再赘引。
礼贯穿于中国文化的五个层面
中国文化中的“礼”，并非仅指礼貌、礼节，或者仪式、礼仪，它的内容涵盖一切，在西方语言中没有对等的词汇可以翻译，与西方人所说的“文化”相当。这是中国之外，任何国家都没有的特殊现象现象。大较而言，“礼”自上至下包括五大方面：
政治理想。大凡一位政治家，或者一个政党，为给社会指明终极的发展目标，都会描绘理想社会的蓝图，柏拉图的《理想国》即其例。这类文献在西方学术体系中属于政治学范畴。中国不然，在中国它属于“礼”的范畴。儒家的政治理想，是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其最高表述乃是《礼记·礼运》篇。孔子阐述的大同世界的学说，直到近代依然不衰，成为鼓舞志士仁人前赴后继地为之奋斗的伟大目标。孙中山生平题词最多的，乃是“天下为公”四字，但凡有孙中山故居、遗迹之处，几乎都可见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