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转而看西方利益集团社会结构中信奉的价值系统。西方社会曾经流行过四种最重要的道德价值观，即审慎、勇敢(或译坚毅)、节制、公正。基督教则在这四种价值观后面加上了信、望、慈，谓之七大德行。其中的望，指希望。孤立地看，这些德行要求当然都是好的。但是，当和上述中国传统价值观相比较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说中国传统价值观更胜一筹。例如审慎和勇敢常常被西方人看作是最重要的品德，放在前面。而在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道德价值观是仁和义。如前所述，把仁爱作为普遍价值由血亲成员而推广到一切人，这和西方人把智慧和勇敢作为最重要的品德标准相比，无疑要更符合全人类的道德追求。西方人强调的审慎当然也是一种很重要的价值，但是，只有在善良意志统帅下的审慎才是值得推崇的，没有条件的勇敢是不值得提倡的。在中国，匹夫之勇甚至受到嘲弄。在中国道家的学说里，勇敢这种品格甚至受到排斥。老子认为“勇于敢则杀”，断言好勇斗狠者多半没有好下场。当然，中国传统价值观也并不都排斥勇敢，例如儒家还主张忠、孝、廉、耻、勇五种品格。但只有出于正义的勇敢才是得到肯定的。要注意儒家把勇敢放在五种品格的最后，而不像西方人那样把勇敢放在四种品格的前面。西方基督教增加的三种价值观，信、望、慈也是很好的。其中的“慈”和中国传统的“仁”很相近。可是“慈”很少在西方社会成为主流价值。有一段时期，一些西方学者甚至批判这个价值观，认为经济上的济贫行为或慈善行为会鼓励懒惰之风。
同样地，将中国人曾普遍主张的利他为第一原则、利我为第二原则的以他人为中心的原则与西方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原则相比较的时候，前者的优越性是勿庸置疑的。尽管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适应开放的需要，尤其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中国知识界中的一部分人曾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张扬过西方式的个人主义，嘲弄过极左思潮下的所谓大公无私精神，这种做法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战略要求，可以理解和接受，但是，如果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居然真的以为自私自利的德性要比大公无私的德性更好，他就无异是在鼓吹中国人必须重新变成禽兽。把中国传统价值观中主张天下一家、和为贵，主张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主张抑强扶弱、非攻反战的行为教条与西方传统价值观中的主张竞争为贵，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好战成性的信条与德性做一比较，传统中国文化的优越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家国主义与邦国主义
如果说农耕文化倾向强的中国势所必然地会重农抑商，会强调安居乐业、天下太平的价值观，则商业文化倾向强的西方势所必然地会重商抑农，会强调进取尚武、掠夺、好战的价值取向。安居乐业的农耕形式势所必然地导致小家庭发展为大家庭，大家庭发展为大家族，大家族发展为国，因此家国形式成为水到渠成的政体形式。同理，流动性、冒险性强的商贸形式势所必然地导致原始家族部落的解体，而代之以利益帮派，利益帮派发展为更大的利益集团，若干利益集团发展为国，因此邦国形式成为水到渠成的政体形式。
家国政体是家族主义价值观的体现。这种政体与西式党派政体是格格不入的。孔子的“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的思想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家国政体的自然反映。在一个大家族中，以仁爱价值观为家族成员间维系纽带的行为规则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结晶为一整套称为“礼”的行为规范，故传统中国的这种政体亦可称为礼教家国政体。家族因素在不同的条件下具有二重性特点。第一，在礼教家国政体中，由于其社会成员普遍认同大家都是一家人、都有远古血亲关系这种理念，故在心态上天然地具有较强的平等心态。过分的平等心态则又反过来使国人容易产生人人自以为是的心态，人人自以为是的心态会在某些层面上消解政体的凝聚力，使社会在和平时期呈一盘散沙的状态。第二，但在民族危机的时候，正是同一种家族观念又会使这个大家族呈高度的民族团结、产生强有力的民族主义。为了防范一盘散沙状态，这种政体有必要强化其凝聚力，这体现为强化王权。同时，受制于政体本身的家族特点，为了防范王权过分集中，社会自我调节机制必定在道义上强调家族成员(民)的作用，因此“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会被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精英集团加以宣传，这具体表现于诸如孟子之类知识分子的民本思想。这种民本思想在一个层面上看，是一种中式民主。只不过它的实现，不是靠竞争性选举，而是要靠执政集团的较高的德行来实现。因此，也可以把这种中式民主称为德主政体。
