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被民众投诉的地方官吏一边看，官官相护更是万年不易的传统。由于派专使出京查办成本太高等缘故，历代中央政权对于各地民众的越级上访上诉，绝大多数只能发还各地自行处理，所以很难走出层层批转、官官相护、让老百姓绕来绕去绕不出头的怪圈。
古代政府的截访招数
截访之事至晚北宋已有，清代的地方官最聪明，多以其他罪名先把赴京陈告者关起来
换一个角度看，等到中央受理民众投诉后层层批转下来，再求徇顾私情互为庇护，总嫌被动了一点，所以有些官吏应对民众赴京尚有更主动的措施，就是对上访者实行围追堵截，使之无法达到目的，简称截访。
截访之事至晚北宋已有，熙宁变法时期，主管河北路河防水利事务的中央特派员(制置河北河防水利)程昉在王安石支持下，大兴引水淤田工程。原武、雍丘等县的老百姓因为淤田淹毁了许多农田、房舍和坟墓，伤害秋稼，又无门投诉，便结成上访团去京师告状。程昉听说后，急忙命令这些县邑的领导赶紧把赴京上访团全部追回来，要处罚他们。上访团怕杖责，忙撒谎说我们去京城是要感谢政府引水淤田。结果是程昉的人替代上访团写了感谢信，再派两个吏员代表大家去京师登闻鼓院投递。当时王安石开心得不得了，谁要是再指责程昉在河北瞎胡搞，他就能理直气壮地为之辩护了。以后，随着各方弹章交劾，淤田清水损害民田的真相终于为中央所知，发文件给当地农民免去一种税负作为补偿(《宋史》卷九十五)，但是追截民众上访的官吏好像都没有被追究。
清代的地方官最聪明，多以其他罪名先把赴京陈告者关起来。盖基层百姓上访，一般多因州县官吏违法聚敛、科派勒折、漕粮浮收、侵蚀赈银等严重危害群众经济利益的劣政引起，但是以绝大多数乡野小农的经济能力、文化水准和社会阅历，千里迢迢赴京告状谈何容易?所以史料中所见清代农民越级上访，多是大家出钱湊盘缠，推举几个有点笔墨、见过世面的人，由他们带上众人署名画押的申状赴京投诉。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清代法律在认可人民上诉上访权利的同时，又有不许刁民“假地方公事聚众联谋、约会抗粮、聚钱构讼”，以及“代人捏写本状、教唆扛帮赴京”等罪名和刑罚，简直就像是为赴京投诉的准备过程度身定做似的，结果这些罪名都成了地方官截访的杀手锏，事实就是许多受众人“凑给盘费钱文赴京控告”的出头人物还没走进京门，就被州县当作聚众约会、敛钱构讼的“刁民”，申府申省，“严饬勒限严拿，不使稍有漏网”了。
话分两头，刁民确实有，比如北宋募民告官违法隐欺，不免被刁民钻空子，“或恐喝求财，或因报私怨”，最后只好停止有奖募告。再如朱元璋创建的鼓励老百姓将害民官吏直接揪送京师的规定，大概在实践中也有不少在当局看来是副作用的现象，所以到明仁宗继位后就改口了。讲透了这就是皇权与官僚的博弈，皇权不仅需要通过下情上达的管道掌握信息，也需要借助民众来加强对官僚的监督与控制，但同时又得防止刁民奸人趁机纠众滋事，挟制官府，扰乱统治秩序。这个制衡把握起来很不容易，官昏民刁，一头多压一点那一头就会翘起来，这就叫体制性尴尬吧。
(作者为上海书店出版社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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