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与这种极度自卑同样妨碍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的另一种倾向，则在于建立在虚妄自大前提下的文化保守主义思维。纵观人类文化历史版图，延续至今的文明之花往往不是特定族群、特别是以血缘标志区分的族群独力培育的结果。相反，不同文化间以多种方式有意无意地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才构成了人类文化发展的主流，同时，文化本身的存续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与动态的时代特征相契合的水平，取决于其蕴藏的内外开放、更新的潜质。就此而论，时下颇有市场的那种以特定族群、特定思想流派的文化遗产来指代中国文化整体的做法不仅是反历史的、反理性的，而且从根本上也不利于中国传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吸纳现代社会的文明因子，真正在本民族文化基因的基础之上创造出一种历久弥新的东方文明。
把软实力提升同构筑中国人的精神家园相结合
上述提到的中国文化传承繁荣的旨趣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之间其实是不无微妙差异的。相较而言，后者更关注一种竞争性的指标，这就可能导致其推动者对保持文化自身价值的关注度下降到一个危险的水平。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后现代的异化问题上，或许并没有对西方国家现实话语权或软实力带来明显的负面影响，但从文化本身的发展来看，普遍的异化现象却为其未来发展的方向性敲响了警钟。更深入地说，基于一个最浅显的语素分析，软实力概念中的所谓“软”(Soft)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修饰词，其最终的落点“实力”(Power)才是这一概念的要旨所在。
无论配以何种前缀，软实力范式中强制性、排他自利性和本质上追求零和结果与等级差序格局的特征都十分鲜明。对于时下拥有经济、军事优势的西方国家而言，软实力不仅与硬实力共同服务于其国家利益，而且在软实力的扩张遭遇瓶颈，比如遭遇异质文明的抗拒时，硬实力又必然发挥其主导作用。近代西方列强所惯用的征服方式在现代国家间关系中屡屡出现，船坚炮利的现代化武装为其“文化”赢得更多“归化者”的场景从没有断绝。这种西方中心主义式的软硬兼施的文化强加模式，显然区别于现代意义上各个不同的民族之间应该建立的平等的文化对话和沟通模式，而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源还在于软实力范式中潜含的价值预设，即西方文化的优越论。由此可见，在使用这个概念与西方进行对话时，我们不应该忘记这种概念和话语体系在诞生时本身就带有的特定目标和时代内涵。这种内涵会引向一种以“文明冲突”的方式来衡量不同文化的价值，而不是要试图建立一种更加平等、开放的文明对话机制。
从另一个方面看，软实力范式本身也始终处于前述的理论暧昧性所带来的诸多矛盾中。比如，软实力所倚重的文化载体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现实世界当中，这样一种悖论似乎随处可见，即一些群体在享受欧风美雨带来的文化和生活消费品之时，手中高举的却是反美的战斗旗帜。在此，软实力与其文化输出载体间显然出现了某种彼此疏离的尴尬关系。作为软实力概念的原创者，约瑟夫·奈也敏锐地意识到这一问题，其回应则是希望通过区分可口可乐的影响力和“普世价值”的吸引力来限定软实力的指涉范围。但在笔者看来，这充其量不过是晚期托勒密式的理论修补，并不能从根本上缓解软实力范式中强调竞争、征服的内核同其相对独立的文化外壳间的张力。更为关键的是，软实力范式作为一种本质上典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产物，与中国“和而不同”的文化价值理念是冲突的，这就决定了我们在使用软实力的概念和理论范式时，不能不慎重地将对其加以中国化的改造，将赋予其中国语境中有别于其西方原旨的新型内涵，作为一项不可忽略的首要任务。
软实力范式有其局限性，但软实力概念在文化比较的操作性层面，仍具有一定启发性。就中国的现实而言，把软实力理解为综合国力凝聚认同效能的表征，并严肃探讨其与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的关系，将有助于我们更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的主义与价值，更积极地运用培育软实力的新平台、新方式去圆满讲好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故事。而把软实力提升同构筑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探寻人自身价值的回归与升华相结合，无疑也是中国由自信、自立、自强到踏上为世界大同做出更大贡献之路的起始性工程。事实上，处于这样一种动态的操作语境中，软实力范式本身固有的倚势压人、以力服人的局限性也可能在相当程度上被淡化了。可喜的是，国内诸多的理论界同仁已经在构建中国化软实力话语体系的征途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假以时日，我们将彻底告别中国软实力的匮乏年代，更将用中国人原创的理论范式为世界人民提供有异于西方话语的新选择，而这也正是今天我们在这里实现由借鉴软实力理论到最终超越之的根本动因所在。【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责编/陈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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