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国内朋友的邮件，得知老同学、老朋友、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胡新和(1955-2013)因心脏病突然去世，我感到万分震惊、悲痛、惋惜，脑子里不断地浮现出新和那笑眯眯的样子，回想起我们二十多年的友谊。现以此文，来纪念他才华出众、心地善良、乐于教书育人的一生。
说起来，新和与我，在我们第一次见面、互相知道对方之前，就已经是命运轨迹相交了。1982年，新和从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我从新乡师范学院物理系报考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自然辩证法专业、物理学思想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当时的招生由研究生院自然辩证法教研室主任赵中立教授主持，同时有一个强大的导师指导小组，包括许良英、范岱年、何成钧等几位著名物理学家和物理学史家。据说在几十个考生里，按考试总分算，新和是第三名，我是第四名，而原计划只招三人。但我们两个分数相差很少，而我们前四名（除了新和与我,还有刘兵和陈恒六）比后面的考生分数领先很多，所以让惜才的赵老师舍不得放弃我们中任何一个。恰好，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也在招两名物理学哲学的研究生，但他们的考生中除了一位（朱约林）其他似乎都不太理想，所以他们和赵老师等协商，把新和要去了。尽管这事情我当时根本不知情，但还是要感谢新和让位给我。
其实，开学以后，新和、约林同我很快不仅认识了，而且有很多课是在中科院研究生院这边一起上的，如量子场论、广义相对论和宇宙学、西方哲学史等。共同的经历和志趣使我们成为要好的朋友。当时正处在中国开启改革开放的历史关头，科学史、科学哲学界十分活跃，积极引介国际新思想，探讨国内改革的方向，我们的很多老师成为思想解放的先锋，所以大家在一起除了切磋学术之外，也经常交流信息，讨论国内的政治、社会、思想动态，是一段令人难忘的时光。
更巧的是，到了选硕士论文题目的时候，新和与我不约而同，都选择了量子力学史方面的题目：他选了薛定谔波动力学的科学哲学作为研究对象，而我则选择研究海森堡的矩阵力学和薛定谔的波动力学等价性证明历史及其所反映出的玻尔与爱因斯坦物理学纲领的分歧。我们两人都是1985年完成论文拿到硕士学位。毕业以后，我们都各自留在自己的培训单位工作：新和在社科院哲学所，我在中科院研究生院。
1986年我到美国留学以后有一段时间联系不多，但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新和以其杰出的学术成果、极好的组织能力和人缘，逐渐成为国内科学哲学界的领军人物之一。2009年我回国访问，新和这时已经成为中科院研究生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副院长、中国科学哲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他邀请我回母校就“中美当代科技史和科技政策研究”作了一个演讲，并陪我到学校的档案部门查资料。随后，还帮我安排在当年夏天到研究生院教了一门“近现代美国科技史”的短课，效果很好。后来新和在《自然辩证法通讯》担任主编，组织杂志的编委会，邀请我参加，我非常高兴地答应了。
2012年10月我回国访问，31日再到研究生院（已改名中国科学院大学）作演讲，晚餐时又见到新和。席上，谦谦君子的新和像往常一样，与大家说笑，交流信息，并笑谈起我们当年考研究生的趣事。新和告诉我，他正在组织关于中国物理学家、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总设计师谢家麟的口述历史访谈，还提到我的一篇文章对他的研究有用。几天后在济南开中国科协组织的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会议又见到他，讨论关于谢家麟的研究。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新和。
最后一次与新和联系，则是三个星期前的事，商讨我今年暑假再次回到国科大开一个短课的事情。正在我满心期待着和新和再次见面、倾谈的时候，却传来如此令人心碎的消息。
新和是我们这一批在20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科学哲学、科学史学者中的佼佼者，在学术上卓有成就，并从社科院哲学所、到中科院研究生院人文社会学院、到《自然辩证法通讯》、到科学哲学专业委员会，为科学哲学在国内的成长、壮大，为年轻人才的培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英年早逝，是中国科学哲学、科学史界的一大损失，更是我们这些有幸认识他、有幸成为他的朋友的人的心中的痛。这几年我们陆续失去了我们敬爱的赵中立和许良英等老师，怎么会转眼间就又失去新和？新和，安息吧，我们会永远在心中怀念你！(作者为美国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普莫娜分校历史系教授)
（注：胡新和，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主编、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哲学专业委员会主任，2013年5月13日因病与世长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