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体制存在缺陷。有关“李约瑟之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制度体制存在缺陷，既包括前两次产业革命爆发时中国的政治制度，也包括当时的经济制度。当先发国家轰轰烈烈地进行第一次产业革命的时候，腐朽的清王朝还沉浸在闭关自守的世界之中，中央集权的政治官僚体制和重农抑商的传统思维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纵然官僚体制对中国的农业发展起到过积极的促进作用，却阻碍了现代化工业的兴起和发展，不能保证现代社会经济的进步。
此外，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市场，即市场运行过程中需要的法律法规、相关制度条例、产权、专利、金融等配套制度在中国都没有形成。由于缺乏相关制度的支持，中国长期处于小农经济状态。特别是起着特殊作用的知识产权制度在中国的缺陷尤为明显。专利是一种不确定的产权，能够将竞争者排除在创新的商业化之外，以外部技术来带动和促进企业的成长是中国重要的技术进步战略⑨。
只有市场机制才是最有效的配置资源的经济体制，是在社会化大生产背景下诞生的开放性经济模式。只有完善市场机制并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形成良好的制度环境，发挥市场调节的巨大作用，以及运用政府的辅助调节作用，有效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结构条块分割。长期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都处在一种条块分割状态，即社会中的群体以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因素分割成不同的单元，自上而下分级管理，各单元之间信息闭塞、相互分割、缺乏沟通交流，社会格局单一。这种社会结构使农民依附于土地，使城镇居民依附于工厂，通过分层行政管理，可使资源按计划调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突出缺陷是行政参与过多，资源利用效率低下。
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条块分割的社会结构愈发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突出障碍。由于社会结构长久以来的条块分割，导致城乡二元化严重，大量农民无法享受到社会发展带来的同等福利，贫富差距不合理;过多层级的行政管理使得政府自身效率低下，同时大大干预企业的自主经营;区域分割严重也使社保异地统筹困难，严重阻碍企业和个人的自由流动。
尽管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已经大大提高，但社会自身的开放程度还有待加强，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凸显。只有重新整饬社会结构的条块分割，打破区域行政割据，促进社会充分沟通才能使生产力得到最大的释放，从而满足市场经济运行对资源配置的要求。
推动创新驱动战略，呼唤创新引领
21世纪是科技发展的世纪，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国际竞争都将成为科技的创新战。经历了长期经验追随式的发展，在新一轮产业革命来临之际，中国急切呼唤创新的引领，这是中国走向世界头等大国的必然要求。
近代的五次科技革命和现代正如火如荼进行的第六次科技革命，无一不是在创新的推动下发生的，蒸汽机和纺织机的发展促成了英国的工业化、现代化;电力、铁路、汽车和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成就了美国崛起，位于欧亚大陆一隅的西欧抢占了工业文明的先机⑩，这些都是科技创新和自主创新的丰硕成果。
科技发展和创新极大地影响着世界的发展，孕育着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同时也在重塑着国家的竞争格局。在科技创新不断加快的时代，高新技术已经成为参与全球化、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科技创新也已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发展的催化剂，只有高新技术走在世界前列并达到领先水平，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率先发展。
除了科技的创新，还需要思维的创新、政策体制的创新、文化的创新、人才队伍的创新等。发展创新型国家是我国重要的战略部署。《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着重指出，要深化科技体制的改革，营造好的创新环境。扎实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由传统的经验追随转向创新引领，将成为我国改革不断深入的重要转变。
破解“李约瑟之谜”，实现创新引领
现代社会的发展是非线性、非逻辑式的进步，而不再是传统的经验追随。传统的经验追随和模仿永远无法跟上现代化的步伐，即使社会经济可以发生飞跃，也必将再次陷入“老二陷阱”的僵局。因此，打破传统的经验追随必须要通过创新引领来实现，即创新高新技术、构建多元开放平台;创新现代文明、推动文化精进;创新制度体制、优化政府治理;创新社会治理、实现全民参与;创新职业教育、破解“钱学森之问”。
