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筑生态文明建设的区域协调合作机制，加强区域生态安全管理。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是一项繁杂的系统工程，它既涉及国土资源、水利、林业、环境、海洋、农业、卫生、建设、统计等多个部门，又涉及经济区和行政区。多个行政区、多个部门共同开展工作，合作得好，可以发挥各行政区和部门的优势;合作不好，难免相互掣肘，工作就难以开展。因此，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合作机制亟待建立。据史料记载，上世纪80年代，国务院组建的上海经济区划办公室为了减防太湖的洪灾，组织专家制定了太湖综合整治计划，预算投入32亿元人民币，疏浚太湖，拓宽太(湖)—浦(黄浦江)河，开挖望(亭)—虞(山)河，整治太湖通江(海)河道等一系列防灾工程。然而，该工程牵涉到两省一市，难以协调，预算资金无法落实，工程只能作罢，计划束之高阁。由于舍不得花32亿元用于防灾，结果是1991年春夏之交的太湖流域洪涝灾害造成200多亿的损失。因此，建立区域间生态文明建设领导机构，负责区域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工作，既有利于区域协调互动机制的建立，又有利于区域综合发展统筹规划的制定，使自然资源在更大范围实现优化配置，并最终为区域环境同治、共同发展和互补型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契机，确保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健康、有序地运行。
改革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引导生态文明建设。按照科学发展观和“五位一体”的要求，考核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和干部政绩，应当既要看城市发展，又要看农村发展;既要看先进地区的发展，又要看落后地区的发展;既要看经济发展，又要看社会发展;既要看经济增长率，又要看人民生活改善程度;既要看改革和发展，又要看社会稳定;既要看当前的发展，又要看发展的可持续性;既要看物质文明建设，又要看政治文明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文明建设。目前，我国现有的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存在不足之处，评价指标过于偏重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不能全面反映经济增长的全部社会成本、经济增长方式的适宜程度以及为此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不能全面反映经济增长的效率、效益和质量，不能全面反映社会财富的总积累以及社会福利的动态变化，不能有效衡量社会分配的公平性和不同社会群体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党的十八大报告鲜明地提出“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因此，我们必须在现有基础上，完善包括经济、社会、生态和人的全面发展在内的评价指标体系，将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其中，以此来引导正确的行为选择和价值取向，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资源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只有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科学评价，清晰认识当前建设的现状和问题，才能引导我们探明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的实现路径，才能确保政策的制定符合美丽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切实需要。因此，我们要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以“五位一体”建设理论为指导，建立迈向美丽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支撑生态文明建设路径的确立和政策的制定，促进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落到实处，加快迈向美丽中国，实现永续发展。
建立资源—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体系，支撑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需要资源、环境、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等数据支撑系统。现行的国民经济指标的内容、范围、统计方法和具体数据都由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SNA)决定，但SNA难以支撑生态文明建设评价体系，因为它主要以市场交易为原则设计的，其覆盖面为经济系统，不适应可持续发展需要，存在不少缺陷。以其最综合的总量指标GDP为例，缺陷主要表现在：第一，没有将建设性与破坏性活动区别开来。衡量进步的现实方法应当分清成本与效益，而GDP却将所有交易加入总量。疾病、犯罪以及自然灾害都可以使GDP增加，因为医治病患、关押罪犯、修复损失全都需要投入资金。这样，尽管生活质量下降，GDP依然在上升。第二，只有在自然资源被消费之后才能衡量其价值。原始森林中的树木为人类和动物提供了许多生态产品，但如果树木没有被砍伐当成木材，它们对GDP来说就毫无价值。而同时，GDP没有将树木贡献的损失计算在内。第三，完全忽视了一切没有标价的活动与服务。由家庭、社区与志愿者发挥的必要职能，诸如家务劳动、照顾儿童等，并没有被GDP计算在内。如果这些服务必须掏钱才能得到时，那么GDP也会上升——而这种价值建立在侵蚀社会肌体之上。第四，不能反映收入分配结构，而不同的收入分配对应不同的社会福利状况。简而言之，GDP的概念只注重增长而不惜一切代价，不考虑清洁的空气和水源、健康安全的社会，以及享受生活的闲暇时间等与人类息息相关的方面。由于GDP的核算方法没有考虑自然资源消耗成本和环境降级成本，从而人为高估国民经济产出，结果导致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和对环境的严重污染，导致自然资源与环境状况恶化，人类的生存条件受到威胁，经济发展不可持续。⑥
