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软实力理解为综合国力凝聚认同效能的表征，并严肃探讨其与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的关系，将有助于我们更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的主义与价值，而把软实力提升同构筑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探寻人自身价值的回归与升华相结合，无疑也是中国由自信、自立、自强到踏上为世界大同做出更大贡献之路的起始性工程。
软实力内涵的复杂性及其理论范式的时代特征
软实力是美国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国际形势下，为了输出自己的价值观而提出和使用的一个概念。它的目的首先在于要将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西方意识形态以及支撑这种观念的特定时代的文化价值范式向全球输出。而在这种观念的背后，则是主宰近代西方国家间政治行为和构成近代国际关系和世界体系的基本原则，以实力的角逐、竞争和博弈为基本内容、以压倒对方为根本目的的特定内涵和思维范式。因此，有必要对软实力这个概念内涵的复杂性及其理论范式的时代特征进行一番全面、客观的考察。
众所周知，软实力是以硬实力为参照系提出的概念，而催生这个概念产生的直接动因则在于弥补传统国力评价体系的缺陷，以论证西方世界在硬实力优势相对下降的现实挑战面前，仍然具有某种“根本的优越性”。作为特定价值理念的集合性概念，软实力显然是无法同政治和意识形态互相绝缘的，但其又表现为一种主要依靠文化载体输出的相对“温和”、“委婉”的影响力、吸引力特征，这就促使其使用者有意回避了那种具有显而易见的政治意图的、过于直截了当的诉求表达，转而形成一种文化影响力“润物细无声”的“自然”政治效应，而这无形中就拓展了软实力理论的适用空间，使得它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文化比较研究的新平台和领域。
同样，软实力概念原本关注的是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影响因素，在进入政治文化比较的语境中，软实力不可避免地与特定政治制度、价值体系以及文化类型凝聚共识的效能感形成了一种新的逻辑关系。目前国内理论界普遍认为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讨论软实力问题，就不能不兼顾对外影响力与对内凝聚力的因素，换言之，软实力也理应被视为整个共同体合法性和文化整合能力的集中体现，而不再局限于其原有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又如，人们很少将软实力作为一个纯粹属于现代的、并且是带来零和博弈结果的概念加以使用，相反，考察软实力消长的时间上限往往被追溯至前现代社会，而由其引发的对不同文化、文明异同的比较分析，也可能无意中孕育出某些接近正和博弈的逻辑，从而使得我们今天有可能、也有必要从软实力提升的视角切入当代中国文化繁荣与发展的时代课题。
中国软实力的根基、现状和提升前景
当前，中国软实力的根基何在?现状和提升前景又如何呢?在此，我们暂时搁置后两个问题，先来集中关注一下自近代以来长期困扰国人的、如何来处理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难题。简而言之，近代中国在清醒意识到汉风唐韵中万国来朝的记忆早已成为昨日黄花之后，反思、批判、传承、超越就成为了中国文化复兴之路上无可争议的主题。但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的反思是否切中要害，我们的批判是否失之轻率，而我们的传承又是否遵循了有所取舍的原则，倘若上述问题得不到很好解决，所谓的超越自然就无从谈起。
自1840年来，中国大致经历了两波“西化”思潮的洗礼，前一波始于西洋坚船利炮前天朝大国迷梦的破灭，而以民族解放和现代国家的构建为标志告一段落;后一波则始于中国人三十多年前再度“开眼看世界”所带来的震撼，并一直延续至今。这两波思潮中共同的合理因素在于由硬实力的直观差距所带来的反思，而其消极方面同样源于将这种反思追溯至文化“差距”的问题意识仍不够准确。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许多独特而宝贵的传承价值，而这种价值在与异质文化的比较中则更显突出。比如，与西方存此亡彼、并且过分关注群己权界之别的形式逻辑思维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在其长期的历史积淀中更强调“和”的精神，更重视个体与自然、个体之间，以及个体与群体、社会间的包容共存，也更强调人通过道德自省和行为实践达致自我超越的潜在可能。这种认识与后现代困境中西方社会反思的结论可谓殊途同归。同样，反映在国际交往的思想上，中国传统文明中的“求同存异”、“推己及人”的思维也比西方倾向零和博弈的观念更暗合于世界大同的未来趋势。
因此，我认为，即使限于软实力的理论分析框架内，我们所要做的也应该是建立在真正的“拿来主义”基础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短板和缺失的弥补上，而不是将其弃若敝屣，寄望于邯郸学步的“全盘西化”尝试。20世纪80年代，曾经有过一部名为《河殇》的纪录片，集中反映出某些国人极度文化自卑下的迷茫：将现实中的弱势、失意一律归咎于祖宗、归咎于传统，这其中蕴含着一种荒唐而又危险的思维。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彻底地告别“河殇”的思维惯性，或许就可以作为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得到真正提升的重要标志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