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让中国走出计划经济体制，走上了新古典的经济增长之路，从而创造了中国奇迹。但是，在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经济增长之后，我们突然发现，中国已经处于泡沫经济中。凡是泡沫最终都是要破灭的，而泡沫破灭带来的后果几乎都是灾难性的。所以，准确理解中国泡沫经济的形成机理，并尽快对其加以有效治理，已经成为摆在中国管理层面前极为紧迫的任务。
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黄金增长”
中国的新古典增长始于1979年，主要是由这样几个因素造就的：第一，对内改革，解散人民公社，从而释放了农村剩余劳动，产生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民工潮”，导致了劳动投入的迅猛增加;第二，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带来了“外资潮”，从而导致资本投入的增长，突破了中国长期面临的金融约束;第三，传统的农业生产具有报酬递减的特征，而城市的工业部门则是属于报酬递增的，因为工业生产通常都会产生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的这种异质性告诉我们，当农村剩余劳动从报酬递减的农业部门大规模转移到报酬递增的城市工业部门，就一定会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就是所谓的城市化红利。
很显然，新古典增长只是从供给的角度解释了经济增长，并忽视了需求的约束。凡是转型经济国家(从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都会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的约束。造成需求约束的主要原因主要来自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工资增长受到剩余劳动的压制，在短期内难以快速增加，从而导致内需不足;第二，规模巨大的存量农村人口压制了国内消费的增长，因为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农民通常都具有自给自足的倾向。
由此可见，在经济转型期，上述这种产能释放与需求不足间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闭合产能过剩与需求不足之缺口的正确选择只能是出口。因此，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几乎所有工业化国家在其经济转型时期都理性地选择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
如果回顾一下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段时间内中国所发生的变化，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其实也是循着这样的逻辑走上经济增长之路的。在这段时间内，中国之所以能够创造出伟大的经济奇迹，就是因为我们对内选择了市场经济、对外选择了促进出口的正确之策，从而实现了政府与市场的完美结合。从1979年开始，我们先后解散了人民公社和国有企业，解决了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大二公”、资源配置与使用效率低下的问题;通过引进外资突破了因国内储蓄不足而造成的金融约束，导致社会产能释放;特别是发生在1994年的官方人民币汇率贬值(提升了中国对外贸易的竞争力)和2001年成功加入WTO(降低了中国参与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让中国的比较优势得到了极大的张扬。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所释放的产能大规模流向国际市场，在给世界经济带来活力的同时，也帮助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就闭合了所有转型经济国家都曾遇到过的“两缺口”，即外汇供给不足的缺口与资金不足的缺口，从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黄金增长”，被世人誉为“中国奇迹”。
21世纪后中国经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结构性失衡
进入21世纪之后，新古典增长方式内在的报酬递减律开始逐渐显现，并在国际国内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不能充分流动的约束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为：对内有城乡、要素和区域性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来自于环境和资源的约束;对外则有持续的贸易顺差。
面对新古典增长必定要产生的报酬递减问题，最好的应对方法，只能是增加全社会的人力资本供给，但我们的政策选择却是结构调整，这就刚好把事情做反了。因为在人力资本高度匮乏的情况下，调整结构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由此产生的后果只能是经济增长减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