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这种深刻认识，唐太宗君臣谨严自律，躬行节俭，力戒奢侈，杜绝骄纵，从多个方面采取了切实行动，以求“正自身”，带动营造了当时良好的政治风气和社会风气，减轻了对老百姓的剥削和压迫，使民众能够稳定、积极地劳作和生产生活，从而巩固了唐王朝的统治基础，史载贞观“二十年间，风俗简朴，衣无锦绣，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社会发展呈现出富裕和谐之良好局面。
其三，“务弘仁义”者国祚长，“专任诈力”者国祚短
这是唐太宗君臣探讨更多朝代兴亡经验教训后所形成的又一原则性认识和总结。史载“贞观初，太宗从容谓侍臣曰：‘周武平纣之乱，以有天下，秦皇因周之衰，遂吞六国，其得天下不殊，祚运长短若此之相悬也?’尚书右仆射萧瑀进曰：‘纣为无道，天下苦之，故八百诸侯，不期而会。周室微，六国无罪，秦氏专任智力，蚕食诸侯。平定虽同，人情则异。’太宗曰：‘不然，周既克殷，务弘仁义;秦既得志，专任诈力。非但取之有异，抑亦守之不同。祚之修短，意在兹乎!’”这里，君臣们讨论了周朝和秦朝国祚长短的原因，唐太宗明确地指出，周朝得天下后“务弘仁义”，所以国祚长，而秦朝得天下后“专任诈力”，所以国祚短，国家政策的不同才是导致国祚长短相差悬殊的原因，提出了“务弘仁义”者国祚长，“专任诈力”者国祚短的重要认识和结论。
贞观六年(632年)，唐太宗对这一重要认识和结论又作了一次清晰阐述，他对大臣们说：“朕闻周、秦初得天下，其事不异。然周则惟善是务，积功累德，所以能保八百之基。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罚，不过二世而灭。岂非为善者福祚延长，为恶者享年不永?……朕每将此事以为鉴戒，常恐不逮，为人所笑。”唐太宗的这段话，还是比较了周朝和秦朝国祚长短的原因，认为周朝“能保八百之基”，是因为“惟善是务，积功累德”;秦朝所以“不过二世而灭”，是因为“恣其奢淫，好行刑罚”。唐太宗这次说的“惟善是务，积功累德”，是对以前说的“务弘仁义”的进一步说明;“恣其奢淫，好行刑罚”，是对以前说的“专任诈力”的进一步说明。这表明唐太宗的认识和结论更加具体、明确和丰富了。
唐太宗的这一重要认识和结论，成为贞观君臣的共识和共论。贞观十一年(637年)，魏徵在上疏中说：“昔在有隋，统一寰宇，甲兵强锐，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举而弃之，尽为他人之有。彼炀帝岂恶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长久，故行桀虐，以就灭亡哉?恃其富强，不虞后患。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而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宫苑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无时，干戈不戢。外示严重，内多险忌，谗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殒于匹夫之手，子孙殄绝，为天下笑。”在这段疏文中，魏徵列举了隋炀帝不行“仁义”的种种表现，其结果是“殒于匹夫之手，子孙殄绝，为天下笑”。 魏徵还说：“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魏徵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必积其德义”的认识，与唐太宗“务弘仁义”者国祚长的认识，其实是一致的。贞观十一年，马周在上疏中也说：“臣历睹前代，自夏、殷、周及汉氏之有天下，传祚相继，多者八百余年，少者犹四五百年，皆为积德累业，恩结于人心。岂无僻王?赖前哲以免尔。自魏、晋已还，降及周、隋，多者不过五六十年，少者才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创业之君不务广恩化，当时仅能自守，后无遗德可思，故传嗣之主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马周的视野悠长深邃，纵览历代兴衰，探究个中原因，阐述强调的也是治理国家要“务广恩化”，要行仁义和仁政，以“积德累业，恩结于人心”，如此国家统治才能长治久安。
余论：唐太宗君臣认识和总结的进步性和局限性
唐太宗君臣所形成的这些原则性的认识和结论，对于贞观时期的国家施政发挥了很强的指导作用并得到了认真执行，也成为此后唐王朝长期施政的指导性方针和原则，有力推动了“贞观之治”、“开元之治”的形成。从中国古代政治理论发展史来看，唐太宗君臣的这些认识和结论，具有重要的政治智慧，是中国古代国家统治政策和政治理论的优秀组成部分，对于后世封建王朝治理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现代学界对于唐太宗的“存百姓，正自身”认识给予了高度评价。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唐太宗君臣的认识和总结有其明显的局限性。其一，他们的认识和总结，本质目的是为了汲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以维护巩固唐王朝的统治，而不是真正地为了天下老百姓的福祉。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对大臣们说：“朕终日孜孜，非但忧怜百姓，亦欲使卿等长守富贵。”这就充分表露了其本质目的。其二，唐太宗君臣践行“存百姓”、“正自身”等认识和结论，也有其迫于实际的压力。他们亲眼目睹了隋朝的迅速灭亡，目睹了隋炀帝“以万乘之尊，死于一夫之手……子弟同就诛夷，骸骨弃而莫掩，社稷颠陨，本枝殄绝”，目睹了老百姓“覆舟”的壮举，对老百姓产生了畏惧恐怖的心理。在这种心理压力下，他们才去保民重民和端正自身，并非真正出于完全自觉。封建统治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之间的对立矛盾，使得封建统治者不可能做到真正自觉。当然，对于这种局限性不宜苛求，在唐代前期的历史时期，唐太宗君臣能够形成上述原则性认识和结论并予以认真践行，无疑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
(刘玉峰：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赵霞单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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