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与大兴安岭的公路同行的，是那条流动的根河，它像一个信心满满的情人，紧紧相依，时而弯曲，时而浩荡，时而又隐入葱茏的绿树丛中，豪迈、率真、娇羞，兼而有之。
让人诧异的是，河水看去竟是黑的，醇厚地放着光，就如皮肤黝黑的青春透着光泽。为什么会是黑色的河呢？当地朋友笑言之，是河两旁茂密的草丛和树林染成的，它们簇拥亲昵着这河，将自己曼妙的身影投入河的怀抱，于是便成了河的一部分。一起涌动在河水里的，还有天上的白云，它们从高高的蓝天俯瞰着大地，根河成为它们美妙的镜子，它们为河水带去流动的光波，还有无比高远的气息。我一度恍惚，这是天在河里，还是河在天上？
不由地，我也很想成为一棵树，或是一朵云，长久地，就这样依偎着，或是不断亲近着这条河，这条名叫根河的河。
如果是春天，根河会从厚厚的冰层中泛起春潮，河的生命力会巨大地迸发开来，它推去坚冰，欢快地伸展腰肢，向远方而去。这破冰时节的河水才是它真正的本色，纯真清洌，水晶一般透明。河岸上，那些被严冬萧条了枝干的桦树林和灌木丛刚刚发青，它们与河的亲密还有待时日。它们互相邀约并相守着，等待不久之后的相拥。这条源自大兴安岭的河，原本的名字就是“葛根高勒”，正是清澈透明的意思。在一个个春天的日子里，根河回到童年，回到本真，然后再一次次丰满成熟，将涓涓乳汁流送给两岸的万千生物。
地球上如果没有河流，也就没有人类，人的踪迹总是跟河有关，又总爱把河水比作乳汁，将家乡的河称之为母亲河，给大河小河赋予了生命源泉的意味。在根河境内，有1500多条河流与湖泊，构成了中国北方的大河之源。因为这河，人们寻觅而来。在东北的山岭草原湖泊河水之间，历史上无数北方族群部落逐河而居，使鹿的鄂温克人便是其中之一。他们跟森林河流贴得最近，西到额尔古纳河岸，北到恩和哈达和西林吉，东到卡玛兰河口和呼玛尔河上游，南到根河，他们与这些河流相依为命。在千百年的相处之中，萨满与神的对话，留给人们一首歌：蓝天蓝天你好吗？还好吗？我们是天上飞翔的鸟儿啊！河水河水你好吗？还好吗？我们是水里游动的鱼儿啊！
鄂温克人就这样世代生活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根河目睹了这一切。
鄂温克人像家人一般与驯鹿为伴，生活起居、狩猎劳动，都离不开看上去“四不像”的驯鹿，它长着马头、鹿角、驴身和牛蹄，毛色淡灰或纯白，体态高贵，温顺优雅，唐朝诗人李白曾赋诗：“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乾隆皇帝则大为惊叹：“我闻方蓬海中央，仙人来往骑白鹿。然疑未审今见之，驯良迥异麇麝族”。如今的小孩子会觉得驯鹿眼熟，圣诞老人从天边所至时，就是它昂着漂亮的犄角拉着雪橇奔腾而来的。驯鹿属于童话，它活蹦乱跳时就会有神奇的童话如金豆般诞生。
眼下，这些令诗人和皇帝惊讶不已的温顺的大鹿在全世界已所剩不多，中国也唯独在大兴安岭根河一带幸留着几个饲养点。相比从前的从前，大兴安岭消瘦了许多，为了对生态及动物进行保护，鄂温克人结束了最后的狩猎，放下了猎枪。但驯鹿人的生活仍在继续，所有的人都有理由选择离开森林，进入城市或远走他乡，但敖鲁古雅部落受人尊重的长辈、94岁的玛丽亚·索一步也不想离开她的驯鹿。
一踏进根河，我们就听说了她美丽的名字。先是在一些画册里见过这位老奶奶的影像，她神色坚毅平静，紧闭着嘴唇，嘴角两旁的皱纹宛如桦树皮上的纹路，仿佛她的脸上就印刻着她相守了一生的森林，即使沉默着，也能看出她和鹿群的故事。
