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提出：“晚清思想有一伏流曰佛学……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因梁氏作为重要的“亲历者”，使得这一论述极具影响力，后来学界便逐渐形成了“近现代佛学复兴”这一说法。不过，这次“佛学复兴”并非传统寺僧宗派层面上的，而更多是思想文化意义上的。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们对于佛学的选择，并非出于传统意义上的宗教信仰，而是因为佛学中的一些学说在形态上颇为类似于正在大举输入的西方新思潮——这一点在时人若章太炎、谭嗣同、梁启超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这些“新学家”们推重并深入佛学，乃是因抱持着从中探寻真理和知识的历史使命感，其中几乎已看不到隋唐以来宗派佛教“门户见深、入主出奴”（汤用彤语）等制度化宗教的思想桎梏。若回溯于历史，“近现代佛学复兴”这一文化现象更近于向梁启超所说的兼具“研究心”与“创作之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学学派的回归。
就主导近现代“佛学复兴”的知识群体而言，他们对各派佛学义理的选择，各有其不尽相同的倾向和侧重。已故的镰田茂雄教授便曾指出，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更倾向于华严学，而以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家则更倾向于唯识学，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镰田茂雄《中国佛教通史》第1卷）。导致这种学派分野的重要原因在于他们的思维方法显然都不是从零开始的。在学术思想事业的早期，他们均受到过系统的儒家经师之方法训练。曾经沉潜和出入于不同学派之经学所塑成的学术视野与方法取向，构成了他们后来理解佛学的前提范式。
有清一代的儒家经学可判分为三系，首先，居于正统的一派为古文学派。视孔子为史家，尊为“先师”，以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故偏重于“名物训诂”之学，其特色为文献考据的开展，所谓之“清代朴学”，事实上便主要建立在古文经学所建构的方法论上。显然，古文学派在其治学价值取向上颇近于现代历史学之径路。其次则为今文学派。以孔子为政治家，尊为“素王”，偏重于对经书“微言大义”的阐发，其特色为希图直接致用于现实政治的功利主义。以现在的学科分野视之，这是一种颇为典型的“政治哲学”径路。其三则为宋学派。以孔子为哲人，以四书五经为儒家载道之具，偏重于理气心性之辨，其特色是“玄想”的。这应类似于一种“道德哲学”。在晚清民初之际，梁启超所谓的“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的“新学家”中，“正统派之殿军”章太炎为古文大师；康有为、谭嗣同等则归属于今文经学；稍后的“第一代新儒家”马一浮、熊十力们则属宋学派。
章太炎是近代古文经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学术思想立足于古文经学“求是”的轨范而与现代学术价值理念相通，认为经学研究的目的是，“说经者所以存古，非以是适今也”，强调“字字征实，不蹈空言，语语心得，不因成说”（《与人论朴学报书》），反对在学术研究中掺杂个人主观价值。他平素治学，恪守理性主义立场，强调逻辑的严谨性。——就佛学中的派别而言，与这种倾向类似的，是唐代玄奘归国后所传的唯识学，该派学说注重名言概念的分析，使用的方法论是印度特有的逻辑学——因明论式，因明论式的三个组成部分——“宗”“因”“喻”三支可大致对应西方形式逻辑的三段论：“论题”“小前提”“大前提”。而章太炎在佛学方面，正是利用了这种最具思辨特质的唯识学中的三性、四分、八识诸概念，建构起他的“以唯识为宗”的思想体系，并试图以唯识学来融通庄子《齐物论》，兼以唯识学的观念阐明佛教无我平等之主张，“以宗教发起信心”，促进士民奋起。故太炎自谓唯识学“此一术也，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从入之途，与平生朴学相似，易于契机”（《自述学术次第》）云云，这显然直接揭示了儒家古文经学与佛教唯识学在方法论上的一致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