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宏观经济及劳动就业，面临“外三化”（即数字化、全球化和绿色化）和“内三化”（即工业化、市场化和城镇化）“内外交困”的多重压力和挑战。伴随着“刘易斯拐点”或迟或早的到来，中国劳动力在总量上无限供给的时代终将会过去，但随着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工业化发展峰回路转、人口和劳动力城镇化转移走向市民化，中国转型期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将进一步加剧，未来通过深化改革促进就业发展的战略指向将会成为必然选择。
关键词 就业 中国就业政策 总量供求 结构矛盾 战略指向
深刻认识就业及就业政策的重大战略意义
就业，不仅是民生之本，而且是民权之根。充分就业，是世界各国政府施政的首要目标，是他们以保护民权为己任、得到选民支持都不得不放在首位的宏观政策目标。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政府来说，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是推动实现国民经济包容性增长、可持续发展、顺利实现“中国梦”的必要条件和必然选择。
首先，以传统劳动经济学理论视点来看，劳动作为人们谋生的基本手段，就业确实关乎“民生之本”。人为什么要劳动，或者说，劳动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意义究竟何在？再换句话说，劳动对人来说究竟是一种“外在”被迫的人生苦难，还是具有“内在”价值和意义的生命体验？对此，传统经济学（特别是劳动经济学）的回答是：劳动对人来说意味着一种“外在”的苦难。它将劳动假定为一种给人带来“负效用”的东西，是人们“谋生的手段”。其基本理论基础就是：劳动是为了谋生，为了解决“吃饭”，人们都是为了“挣钱”、“吃饭”而不得不劳动，所以劳动就业才被看作是“民生之本”。其实，这是一种局限于特定历史条件、基于物本功利主义的肤浅偏见，即用劳动价值论和唯物史观的观点来看待劳动就业。如果从正在走向“后工业化”的现代社会实际情况出发来看问题，那么，这种观点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不合时宜”、“不负责任”的想当然假定。
早在1876年，恩格斯就曾写过一篇著名文章，题目为《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20年后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在这篇带有科学考证性质的哲学论文中，恩格斯根据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观点，充分肯定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发挥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作用，实际上已经正面地触及了“人之所以为人”这个本源性哲学问题。他在开篇一段是这样说的：“政治经济学家们肯定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劳动确实跟自然界一起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提供劳动的材料，而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但是，劳动的意义远远不止于此。它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并且是重要到如此地步，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应该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①可见，从劳动价值论和唯物史观看，劳动是人区别于其他低等动物的根本标志，工作是人类实现自我价值的基本途径和方式。也就是说，人需要通过劳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只有通过工作才能体现人之所以为人的生命意义。对于“真正意义上的人”来说，劳动不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其本身就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具体生命形式，具有内在的人生价值意义。
不错，人类劳动曾经历原始社会“蒙昧初开”状态，那时候人类劳动往往与生物界捕食性活动“自然一体化”，不分彼此、难分高下；后来历经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雇佣制，都在一定程度上带有“轻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的专制性和邪恶性，也都使一大部分人（如奴隶、农奴或雇用工人）的劳动或工作“非人化”，异化为一种外在的、被迫的、不自由和不人道的，甚至是“苦难深重，牛马不如”的体能劳作。但是，对于“人”来说，这是一种“劳动异化”，它毕竟不属于人类社会的“本质”，不代表人类社会进步的“正义”指向。历史应该是超脱于自然的“真正人的社会史”，我们不能对这种非本质、非人性、非正义、非正常的假象“信以为真”，去误解“人”乃至误导人的“劳动价值”。对此，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也有经典论证。韦伯毕生致力于世界各民族宗教“经济伦理观”和“精神文化气质”的比较研究，他在20世纪初发表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这本书中，韦伯认为，西欧民族经过马丁·路德等宗教改革后形成的各派“新教”，其主要教义即“神召天命”思想乃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新教提倡每个人所从事的职业工作都是“神的召唤”，都体现着“上帝的意志”，从上帝的角度看，所有人的所有职业、工作和世俗事务本身都是正当的、崇高的道德活动，工作成就和成功正是一个人真正属于“上帝子民”的最直接、最崇高体现；人努力劳动、积极工作，不是为了追求超越需要的外在物质利益（这种追求不仅是“不正当”的而且是“邪恶”的），而是要体现“神的意志”，形成一种“善”的人生目标和精神追求。②其实，这种从宗教意义上引申出来的“工作态度”，不仅是一种“资本主义精神”，而且蕴涵着更深刻的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
