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转型期中国就业形势、焦点问题及未来走势的基本判断
赖德胜教授认为，当前我国就业领域的主要矛盾表现在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矛盾、国民经济重型化与扩大就业的矛盾、流动人口增加与城市就业压力增大的矛盾以及就业难与技工荒并存的矛盾，而转轨就业、青年就业和转移就业是目前就业领域的重点和难点，这也决定了中国就业政策的多重性和复杂性。大体上说来，这一判断抓住了中国就业问题的症结和要领，但相关理论逻辑及现实根由有待进一步探究。
首先，应该承认，在经济学意义上，劳动就业作为一种引致性需求，经济发展方式对其有着决定性影响；而工业化是中国“发展中”经济最显著的特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依托“中国制造”支撑和推动的，这也是毫无疑问的客观史实。1978年～2008年，工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的份额在35%～45%间徘徊，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与GDP增长率高度同步；在波动方向和幅度上，工业增长率对整个经济增长率具有明显的引领拉动作用。1980年以来，在中国出口总额及其变化中，食物及主供食用的活动物、饮料及酒类、动植物油脂及蜡、非食用原料、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等初级产品的出口份额不断下降，而化学品及有关产品、纺织产品、橡胶制品、矿业产品及其制造、机械及运输设备、杂项制品等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份额不断快速增加，后者最低占到60%多、最高接近95%，特别是2001年以来，中国出口规模的快速增加，其主要动因是来自工业制造业的拉动。⑦显而易见，近年来享誉世界市场的所谓“中国制造”现象，就是依托廉价劳动力发展低端出口制造业获得巨大经济成就的一个写照。关于经济发展方式对就业的影响，赖德胜教授明确指出：经济增长是扩大就业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经济增长并不必然或自动地促进就业增长，经济高增长、资本高投入能否带来就业增长和扩大就业机会，不仅仅依赖于经济增长率，还取决于采用何种增长模式；长期以来，投资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00年以后资本深化对就业负效应显著增长，资本正在加快替代劳动，这是2000年以后就业增长缓慢的原因之一；国民经济重工业化导致经济超常增长并没有带来就业的同步增长，加上在低层次劳动力供给过剩情况下，以较低的工资实现了一定幅度的就业增长，进而导致国内消费需求不足，以及出口下降导致就业岗位缩减等，都成为影响就业扩大的主要因素。
其次，对于中国这样的“三农大国”来说，在“改革开放”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伴随着城镇化这个主旋律，人口与劳动力在空间区域流动配置上，呈现出一种显著的城市集群化和东部沿海集聚化的大潮流或大趋势。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城市化，起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城市化率才达到10%左右），一直处于低水平起步状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发展大致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前十年随着经济改革在农村启动，主要依托农村乡镇企业发展，走出了一条小城镇为主的分散式城镇化发展道路；而后十年来，随着户籍管理制度的松动和劳动力市场的开放，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候鸟式的民工流动潮逐渐演变为迁徙鸟式的城市准居民定居状态，农村、小城镇逐渐衰败而大城市拥挤不堪乃至恶性膨胀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伴随着城镇化进程，人口区域流动和剩余劳动力非农化转移成为必然趋势。与发达国家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自由迁移流动所不同的是，由于受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管理等制度性因素的限制，中国人口迁移流动也就相应地表现为两种形态：一种就是正式永久性迁移，可以通过升学、提干、招工和参军，以及家庭团聚、在城市购买住房或土地被政府征用等正式渠道获得了城市户籍，而永久性地迁移到城市工作和生活；⑧另外一种则是非正式的临时性流动，即没有获得城市户籍而以寻求就业机会、为改善经济社会生活条件而“候鸟”式的流动。后者的典型表现形态即“民工潮”，这是由于城乡的户籍制度、就业政策及社会保障等制度性障碍的存在，使得人口和劳动力从农村迁移流动出去后，大多数并不能在所迁入区域和城镇永久性地居住下去，不得不回流到原来的农村。⑨就其实质来看，以“民工潮”为主流形态的劳动力转移流动，是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农民继联产承包制、乡镇企业之后，针对城乡隔绝、区域封闭的旧体制的第三次改革潮。其结果是，为城市和发达地区提供了急需的劳动力要素，促进了流入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但也加剧了流入地城镇就业的压力。多少年来，席卷全国、浩浩荡荡的“民工潮”，由西向东，由经济落后和贫困内陆边远地区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流动，而且其“潮势”越来越猛，一度成为政府和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焦点。但是，近年来从沿海浙东南及闽东南地区，在不知不觉中涌来了另一股潜流：“民工荒”。对此，有学者判断，这是劳动力市场供求的临时性现象，也有学者预言，这是“刘易斯拐点”即将来临的先兆。事实上，近年来“民工荒”现象的形成，有总量问题，但主要是区域性和结构性的，它其实是不健全劳动力市场机制作用的自然结果，并折射出一系列重要问题。
