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了王义桅先生《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一书，我深有感触。这本书表达了中国人最新的“欧洲文明观”。透过对欧洲文明的观察与思考，我们可以体会到，中华文明的复兴已经成为新时代的应有之义。
在历史上，究竟谁在唱衰欧洲？有三个高潮期。首先是美国在超越欧洲，二战后美国开始成为西方世界的领先者，大英帝国风光不再，世界文化中心也从巴黎移到了纽约。其次是冷战时期，美苏两强争霸世界，军事竞争再度将欧洲推到了历史的边缘。最后才是全球化时代，欧洲文明衰落已现端倪。
尽管严谨的学者们会从各个角度苛求《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立论的细节之处，但这本新著更像是一大篇“政论”，政论无需强求究竟“是”什么，而往往聚焦应该“为”什么，就像梁启超的《欧游新影录》也并不是客观的考察报告，而是表达其以中华文明救赎欧洲文明的主观意图一样。然而，时代的转换却让中国人对于欧洲文明有了更为清醒与全面的认知，王义桅先生系统总结了欧洲现代政治文明观的八大特征，它们分别是程序理性、强势社会、个人主义、自由竞争、人权优先、民意为大、民主至上与自我中心，这种归纳无疑是高屋建瓴的。
《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展现的是中国人眼中的欧洲文明，它不同于欧洲人反观自身文明，也不同于北美人隔海相望其文明之源。换句话说，在中国人所见的欧洲文明观里面，中国文明观始终作为欧洲文明观的对照物而存在，或者说是作为背景而潜存的。更进一步说，观照欧洲文明，并不是为了欧洲而欧洲，最终的目的，仍在于如何建构中华文明！
在这个意义上，《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的启示意义是丰富的，从作者所列的欧洲现代文明模式加以反推，我们可以将之对照的中国文明模式展露出来：如果说，欧洲持程序理性的，那么，中国文明则持“实用理性”抑或“实质理性”；如果说，欧洲文明是以强势社会为特征的，那么，中国文明则走的是“政府主导”的道路；如果说，欧洲文明倡导个人主义的话，那么，中国文明始终倡导“社群主义”或者“群体主义”；如果说，欧洲文明力主自由竞争的话，那么，中国文明则以“和谐共进”作为主导；如果说，欧洲文明高扬人权优先的话，那么，中国文明则更倾向于“公平优先”；如果说，欧洲文明是以民意为大的，而中国文明则是以“民生为大”的；如果说，欧洲文明推崇民主至上的话，那么，中国文明的民主类型则是“渐进民主”抑或“混合民主”的；如果说，欧洲文明始终是“自我中心”的，那么，中国文明则以著名的“黄金规则”作为准则，其核心内涵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按照欧洲人的现代性的历史建构，欧洲文明肇源于古希腊，那是欧洲人的“文明家园”，而今欧债危机恰恰源于希腊，这只能说是历史的巧合，真正衰落的，实乃是启蒙现代性的文明模式。正是在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之下，中华文明开启了复兴的伟大脚步，《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由此才应运而生，这恰恰就是一种文明间的“互看”。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