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今日我国的学术“守门人”,很多是“学而优则仕”,不少人身上或多或少地染有官场陋习,对知识和学术缺乏足够的信仰和敬畏,因而很容易受人情、关系、利益等非学术因素影响而无法公正、认真、严格地评价和把关。如此一来,我国大学教师队伍就像一支没有守门员的“学术足球队”。因为没有守门员,所以只好严格规定只有从什么角度、什么距离射进的“球”才算进球,否则一律不算。而这些角度与距离,就是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大学不断“创新”出来的一道又一道死“杠杠”:不是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不算成果;没多少篇核心期刊论文不给晋升何等职称;没有获得什么级别的课题不能晋升何种岗位;等等。这样就使教师很多时候都无法为学问、学术本身而努力,而只能为一道道“杠杠”而拼命。为了这些“杠杠”,他们不能不想方设法弄顶乌纱帽,不得不变得八面玲珑,不得不放低身段,到处搞关系,“混个脸熟”。
为什么说大学“去行政化”,并非像“不让校长参加校学术委员会”那样简单
在我国大学里,还有一种现象是:“改革”越来越频繁,考核越来越量化、奖励越来越多,学术质量却越来越低。从一定意义上说,该现象与高校行政化色彩浓厚不无关系。
在我国许多高校里,行政人员一般占到了员工总数的百分之三四十左右。这种过高的比例,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高校有限的办学资源被无谓浪费。而且,高校行政人员的身份是管理师生的“官员”,而非服务师生的“员工”。因为是“官员”,所以他们也很需要打造政绩,以利升迁。如何打造政绩?办法通常有二:
一是追求“高大全”。“高”是指让大学里大楼越来越高,“大”是让校园越来越大,“全”是让本、硕、博学位点越来越多、越来越全。在一些急于升迁的校领导眼里,只要轰轰烈烈地把高校GDP(这里借用经济学术语,主要指高校的总体发展规模)搞上去、彰显了“能力”和“政绩”,就OK了,至于在创造GDP过程中资源是否被无谓浪费、学校是否背上了巨额贷款、社会是否存在专业扩张需求等,则往往不在重点考虑之列。
二是不断“创新”校内制度。不管效果如何,在一些高校行政人员眼里,似乎只要是改革,就意味着进步;只要是创新,就可彰显政绩,有利升迁,于是才有那么多花样百出的所谓改革创新。诸如,量化考核、教学评估、硕士生学制缩短、岗位聘任、期刊排名、没有什么级别以上的课题或奖励不能晋升何种职称或岗位,乃至没有出国多少时间以上不得评教授、副教授等。殊不知,并非所有的“改革”都意味着进步,某些仅仅为了个人政绩而进行的所谓“改革”,本质上不是进步,而是瞎折腾。
近年来,大学“去行政化”的呼声很多,这些呼声中虽不乏过于理想化的表达,但也道出了大学管理体制改革的势在必行和大有可为。只是,大学“去行政化”,并非像“不让校长参加校学术委员会”那样简单,问题的关键是如何重建学界对知识的信仰和对学术的敬畏,如何转换大学管理者的管理职能。
(作者为北航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