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历史之谜是一个严谨的学术论证过程，一些本来已经公认的研究结果在新的文献资料和技术手段面前，也有可能实现“价值的反转”
□总有一些单位和个人因为种种原因，对尚无定论的考古发现断章取义，甚至作捕风捉影的传播，这些行为大大背离了“谨言慎行”的学术品质
□当有新的考古发现时，不论是考古工作者还是文化工作者都应该平心静气，保持理智的态度，这样才能为大众提供更具有科学价值的信息
浙江平湖庄桥坟遗址发现距今约5000年的良渚原始文字，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葬群二期发掘渐现真容——近期，这些重大考古发现，令学界和公众都很兴奋。面对出土文物，普通民众可能更关注“国宝”的数量、长相和价值，而媒体也惯以“史上最早”、“改写历史”之类的描述，凸显考古发现的轰动性。不过，对考古成果的妄下结论不仅有悖科学精神，甚至有误导之嫌。在专家看来，无论考古发掘还是科学鉴定，都应当摒弃浮躁之心，恪守严谨之义。
一些考古疑问通过几代学者的努力才能解答，已公认研究成果也可能因新实证的出现而“反转”
作为考古学中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田野考古有着一套严密细致的操作流程，若不严格按照流程进行考古发掘工作，就有可能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不仅在学术界内贻笑大方，还会误导大众。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说，田野考古基本上可分为调查勘探、科学发掘、资料整理和书面报告等几部分，像浙江平湖庄桥坟这样的古遗址被发现之后，首先要对它进行详细勘探，看看它“分布的范围大致是什么样，面积有多大，这个聚落的构成如何，哪些是墓地，哪些是居住的地方，有没有核心区域等，都要弄清楚。”李伯谦说：“在勘探完毕的基础上，我们进行的是有计划的、科学的发掘，并不是随便挖，要遵照考古的地层学，看看到底谁‘压’着谁，这样才能判断历史时间的早晚。”
对于发掘出来的文物，考古工作者们要进行一系列的分类整理工作，许多文物需要清洗，要给它们编号，还有一些需要对它们进行绘图、拍照并作出各种统计。除此以外，各类器物的摆放地点、各类遗址的形成过程都能在考古发掘的过程中反映出来，比如墓坑在当时是如何挖掘的、棺材是用何种方式放置进去、棺椁的材质是什么、随葬品的位置关系如何等，这些细节体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礼制规范，将为后续的历史研究提供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在考古发掘和资料整理工作告一段落之后，考古工作者会用书面报告的形式将工作成果展示给社会公众。李伯谦表示：“这个书面报告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客观公布原始材料。”通过这份报告，我们一方面可以详细了解到整个考古发掘的过程及出土文物的信息，另一方面也能够看到考古工作者初步的研究成果：即这次发掘的重要性体现在何处，哪些问题已经基本厘清，哪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关注等。
无论在整理出土资料之时，还是在后续的深入研究中，科学鉴定都是将发掘信息转化为史学价值的重要手段。探索历史之谜不可能一蹴而就，科学鉴定的过程是一个严谨的学术论证过程。一些因为证据缺乏、技术不足等原因在短期内无法得到解答的疑问，有时甚至会耗费不止一代学者的精力，而一些本来已经被社会公认的研究结果在新的文献资料和技术手段面前，也有可能实现“价值的反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