其三，教育规模扩张对毕业生就业状况有着重要影响。“学生就业难”是近年来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2013年大学毕业生人数再创新高，达到了699万，同时，预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又有所降低，因而有“史上最难就业季”之说。对此，很多人认为，大学扩招过快是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但赖德胜团队的实证研究结论似乎不支持这种想当然的判断。他们利用四个年份的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CNPC，2000；CHIP，2002；1%SPC，2005；CHIP，2007），以失业率作为核心指标，考察了各级教育毕业生的就业状况。结果发现，失业率随年龄的增长有一个自然的变化：不论对于哪级教育程度的个体，自其进入劳动力市场开始至28岁左右，经历了一个高失业率到低失业率的转变，28岁以后，失业率相对保持稳定。在各个年龄阶段，教育程度越高，失业率也越低；而对于一个大学毕业生来说，如果他不上大学，其失业率会更高，劳动参与率会更低，更不会得到一份劳动合同以及社会保险，这说明教育扩展并没有使个体就业状况变得更差。基于此，赖德胜教授认为，大学扩招是中国经济及教育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经阶段，这既是经济增长的需要，更是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政府的大学扩招决策是明智而正确的选择；大学生就业是青年就业的一部分，如果大量高中毕业生上不了大学，今天就业难的对象也许不是大学毕业生，而是高中毕业生，这丝毫不会减轻社会和家庭的压力；大学扩招对创新和发展的综合效应短期内很难显现出来，长期来看，最近十几年的高等教育扩招很可能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源泉。⑩对此，笔者看法稍有不同。教育是一种短期消费，更是一种长期的、战略性的人力资本投资，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战略性产业地位和作用主要体现在后者而不是前者，而当时出台的扩招政策的直接动机和理论根据恰恰是将它作为短期内“拉动内需”的策略来推出的；由于高校大规模甚至有些盲目的扩招，造成“学历注水”或“教育过度”，导致青年劳动力供给与国民经济产业需求出现严重的结构性错位，才导致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大学生就业难”与“技工荒”同时并存的尴尬局面。这能说当初扩招决策是一种“明智而正确的选择”吗？似乎很难说。当然，赖教授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承认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与高等教育快速扩招有一定联系：从数量上来看，大学毕业生的供给大幅度增加，其对就业岗位的期待要高得多，而需求的调整则相对较慢，导致供需出现缺口；从质量上来看，大学扩招是在准备不是很充分情况下启动的，很多承担扩招任务的院校无论硬件和软件都达不到有关要求，结果，人才培养的质量也就难于适应市场的需求。
当然，如果深究起来，大学生就业难还有更深层次的体制根源。由于劳动力市场存在着严重的制度性分割，地区、部门、单位之间的福利待遇差别很大，相互间的流动性受到了有形无形框框的限制，如果去了条件不怎么好的地区和单位工作，再选择和再流动的成本会很高。因此，很多毕业生宁可漂在北上广，也不愿回家乡或到其他地方工作，导致的结果是大学毕业生区域或单位配置的两极化。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还得进一步深化改革，打破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为了更科学客观地描述、分析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对就业所造成的影响，赖德胜团队采用半对数线性回归模型，选取了劳动力市场信息完善、劳动力市场分割、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五个变量作为失业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劳动力市场信息作为关键解释变量，选择职业介绍机构数、职业介绍机构人数和网民比例三个指标，经济增长由人均GDP来表示，产业结构使用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来表示，外商直接投资用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比例表示，劳动力市场分割用国有企业职工占全体就业人员的比例来表示。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市场信息完善程度与失业率负相关，市场信息越完善，失业率越低；经济增长与失业率的变动呈正向变动，第三产业的发展对失业率没有显著影响；劳动力市场分割越严重，失业率越高。这从宏观层面验证了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对就业所造成的根本性影响。
对于当前中国就业领域的重点和难点，赖德胜教授形象地比喻为“就业三碰头”，即“转轨就业”、“青年就业”和“转移就业”三大重点难点问题同时聚集在了一起，造成了近年来扩大劳动就业前所未有的困境。笔者以为，这个“三碰头”的说法很形象，大体上把准了就业形势的基本脉搏，但如果细究起来，其在逻辑上多少有点不通：“转轨就业”或“转轨失业”，实际上是指市场化体制转轨过程中导致的就业问题；而所谓“青年就业”或“青年失业”，是指15岁～24岁的劳动力群体，特别是青年大学生和以青年为主体的农民工群体的就业或失业问题；至于“转移就业”，后文又叫“农民工就业”，是指城镇化带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这样三个概念其实不在一个逻辑层次，而是相互参合、彼此交错的。
笔者以为，“市场化”、“工业化”和“城镇化”是当今中国改革转轨和发展转型的三大主题，参照着人口和劳动力自然增长、地域迁移和结构变化的大方向和大趋势，用“一个拐点三个化”来描述中国当前及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的劳动就业态势，可能会更清楚、更合乎历史逻辑一些。伴随着“刘易斯拐点”或迟或早的到来，中国劳动力在总量上无限供给的时代终将会过去，但随着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工业化发展峰回路转、人口和劳动力城镇化转移走向市民化，中国转型期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将进一步加剧，未来通过深化改革促进就业发展的战略指向将会成为必然选择。
转型期政府就业政策得失及未来就业战略的基本指向