关于工作的内在价值及激励意义，不仅有大量的直觉经验支撑，而且在理论上西方管理学家早有经典实证论析，其中最具典型代表意义的，就是赫茨伯格等人的激励—保健双因素理论（motivation-hygiene factors）。1959年，美国心理学家赫茨伯格（F.Herzberg）与莫斯纳（B.Mausner）、斯奈德曼（B.Snyderman）合作，对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一家企业200名工程师和会计师工作满意情况进行了实验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工作激励》一书，首次提出激励——保健双因素论；1966年，赫茨伯格在《工作与人性》一书中对于激励—保健因素论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受到了广泛好评并产生深远影响。③赫茨伯格等人采取关键事件访谈调查方式，即通过访问被调查者，请他们回答在工作中哪些事件使其感到“非常满意”或是“非常不满意”。经过分析调查结果，他们发现：对于工作感到“满意”的因素与“不满”的因素是有明显分别的。当被调查者对工作“满意”时，他们倾向于认可与工作内在有关的因素，诸如富有成就感、工作成绩得到认可、工作本身具有挑战性、负有重大责任、充满晋升机会和成长发展前景，等等；而当感到“不满意”时，他们则倾向于抱怨那些属于外在条件方面的因素，如公司政策不合理、监督管理不当、与主管关系不协调及工作条件差等。赫氏激励—保健双因素理论的基本政策含义就是：工作本身是最直接、最根本的激励因素，赋予人们“丰富化”的工作及充满“挑战性”、“成就感”和内在价值意义的就业机会和职业发展空间，是避免“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困境、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保证社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出路及政策取向。
放眼世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就业还是失业，人们有没有工作机会，不是一个简单的“吃饭”问题，而是重要的“民权”问题。在当代社会，一个人没有工作机会，即所谓“非自愿失业”，已经不是“没饭吃”那样简单的谋生问题，而是涉及到一个根本性的“民权”问题，即一个公民天然的、绝对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被剥夺的关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权利问题。正因为如此，现代世界各个国家，无论大小穷富，无不将“充分就业”作为政府首要宏观政策目标和施政任务来抓，从不敢稍有疏忽懈怠。在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英国、瑞典、挪威等北欧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已经完善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在号称“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面福利主义政策保护下，一个劳动者即使失业，不仅“吃饭”（维持生存）不成问题，而且可能还会吃得很好，甚至可能过上很“奢侈”的生活，但即便如此，几乎所有现代国家政府都仍然将充分就业作为其施政的首要政策目标。例如，1992年美国总统竞选中，身为阿肯色州州长的民主党候选人比尔·克林顿之所以打败前总统乔治·布什而获胜，相当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利用选民对“当前愚蠢的经济（形势）”下持续升高的失业率（从两年前的5.2%上升到7.8%）的失望；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12年前，即1980年共和党候选人罗纳德·里根与时任总统的民主党人吉米·卡特的总统竞选博弈中。④对此，如果不从“就业乃民权之根”的意义去深刻认识，这些会让人觉得“不可理喻”。一个人通过双手劳动谋取的，不仅是外在的物质条件和生存手段，而更重要的是“作为人”的生命价值和生活意义；同样，通过就业（即正当的社会工作）来获得的，也不仅是外在的职业体面或社会地位，而更重要的是自我人生价值的具体体现及高度实现。一个人失去工作机会，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失去了实现自我价值的权利。这应该成为我们看待就业、政府推行充分就业政策最具根本性、最有说服力的理由或理论根据。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宏观经济及劳动就业，面临“外三化”（即数字化、全球化和绿色化）和“内三化”（即工业化、市场化和城镇化）“内外交困”的多重压力和挑战：在遭遇金融危机、走向绿色发展的数字化生存时代，多年来主要依托“中国制造”支撑和推动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能否可持续？伴随着城镇化这个主旋律，人口与劳动力在空间区域流动配置上显著的城市集群化和东部沿海集聚化究竟意味着一种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在多重的社会矛盾中，怎么释放和分享“改革红利”才能使市场化改革坚定不移地持续下去？所有这些问题都给中国政府宏观经济及就业战略选择带来一系列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和潜在风险。⑤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循序渐进，以及人口再生产方式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中国就业形势也有所变化和缓解，政府在解决和安置劳动力就业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目前及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形势仍很严峻，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格局尚未根本改变，转轨中的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运行规律及一系列特殊人群的就业问题及其深刻根源尚不清楚，对此，社会各界特别是学术界专家学者都予以了极大关注，并进行各自的理论解释，相关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赖德胜教授及其团队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研究”就是其中一项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该成果已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并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⑥该项目从供给、需求和供需匹配等研究视角出发，通过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来解释转轨时期中国就业问题的特殊性，从而为正确认识和解决就业问题提供重要依据。笔者将在下文中对其相关观点作商榷性评述。
劳动权、工作机会本身对于一个人之所以为“人”具有决定性的内在意义。如果失业，就意味着失去了做“有用之人”的机会，丧失了创造价值和实现自我价值的必要条件。正因如此，失业才成为普遍关注的严重社会问题，保障充分就业成为世界各国政府首要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也是转型期中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