她或许就是根河的化身，充满了母性，慈祥温暖，柔和坚强，又有着丰富的传奇。年轻时她漂亮能干，是大兴安岭远近闻名的女猎手，与丈夫在密林里行走，打下的猎物无论多远，总是她领着驯鹿运回部落。常有人在茫茫林海中迷路，遭遇不测，玛丽亚·索会刻下“树号”——用短斧或猎刀在树干上砍下小小的印迹，举家搬迁或是远足狩猎，以此为指示；或者在大树上砍一个缺口，绑上横木杆，然后扎上柳条小圈，柳条圈会告诉人们搬家的方向，圆圈到树杆的长度预示搬家的距离。这样，无论林海多么神秘遥远，都在她的方寸之中。玛丽亚·索豪气十足，聪明过人，还是一个能生养的母亲，一口气为她的民族养下了7个孩子。鄂温克族对人丁的繁衍几近崇拜，历史上因为气候严寒、多种疾病，还有饮酒过度，使得人口本来就极少的鄂温克发展缓慢，玛丽亚·索的7个孩子个个活泼健壮，她果真就是一条生命之河。丈夫在她生下第一个孩子之后就酗酒，不理家事，玛丽亚·索用丰沛的乳汁养大了孩子。她的部落人丁兴旺，鹿群生气勃勃，她的名字就是守护森林的敖鲁古雅的象征。
那天，本来准备到玛丽亚·索的部落去参观，但我却犹豫再三，终究未去。在我心里，其实已经见过她了，她的脸庞是那样熟悉，她的气息似乎就吹拂在耳边；虽然没有听见过她说话，但她如森林微风、根河波涛一般的声音似乎就流淌在我的心底。作家乌热尔图为玛丽亚·索拍的一张图片不止一次吸引住我的目光：白桦林里，老人穿着长袍，扎着头巾，侧身站在一头七叉犄角的驯鹿前，她微微佝偻着身子，皱巴巴的手抚过鹿柔细的皮毛、湿润的嘴角，鹿很欢喜地舔食着老人伸过来的苔藓，依偎在她的袍子下，那儿一定有着母亲的气息。这图片如诗如画，是那样的朴素自然，这位伟大的母亲恬然生活在她的鹿群之中，我们这些陌生的外来人，怎敢轻易去打扰她的平静？
其实我也很想为玛丽亚·索拍一张照片，以我的角度和理解。这些年，涌到玛丽亚·索猎民点参观游览的人络绎不绝，来自全世界，带着各式各样的目光。我想，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根河，自己的玛丽亚·索，但我们这样匆匆地来去，怎么能有乌热尔图目光里的深沉呢？
因为乌热尔图就是根河的儿子。当年，这位从小生活在大兴安岭的鄂温克青年捧着他的《琥珀色的篝火》走上了文坛，刹时让人眼前一亮。人们从他的小说里，认识了这个寂寞又热烈的民族。出乎意料的是，乌热尔图带给文坛的除了他的小说，还有他后来辞去京官重返故乡的惊人之举。时隔多年，当我行走在呼伦贝尔草原上，那些将天边画出蜿蜒起伏线条的山丘，那些怒放成海洋或孤零零独自开放的花儿，那些低头吃草或昂头沉思的马群，还有袒露在草原上、始终默默流淌的河，都让人忍不住心潮涌动。我不禁联想起这位鄂温克作家的返乡，或许有诸多原因，但那或许都并不重要，只有一个理由就足够了，就是这片草原这些河流这些民族啊！她们无时无刻不在召唤啊，生活在山林里的祖先留在他身体里的血脉在涌动啊！我这样以为，不知对不对。在根河的一个夜晚，我问乌热尔图，他用他那双鹿一般的眼神看了看我，用力点点头，说是的，是这样的。
他和玛丽亚·索有着同样的眼神。乌热尔图在回到草原以后的日子里，完成了《呼伦贝尔笔记》一系列著作和摄影，那是他数十载的文化寻根，是他作为一个鄂温克的儿子，对母亲的深情眷念和报答。