赖德胜教授认为，近年来的积极就业政策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也存在着问题，诸如：积极就业政策与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性有待加强；积极就业政策的重点不突出；一些具体措施落实不力，缺乏可操作性；积极就业政策的配套措施不全，影响了贯彻落实的效果，等等。目前，中国就业战略的主要特点表现有三：一是强调经济增长优先，加强增长带动就业的作用；二是重视政府主导和发挥国有企业稳定就业作用；三是重视以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四是采取不平衡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在总结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赖德胜教授提出了实施扩大就业发展战略的具体举措，其原则与目标可以概括为“实施一项战略，做好两项统筹，实现三大目标”，即实施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做好“城乡统筹就业”和“地区统筹就业”，实现“规模扩大、结构优化、质量提高”三大目标。笔者以为，这样的归纳和总结是全面而周到的，但没有特别突出未来扩大就业的“杠杆解”，即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以此作为促进就业扩大的根本动力。
赖德胜教授还特别研究了创业带动就业的效应及其政策选择，以及特殊群体（如失地农民、残疾人等）的就业困境及政策取向，这些都是很有见地的学术观点。但无论是取代传统“一人一岗”而形成“一人带动一群岗位”的创业促就业模式，还是大学毕业生、青年农民工、城镇下岗工人等特殊群体的就业和再就业问题，其实说到底都是近年来市场化改革滞后，特别是教育、文化等非物质生产领域改革严重滞后引起的经济发展方式难以转换、劳动力市场严重制度性分割、就业岗位供给与劳动力就业需求严重错位等后果带来的矛盾和困境。因此，“十二五”及未来十年的扩大就业发展战略目标和任务，要从“量质齐升、和谐劳动、促进创业、提高素质、制度完善”五个方面来落实，其中最为根本的是“制度保障”，抓住了深化改革、全方位反落差市场化改革这个“杠杆解”，才是真正抓住了扩大就业的“牛鼻子”，全面小康中国梦才可能得以最终实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2&ZD094）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80页。
2 参见：［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
3 Herzberg，F.，Mausner，B.and Snyderman，B.，The Motivation to work，New York：John Wiley & Sons，1959.- Herzberg，F.Work and the natue of man，Cleveland，OH:World Publishing，1966.
4［美］保罗·克鲁格曼、罗宾·韦尔斯：《宏观经济学》（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5～56页。
5 7 李宝元主笔：《企业用工之困：2012中国人本发展报告》，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15、9页。
6 赖德胜等：《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8 邓曲恒、古斯塔夫森：“中国的永久移民”，《经济研究》，2007年第4期。
9 蔡昉：“劳动力迁移的两个过程及其制度障碍”，《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4期。
10 赖德胜：“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结与解”，《法治周末》，2013年6月5日。
A "Leveraged" Solution to the Structural Problem Affecting China's Employment Market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Comment on Lai Desheng's Research on Implementing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to Increase Employment
Li Baoyuan
Abstract: In the middle of a transitional period, China is confronted with multipl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hallenges facing its macro-economy and labor market. The international challenges include digitization, globaliz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while the domestic challenges include industrialization, market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As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will come sooner or later, China's previous unlimited supply of labor will not continue.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market-oriented reform, further progress in the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changes in the rural people who used to be migrant workers in cities but now choose to settle down, the structural problems affecting China's employment market in a period of transition will further intensify. As such, maintaining the strategic orientation of promoting employment through deepening of reform will be an inevitable choice to make.
Keywords: employment, Chinese employment policy, total supply and demand and structural problems, strategic orientation
【作者简介】
李宝元，北京师范大学人本发展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人力资源管理系主任、教授、博导。
研究方向：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主要著作：《人力资本论》、《人本管理学要义》、《人力资源管理通要》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