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访钉子户的形成
上访钉子户的形成既是基层治理弱化的结果，也是信访体制形塑的结果，假设基层治理比较有力，大部分的基层矛盾、纠纷就不至于涌入信访轨道，假设现行的信访体制无法提供纠纷解决的功能，也无法满足钉子户的利益诉求，以利益追逐为目标的闹访、缠访的信访专业户也不会形成。
由于信访制度只完成了工作机制的官僚化，上下级之间构筑了一套压力型体制;与此同时，信访制度未能提供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它无法对信访问题有效地分类治理，因此，信访权利与信访秩序之间存在巨大张力。一方面，信访体制承认群众上访的权利，另一方面，基层政府负有规范群众上访秩序的责任，一旦出现非正常上访，需要追责的往往是基层政府，而非访民。为了免于追责，基层政府倾向于息事宁人，尽量安抚上访群众，这就为“信访经济学”创造了空间：一些机会主义者瞅准信访制度的缺陷，倾向于非正常上访，以迫使基层政府作出较大的让步，从而获得更多的利益。吊诡之处在于，越是老上访户，越是能掐准基层政府在信访制度中的痛处，也越是能获得更大的利益，一批闹访、缠访的上访专业户开始形成，是为上访钉子户。
很少有上访户一开始就具备钉子户的特质。上访钉子户的形成，需要具备特定的条件，比如，上访户需要有坚毅的性格，熟悉具体政策，尤为熟悉上访流程。大体说来，大多数上访钉子户并非一开始就是无理上访，他们多少有些冤屈，因此，支撑其闹访、缠访的必备条件往往是一股气。在这个意义上，上访钉子户的诉求大致有三类：获取经济利益、恢复名誉、“出气”。
获取经济利益
获取经济利益的上访钉子户最多，也是最能表现当前信访体制缺陷的方面。这种类型的钉子户一开始或许只有普通的利益诉求，且已得到了满足，但是，在与各级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钉子户慢慢发现了“信访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这一原理在于，基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最低限度上，只要上访，表达自己的困难，一般都可以从政府获得一定的经济救助，且不会受到任何追责，并且，上访越多，诉求越频繁，获取的经济利益就越多。假设上访户的技术较为娴熟，比如，选择在特定时间以特定方式上访，基层政府的维稳压力就比较大，这样，无论上访户是否有足够的理由，都可以获得不菲的经济利益作为补偿。如果一个地方的官民矛盾较复杂，这些有经验的上访户还可以通过“代理”普通访民上访，成为维权精英，既获得代理费，又可以进一步从地方政府手中获取经济利益。
恢复名誉
要求恢复名誉的上访钉子户往往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上访户的直接目的并非获取经济收益，而是恢复名誉并享受相当政治及经济待遇。近些年来，这一类型的上访钉子户已慢慢减少，但相似的上访钉子户仍不断涌现。比如，退伍军人待遇问题，民办教师待遇问题，老村干部生活补助问题，就上访户的诉求而言，这些上访理由基本上是历史造成的，由于没有相关配套政策，地方政府没有权力，也没有能力满足上访户的诉求。在统一的国家政策没有出台之前，地方政府倾向于在别的制度渠道内给予安抚，比如，对这些群体中的“上访积极分子”额外安排低保指标;一旦政策配套齐全，这类问题就可以基本解决。麻烦在于，此类问题具有群体性，而这些群体在争取权益的过程中，已有相当组织性，因此，即便政策上给予适当解决，满足这些群体的部分诉求，也不能终止这些群体的上访行为。因为，一旦这些群体认为政策不能反映其利益诉求，继续上访就在所难免，比如，一旦国家提高工资标准，这些群体就会跟着要求提高待遇。在这个意义上，这类上访群体的利益诉求没有上限，因此，他们一定是上访钉子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