记得来到根河的头一天，一切都是新鲜的。晚餐之后，热情的根河人为我们备好了第二天进入森林的行装，那是一双齐小腿的帆布靴子，还有一个养蜂人戴的帽子，说是为了防止一种叫“草爬子”的飞虫叮咬。在北京时，根河的朋友就再三发来短信，叮嘱备足衣物，来后又给了一张友情提示，说到草爬子的危害和防范措施。比如它类似蚂蝗，叮住就不松口，情愿没了性命也不撤退，会将半截身子扎在人肉里，只能拿烟熏，如果硬扯会断在肉里发炎，导致血液感染，过去就曾有一位因此而得了脑炎等等。大家都很当回事，但走过几处山林，除了飞来飞去的瞎蠓围着人乱转，并没有遇到令人恐惧的草爬子。从小生活在海拉尔的艾平一路陪同我们，说小时候并没有这么多虫子啊，在她的印象中，她和小伙伴们常常在林子里玩耍，一玩就好半天，也从没被叮成什么样儿。是人类退化了，还是环境变化了呢？或许原本这世界就是所有生物共同拥有的，人类占有太多，才引发虫的攻击？人一下车，蠓虫就围上来了，上车时也跟着，在车厢里狂舞，大家一阵乱扑，但艾平说不要紧，只要车一开它们就不见了。虽然车门紧闭，它们并没飞出去，但奇怪的是一会儿功夫就都不知躲到哪儿去了。
人说，大兴安岭里的蝴蝶真多啊！那天因为《民族文学》的图片要定稿下厂印刷，我留在根河的住处看图样未跟队伍同行，从山里回来的各位就是这样惊叹的。他们说公路旁，车前人后，白蝴蝶层层叠叠飞舞，就像盛开的花朵，好长好长一片啊！
山外的人远道去看山，原本住在山上的人却搬下了山。
人类到了21世纪，越来越意识到人与自然必须平等相处，生活在根河的大多数鄂温克人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山林，将更多的空间留给了无边的草木以及黑熊、狼、灰鼠和蝴蝶昆虫，在离城市不远的一个地方，新建了童话般的村落。
我们去到那里时，从山林里搬出的鄂温克人正三三两两地在自家门前，干着一些零碎的活儿。男人穿着时尚的T恤和牛仔裤，女孩们烫了发，也有的挑染成黄的深红的，在阳光下格外惹眼，她们的裙子仍然长长的，跟老去的玛丽亚·索一样，但却是城市里流行的花色，胸口有波浪似的蕾丝花边，眉毛精心描画过，越发显出鄂温克人有些突出的额头和凹下去的眼睛。
这里的房屋都是政府投资兴建的，咖色外墙，小尖顶，搬进来的一家家鄂温克人按照自己的想法装扮屋子，并盘算生计。我从那些敞开的门前慢慢走过，看窗户里垂下的花帘，摆放在门前的摩托车，挂在墙上的红辣椒，主人倚在门前，微笑点头。
鄂温克人热情好客，每当客人从远方来，全家都会出迎并行执手礼，老人们留给年轻人这样的教诲：“外来的人不会背着自己的房子，你出去也不会带着家。如果不热情招待客人，你出门也就没有人照顾你。有火的屋才有人进来，有枝的树才有鸟落。”鄂温克祖祖辈辈形成了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宗教，待人接物的传统习惯，他们称之为“敖敖尔”，是族人自觉遵循的行为规范。
一处宽大的屋檐下，一辆童车里坐着个戴花帽的小女孩儿，粉团团的脸儿，对着人咯咯发笑。我张开双臂，她一点儿也不认生，两只胖乎乎的小手举得高高的，我一把将她抱在了怀里。母亲走过来，那是一个体态丰满的鄂温克少妇，她嫁给了一个山东汉族青年，一家三口住在这童话般的小屋里。门前的桦树皮牌子上写着“布丽娜鹿产品专卖店”，屋子上下两层，楼下的玻璃柜里摆着鹿茸鹿酒、桦树皮做的小盒子小杯子什么的。山东青年看样子对这里的生活很满意，递过妻子的名片，说这里的鹿产品都是最纯正的，是直接从敖鲁古雅部落运来的。妻子在一旁颔首微笑，她就是布丽娜。鄂温克人与外族人通婚是常见的事情，近些年显然更为普遍，他们的孩子取的是鄂温克名字，成为这新部落的新一代。
