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文本学解读”已经成为当代马克思研究的一种新路径。这里所说的“文本学解读”，大致可分为“文献学”意义上的文本学研究和“解释学”意义上的文本学研究。前者始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学者吕贝尔承继梁赞诺夫提出的“马克思学”概念并创刊《马克思学研究》，主张在文献编辑与考证的基础上，对原典文本进行新的阐释，逐渐形成了具有广泛影响的马克思文本学研究学派。此外，欧洲其他国家对马克思文献的编辑、译介也在有计划地实施，特别是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编纂的《马克思手稿、笔记目录》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简称MEGA2）的陆续出版，奠定了马克思文本学研究的文献学基础。另一方面，与侧重文献学的文本学研究同步，侧重阐释学的文本学解读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阿尔都塞等人的《阅读〈资本论〉》，其症候式阅读的文本解读方法，对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马克思文本学研究影响下，国外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摒弃了注重原理建构的传统研究范式，强调深入文本阐发马克思的艺术理念及其美学思想，亦取得丰厚成果。这些研究的主要特点是以文本为依据，在文本的梳理阅读中，生发出马克思的美学思想和文艺理论，由此开辟了一种崭新的研究路径。近年来，在国外马克思文本学研究的影响下，国内哲学界越来越重视“文本学解读”的研究，使之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生长点。与之相比，国内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文本学研究尚处于相对滞后状态。例如，近年来关于“审美意识形态”“实践存在论美学”等问题的讨论，难以深入到文本生成的内部历史之中，仍停留在理论论争或学派论争的层面上。因此，加强“文本学解读”研究，对于拓展马克思美学研究视域，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应该强调的是，如何处理好文献学意义上的文本梳理与解释学意义上的文本阐释之间的关系，是当代马克思“文本学解读”的关键所在。前者注重回到原典，后者注重当代阐释；前者注重“返本”，后者注重“开新”；前者注重历史视野，后者注重当代视域。如果过于偏向文献学的文本研究，过于强调返回原典的文本学意义，容易将马克思文本理解为现成固定的历史存在，导致马克思美学文本学研究的科学化、实证化、技术化、学科化，使之固化为单纯的历史文献研究，从而遮蔽马克思美学的当代意蕴。反之，如果过于偏向解释学的文本阐释，过于强调文本的当代意义建构，则容易产生文本的过度诠释，导致文本原初意义的丧失。从当代解释学的立场看，这是“文本学解读”所难以逃避的解释学难题。因此，当代马克思文本学解读研究应该坚持两者视域融合的原则，以文献学梳理为基础，以当代阐释为目标，以“返本开新”为旨归，在历史意义与当代意义的视界融合中，对马克思美学经典论著进行“文本学解读”，以改变美学研究原理先行的教条主义倾向，激活其阐发当代社会文化的理论活力，拓展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方法与视域，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创新。
文献梳理与文本阐释的视界融合
在马克思文献最新资料基础上，重新编选马克思美学文献资料。马克思美学文本学研究以新发现、新考证、新梳理、新编译的文献为主要文本对象（最重要的文献有：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历史考证版”（MEGA2），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以及其他新刊发文献），对马克思的美学文本进行新的梳理、考察和分析。在此基础上，选取最具代表性的著述篇章，作为重点解读对象，以此奠定“文本学解读”的文献学基础。与此前各种不同版本的马克思美学理论选编本不同，“文本学解读”应该注重文本选择的综合性、整体性和跨学科性，避免寻章摘句式的编辑方法所造成的断章取义、肢解整体的弊端。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文献学研究是“文本学解读”的基础，但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文本，从中生发系统的理论阐释，进行文本的当代释义与理论提炼，因此，其研究的宗旨并不仅仅是一种纯粹实证考据式的文献学研究，它要求对文献给出新的理解阐释，既要“我注六经”，又要“六经注我”，以凸显其“文本学解读”的理论旨趣。
个案细读与专题解析的视界融合
马克思美学的文本学解读，强调文本个案的细读分析，注重以文本为本位，对其产生背景、写作过程、版本渊流、文体结构、概念翻译等各方面进行详实的梳理、考证、分析和阐发，尤其对重点著述、重点篇章的研究，力争做到从原典出发，详熟文本，真正领会文本的真实意蕴和思想内涵。同时注重在文本的个案细读中提炼专题，纵横联合，既要有文本个案的共时性分析，又要有思想发展的历时性分析，以期解决重大的理论问题。如对马克思“浪漫派批判”“美学批判”“异化批判”“商品拜物教批判”“意识形态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机器体系与非物质生产”“艺术生产”“世界文学”等美学和文艺理论问题，应该进行综合深入的解读分析，彰显马克思“批判美学”的总体特征。力争做到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结合马克思思想内在连续性，综合地阐发其重大理论概念的意蕴内涵。异化问题研究应涉及马克思前后期的诸多著述，而关于艺术永久魅力问题则还需要旁及莱辛、佐尔格尔、温克尔曼、施勒格尔等相关古希腊艺术的文本解读。总之，只有在个案细读与专题解析的视界融合中，才可能真正实现“在细微处见精神”的文本学解读效果。
作者文本与他者文本的互文解读
毫无疑问，极高的文学艺术修养和鉴赏能力构成了马克思美学思想的广阔艺术背景。在写作方面，马克思经常引用他所喜爱的艺术家的作品；在美学理论方面，马克思经常以他所喜欢的艺术家为例来表述思想；在文学批评方面，马克思对同时代的一些文学家予以尖锐的批判。这就要求“文本学解读”不能仅仅局限于马克思本人的作者文本，还必须涉及其他作者的作品解读，即他者文本的解读，以期在作者文本与他者文本之间建立起互文性的解释框架，并通过这种互文性的解读方式，反观马克思的理论论述，探究其理论的思想源流和具体内涵。例如，莎士比亚之于“莎士比亚化”、塞万提斯之于文学反讽、海涅之于浪漫派批判、巴尔扎克之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笛福之于小说意识形态、欧仁·苏之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揭秘等等，都需要在不同文本的互文性阅读中，深入阐释马克思美学思想的内在意涵。另一方面，从更为宽泛的意义上说，互文性解读同样可以延展到马克思文本与当代文本之间，以此构成马克思思想与当代思想的互文对话。例如，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福柯的权力知识论、鲍德里亚的生产之镜、德里达的解构理论、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等等，均可以在互文对话中重新激活其作者文本的阐释学能量，使马克思美学的“文本学解读”获得当代语境下的生机与活力。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美学原典的文本学解读”负责人、辽宁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