邦国政体是利益集团价值观的体现。这种政体与中式家族政体是格格不入的。邦国政体是若干帮派、若干利益集团相互抗衡的妥协结果。在这样一个利益相互冲突的政体中，以个人主义价值观(个人本位)为社会成员间维系纽带的行为规则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结晶为一整套维护个人利益的称为“法”的行为规范，故传统西方的这种政体亦可称为法治邦国政体。个人本位因素在不同的条件下具有不同的特点。在邦国政体中，由于大家族社会结构早已解体，故家族观念被淡化，其社会成员不再拥有较强的对于家族结构的归属感，而是更多地强调个体的独立性、自主性。这种强调在极端的意义上会把自私自利看作人的最自然的价值观。人人自私自利的心态会使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合理化，合理化进而需要合法化，合法化要求法制的健全，以保障竞争的公正性。因此，邦国政体不得不强调法治而非德治。同时，普遍的竞争、尤其是商贸类利益竞争使整个社会的人际关系处于过分紧张的状态，由于缺乏家族社会中的相应的人人是亲人的伦理观念，西方的普遍竞争型社会不得不引入宗教性的伦理观念来缓解这种紧张状态。故基督教的“人人皆兄弟”的观念以一种宗教形式被灌输给邦国社会成员，在相当的程度上，起到了协调人际关系的作用。故西方的重商主义与耶教联姻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个体本位在扩大的形式上构成利益集团社会或帮派主义、党派主义。个人间的竞争投射为集团、党派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最终萌发出契约分权制。契约分权的目的是在保护各利益集团(包括王权利益)的同时也限制王权。这种由于利益冲突而成抗衡格局的政体具有弥合各邦利益的作用。执政的一方其实并非是民而是帮(党派)，可谓之帮主，而非像西方人称呼的民主。“民主”是一个外来语的误译。它的真正意思是“人多势众的一方选举执政者”，并非是说由全体人民来执政。
人类文化的最高追求(最先进文化)及实现方式
英国著名学者汤因比曾清晰论述了中华文明精神遗产的优秀资质，预言今后中国是融合全人类的重要核心。他说：“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他还说：“从两千年来保持统一的历史经验来看，中国有资格成为实现统一世界的新主轴。”汤因比的观点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而我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汤因比先生所谓的中华文明精神遗产的优秀资质的真正来源，其实是和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族社会结构这一点紧密联系的。如前所述，这个大家族社会结构中产生的一系列价值观的先进性，注定这种价值是未来人类文化的最高追求。
全人类应该是一家人。而现代基因研究也正在日益使我们相信，人类本来就是一家人。如果本来就是一家人，那么，使用产生于一家人中的价值观也势所必然地是最好的选择。当代中国人应该像古代中国人那样具备世界主义、又谓之天下主义。中国人要把炎黄子孙论、亚当夏娃论和当代科学上的人类基因论结合起来，将传统中国人的华夏民族是一家的观点进而扩充为全人类是一家的观点。
至少在目前，人类应该用天下一家论来代替利益集团论。而这样一种对古代家族社会结构和家族价值观的回溯，其实就是让我们刷新了对马克思关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构成的理解。共产主义价值观和原始家族主义价值观具有深刻的渊源关系。而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观正好提供最可宝贵的借鉴，足以让人类回归美好社会结构和美好价值体系。这个美好的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可以用三个词来纵向贯串起来，它们是：家—国—天下。
(作者为北京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国际中西文化比较协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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