这座小城就叫了根河，在中国冷极之地，大兴安岭的腹地之中。6月的阳光将这个北国小城照耀得如火如荼，让人丝毫也无法与冬季零下50多度联系起来。而一年之中的12个月中，根河确实有9个月需要取暖。过去的岁月烧去的柴禾来自一片片消失的森林，而今烧煤，并有不少人迁往了外地。除了驯鹿的鄂温克人，在这里生活的根河人大都是几十年前从山东、辽宁、吉林等地迁徒而来。
这里有过多年的繁忙，大兴安岭的木材源源不断从根河运往大江南北，贮木厂是小城最重要的企业，林业局林场可以说是小城的另一个名称。过往的一切留在了画册里，留在了几代人难以磨灭的记忆中。眼下，伐木工变作了看林人，大家挂在口边的是“天保工程”——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自1998年以来，兴安岭木材砍伐逐年减量，现已减产到位，大批工人需要谋求新的职业和技能，他们制造压缩板材、可以装卸的小木屋，所有的努力在与以往告别，与未来接轨。根河人守着富饶的大兴安岭，但再不能轻易动它一下，这需要足够的定力。
根河天亮得很早。刚来的那天，半夜里就醒了，窗外明晃晃的，以为至少到了7点，一看表不过才3点多，反复几次，只得早早起床。走到窗前一看，根河就在眼前，河对面的广场上已经有许多人翩翩起舞，那么多的人，男女老少，似乎这个小城的人都聚集在此了。舞在前面的高手穿戴耀眼，红衫白裤、白手套白帽子，仪仗队似的整齐好看，跟在后面的大队伍五颜六色，却也是招式分明。
清晨和夜晚，我在窗前看了好几回，根河水伴着音乐，伴着舞蹈，让人跃跃欲试。那天黄昏之后我忍不住踱过根河桥，进入到舞者的欢乐之中。用不着有任何忐忑，谁也不会在意一个人的加入，大家都是这样笑着来又笑着去。在我身边的这些或高大丰满，或皮肤白皙的女人，有蒙古族、满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俄罗斯族，这从她们的穿戴和不时的言语中能觉察出来。我摹仿着她们举手投足，扭动腰肢，想象着生活在此的种种愉悦。那是我度过的最为愉快的一天。
只有一个女子的舞蹈与众不同，我注意到她时，暮色已经降临，大批的人已在酣畅的运动之后纷纷散去，意犹未尽的还有一群人，她们伴随着一组民歌风的乐曲再次起舞。这女子却独自在一旁，仿佛只有音乐与她牵着一条线，她单薄的身体像一张弓，时而弯曲时而挺直，她随心所欲，两只手臂狂放不羁，在越来越浓的夜色中千变万化，就像6月根河那些黑色的带着神秘色彩的波涛，时而柔情时而迅猛。我从没在舞台之外的场合见到如此专注的独舞，或者她并不是为了舞蹈而只是一种宣泄。她在诉说什么呢，这个让我看不清模样的女人？
乐曲从“草原上的卓玛”到“哥哥门前一条弯弯的河”，再到土家人的龙船调，我在中国最北端的小城里，听到了来自三峡的“妹妹要过河，哪个来推我？”这女人，用力划动着手臂，似乎她就要过河，她伏下肩膀又昂起头，跺着脚，用尽了全身气力。她是妻子，是母亲，她心中的大河一定交织着千般的喜悦与苦痛，还有希冀啊。这个根河的女人，让我忍不住热泪盈眶。
我转身离去，根河就在身边。大桥上的灯光将河水映照得流光溢彩，我知道我来过了但却远远抵达不了这河的深奥，我只能记住这些人和这些时光。
这些缓缓流淌的让人眷念的时光。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现任《民族文学》杂志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