创新高新技术，构建多元开放平台。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提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五大支柱是可再生能源的转型、分散式生产、新储存方式、能源互联网和零排放式交通等，都是能源技术革新，属于工业化深入发展的范畴。11第三次产业革命使国家竞争真正走向高新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竞争。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历了飞速追赶前两次产业革命的机械化和电气化的浪潮，若不能在第三次产业革命的进程中突破高新技术的核心内涵，就难以在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分工中获得一席之地，进而被边缘化。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随着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的推进，新技术的发展及其产业化进程都在加快，新产业不断衍生，并由劳动密集型朝着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移。从先发国家的发展历程也可以看出，农业和工业的比例逐步降低，服务业，尤其是以创意产业为特色的现代服务业的比例越来越高。
构建多元开放平台是创新高新技术、延长价值链的重要方式。一方面，由先导产业集群为引领实现高新技术的创新性突破，通过技术共享和知识扩散实现科技创新型发展;另一方面，创新制度建设，尤其是要进行知识产权制度的改革。由于我国对知识产权保护不足，极大地制约了创新能力的发挥，因此，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立法并严格执法是实现制度体系改革的重要手段。
创新现代文明，推动文化精进。文化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繁衍和传承的核心纽带。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与时俱进的文化作为软实力，对社会经济发展发挥着战略推动作用，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推行大国战略的国家而言更是如此。无论是生产生活，还是对外交流和贸易，文化对社会的影响渗透至方方面面，并对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拥有辉煌而又灿烂的历史文化，经过近现代的洗礼和改革开放，迈入21世纪的中国文化正处于新旧融合、多元发展的时期。清末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波三折、进展缓慢，其原因是单面发展道路行不通却又不能很快建成新的结构。12文化的繁荣和精进将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治理能力。随着互联网应用的日趋广泛，利用网络获得信息和沟通大大扩展了文化传播途径、提供了多元化发展的基础，丰富了文化内涵，但同时对文化的提炼和精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中，文化体系的构建、精神信仰的建立都直接影响社会的文化形态。
在多元化文化的融合和文化体系的构建过程中，需从国家层面持之以恒地进行培育和引导，弘扬新时代的文化信仰，进而使中国文化不断完善和精进。另外，应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做大做强文化产业，通过文化引导带动社会健康发展。在对外贸易和交流中，注重提高文化输出比例，提升中华文化影响。世界的博弈，是大国的博弈，表面上看是经济强弱的博弈，实质是文化的博弈。文化是一个国家长久发展的动力源泉，因此文化的精进是国家发展的重中之重。
创新制度体制，优化政府治理。政府治理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公共事务的治理，其目标是反映公众需求，使公众利益达到最大化。完全依赖市场配置资源会陷入“囚徒困境”，而政府治理的实质是解决市场配置无法解决的社会统筹管理问题。由此可知，政府治理应侧重公共管理，专注于提供公共服务，减少对市场的行政干预，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工具的主体作用。
政府治理包含的典型特征是开放性和双向性：一方面是公开透明，倡导政务阳光化，实现阳光政府、廉洁政府;另一方面是公众参与，大都市政府治理机制是政府与各种组织和个人在大都市范围内合作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解决社会公共问题，促进社会公共利益中相互作用的关系、过程和方式。13通过民众的广泛参政议政，实现政府治理的有效反馈，提升公众满意度。此外，还应积极拓展政府治理创新，以解决社会飞速发展中不断涌现的新问题，提出解决的新思路，从而不断完善政府治理结构和体制。
中国社会作为一个急剧变迁和转型的超大规模社会， 政府治理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如何应对，是对中国政府治理能力的考验。中国多年来致力于创建廉洁型政府已经获得一定成效，但仍然任重道远，其中制度建设是当前政府治理中需首要解决的难题。另一方面，随着公众自我意识的增强，也更加关注政府治理，公众与政府的治理互动有待于增强。
创新社会治理，实现全民参与。社会治理与政府治理同等重要，是由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公民等参与主体共同管理解决社会事务。作为一种新的公共管理模式，社会治理是在现有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内，在政府部分职能和公共服务输出市场化以后所采取的一种社会管理范式，政府不再是唯一的公共服务提供者。14与政府治理不同，社会治理强调参与主体多元性、合作性、和谐性及治理方式的服务型而非管理型。不难看出，社会治理是治理权力由政府向社会的回归，同时也是由管理型治理向服务型治理的转变。
先发国家从上个世纪70年代就开启了社会治理的理论和实践，并取得了社会治理模式的根本性转变。社会治理具有独特的管理优势，一方面，社会治理作为非管理型治理，具有管理灵活、公平等特点，可有效弥补政府治理的盲区，通过多方参与、协商解决的方式，可更温和、高效地解决社会问题，具有可持续性;另一方面，社会治理可以与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相结合，通过多对象发布、多途径沟通，实现协商与治理的高效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