可持续发展理念提出以来，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和一些国家及地区致力于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从而形成了SEEA 1993(System of Integrated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Accounting，SNA)、SEEA 2003、SEEA中心框架(System Environmental-Economic Accounting：Central Framework，2012)⑦。SEEA中心框架(2012)是建立在SEEA 1993和SEEA 2003基础之上。其中，SEEA 1993最重要的贡献是提出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评估和测量的概念和方法，在获得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和方法论的进步后，SEEA 2003又向统一的概念和定义迈出了重要一步，并且明确了各个账户核算的方法和步骤。SEEA中心框架较之于前两个版本的最为重要意义在于，它基于一致的概念、定义、分类和核算规则，被提升为国际统计的标准(联合国安理会83次会议)。SEEA中心框架有两个扩充部分，一个是SEEA试验性生态系统账户(SEEA：Experimental Ecosystem Accounts)，另一个是SEEA延伸及应用(SEEA：Extensions and Applications)，这两部分内容重在提供方法和框架，并不作为国际标准发布。当前，SEEA试验性生态系统账户的内容还处于草案制定过程中，其核算的账户设置和分类标准还没有确定，而且即便正式方案出台，也不作为国际标准而使用，这就更需要对我国生态系统核算的方法进行具体的研究和探讨。由此可见，将生态系统纳入资源—环境—经济综合核算的框架，建立健全中国资源—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体系，既符合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也是国际研究进展的大势所趋。
健全生态保护政策法规，支撑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健全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法规体系。第一，科学构建生态补偿政策的框架，制定生态补偿政策。要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改变“排污时争先恐后、治理时相互推诿”的局面。第二，建立健全排污权可交易制度。第三，完善政府、企业、社会多元化环保投融资政策，拓展资金投入渠道，解决生态保护资金短缺问题。第四，加强节能减排法制建设与监督管理。加快完善节能减排法律法规体系，提高处罚标准，切实解决“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问题。要制定和执行主要高耗能产品能耗环保限额强制性国家标准，加大节能减排执法力度。中央和地方政府每年都要开展节能环保专项执法检查，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严厉查处各类违法行为。第五，健全生态环境保护法规体系。把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用生态文明的观念指导生态环境的相关立法，并对现有法律法规进行充实完善;要狠抓相关法律的执行和落实，确保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落实战略环评制度，确保生态文明进入决策前端。战略环评是指对政策、计划、规划及其替代方案的环境影响进行系统的和综合的评价过程。它是在政策、计划、规划层次上及早协调环境与发展关系的一种决策和规划手段，也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效工具和手段，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规避环境风险和生态危机，保障生态文明的根本手段。目前，战略环评在我国存在着认识不到位、体制机制不健全、基础不牢固等问题，未能有效改变生产力空间布局和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现象。我国必须严格执行战略环评制度，将生态文明纳入综合决策的机制，要将战略环评置于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规划和项目建设的前端，使人口分布、生态环境承载力、资源利用状态等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决策的重要依据，从源头上保护生态环境;要依法加强对能源、水、土地、森林、矿产、海洋等自然资源开发规划和项目的环境管理，加强建设项目的生态环境监管，严格控制破坏生态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
发展绿色产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中，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把实施绿色新政、发展绿色经济作为刺激经济增长和经济转型的重要内容。发展绿色经济的重点是推进绿色产业的发展。我国正处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加快发展阶段，资源的供需态势非常严峻，水土资源供需结构性紧张，能源供需长期紧张，大宗矿产资源将出现短缺。我国绿色产业发展的着力点在于加快传统产业的绿色转型，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有效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发展难题、减小资源环境代价;通过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增加就业，增加发展后劲。具体而言，一方面必须加快发展节能产业、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和环保产业，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节能环保大型企业集团;另一方面必须加快发展新能源产业、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产业、绿色制造业、新材料产业、文化传媒产业、生物医药及医疗保健产业、生产型服务业及现代农业等产业。中国节能环保产业潜力巨大，拉动经济增长前景广阔。到2015年，中国技术可行、经济合理的节能潜力将超过4亿吨标准煤，可带动上万亿元投资;节能服务业总产值可突破3000亿元;产业废物循环利用市场空间巨大;城镇污水垃圾、脱硫脱硝设施建设投资可超过8000亿元，环境服务总产值将达5000亿元;节能环保产业总产值达4.5万亿元，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2%左右，节能环保产业产值年均增长15%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