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部文集出版之后，中央编译局又开始编译新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并对《列宁选集》进行修订。新版选集选用了重新校订的新译文，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为广大读者提供了译文更加准确、编排更加科学、使用更加方便的经典读本。在中宣部和原新闻出版总署的大力支持和坚强领导下，我社与中央编译局密切合作，在两部选集的编辑出版过程中相互支持，共同解决遇到的各种问题，同时，对选集的编辑出版流程做出细致安排。这样的和谐合作保证了选集编辑出版工作的顺利进行。在质量管理上，我社严格按照两部文集的标准，精心编辑、精心校对、精心设计、精心印制。自2012年9月正式出版以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已发行8800套，《列宁选集》已发行7600套，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中国人民从未像今天这样离伟大的“中国梦”如此接近！实现梦想要求我们一定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和出版无疑是理论自信的基础性工作。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和研究的权威教材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赵家祥
我是一名从事马克思主义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教师。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列宁专题文集》编译的过程中，有幸应邀参加了工程咨询委员会对这两部文集的审议，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多次审议会，使我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工作的重要意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翻译工作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对翻译工作的难度和艰辛有了切身的体会。
第一，翻译工作既要精通外文，又要精通中文，要有很好的文字表达能力，能够用严谨规范、明白晓畅的中文把经典作家的原意“按照作者写作的原样”表达出来，使读者阅读译本就像阅读经典著作的母语原著一样。这确实是一项“代圣人立言”的工作。
第二，做好翻译工作，不仅要精通外文和中文，还要有很高的学术修养，要对经典作家的思想有透彻深入的理解，这就要求翻译工作者学识渊博，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熟悉经典作家所在地区和国家的历史、地理、经济、政治、文化、心理、语言、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等。惟其如此，才能保证译文在理论上的准确性。
第三，韦建桦同志讲过，经典翻译与经典研究相比，对学养、学力、学识和学风的要求更严。研究工作要求的是“得其要义”，翻译工作除此之外还要做到“纤悉无遗”；撰写论文可以“扬长避短”，从事翻译决不容许“避难就易”。在经典翻译工作中，单是译名的确定和统一，就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如为了确定《资本论》中数以千计的中文译名及其体系，一代又一代人付出了艰辛劳动。
第四，从事经典著作翻译工作的专家，具有崇高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他们的工作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力争准确无误。60年来，他们翻译出版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于已经出版的经典著作，又根据新的研究成果进行审核和校订，使译文更加准确，编排更加科学，考证更加精当，资料更加翔实。经典著作的翻译是一个集体的事业，署名往往是集体的，有的甚至没有署名。他们具有的自我牺牲和无私奉献精神令人敬佩。
新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选集》的出版，是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列宁专题文集》出版发行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取得的又一标志性成果。新版选集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事业不断推进的形势下，为适应广大读者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而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精选本，这个版本译文更加准确、选编更加精当、资料更加翔实、题注和注释更加符合原著本意。7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也在陆续出版，这是一个更加完整可靠的基础文本。我作为一名专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期盼着这套全集尽快全部面世。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列宁专题文集》的出版，新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选集》的问世，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的陆续出版，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作的一件大事，它必将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向纵深发展。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以后，西方一些反马克思主义者弹冠相庆，断言马克思主义将偃旗息鼓、销声匿迹，国内一些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有些悲观情绪。我对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及其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持乐观态度，悲观失望是没有根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