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随着后冷战时期欧盟的急速扩张，欧洲一体化在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也蕴藏了风险与危机。主权债务危机是欧盟长期存在的“欧洲病”的集中爆发，并加重了问题的严重程度。由于“法德发动机”失衡、成员国出现离心和内顾倾向等原因，欧洲一体化出现动力支持和政治意愿不足，并陷入启动以来的一次大低谷。欧洲一体化未来进程中的关键是妥善处理成员之间的异质性问题。为此，需要对一体化进程本身加以反思，通过推进“差异化的一体化”，实现从地区主义到地区治理的转变。
关键词 欧盟 欧洲一体化 主权债务危机 差异化的一体化
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查尔斯·库普乾（Charles Kupchan）曾在其著作中把欧洲走向一体化视为“20世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之一”，认为“它代表了一个转折点，在每一点上都跟美国作为一个联邦建国具有一样重大的意义，甚至可能更重要。”①经过60多年的实践，欧洲的联合不仅影响了20世纪的国际政治格局，也对21世纪的世界发挥着持续的作用。然而，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源自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迅速蔓延至欧元区并撼动了整个欧盟，且3年多来久拖不决。这场史无前例的内发性地区危机，给“欧洲大厦”带来新的巨大变数，以致于10年前对欧洲一体化赞誉有加的库普乾转而声称“欧盟正在缓慢死亡”，“不久之后的某一天，当我们回望大西洋彼岸时，或许会发现，过去半个世纪中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欧洲一体化已是昨日云烟”。②虽然库普乾只是在描述一种可能，并仅仅代表了关于欧盟前景诸多观点当中的一种悲观论调，但欧盟的困境的确应当促使人们重新审视欧洲联合的历程，以便对欧洲一体化的未来进行重新判断。
“欧洲病”的长期累积
冷战结束以后，原欧共体国家通过欧洲联盟框架继续深化一体化进程，一方面提高了其作为一个整体在世界上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改善了其地区内部事务的治理水平，但这一进程也带来负面效应。尽管欧洲一体化被普遍视为地区合作的典范，一些敏锐的学者早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发生以前，就已指出其中蕴藏的风险和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欧盟而言绝非“偶感风寒”，而是“积小疾成大疾”。危机植根于欧元区货币权与财政权分离的制度设计③，但同时更是“欧洲病”长期累积、集中爆发的结果，并进一步加重了病症。伴随欧洲一体化进程不断深入而不断加重的“欧洲病”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成员国急速增多、忽视内部差异性的联合以及地区国家间关系变化，带来了欧盟认同感和合法性的下降。冷战结束后，欧盟为了国际政治经济竞争中抢占先机，在“大欧洲”梦想的驱动下迅速实现了领土疆域的拓展，但这同时意味着其在入盟标准和质量控制上有所放松，由此带来欧盟成员之间同质性大大降低。在1995～2007年短短13年中，欧盟经历4次扩张，成员国由原来的12国迅速达到27国，新加入的15个国家与原欧共体国家之间在发展程度、经济模式、政治遗产、文化传统等方面均存在巨大差异。欧盟在急速扩张的同时虽然通过入盟资格的把关暂时掩盖了这种差异，但各成员国长期历史中形成的差异性并未因为加入了共同联盟而消失。这就导致了原欧共体国家与新入盟国家之间认同度较低的问题，也使英国等传统“疑欧国家”的离心倾向进一步加重。早在2000年，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就提出过“双速欧洲”（Two-speed Europe）概念，以是否愿意在一体化道路上走得更远为标准把欧盟成员划分为两部分。而十年之后，拥有27个成员国并且仍有扩大趋势的欧盟，其内部差异程度已经不是“双速欧洲”所能涵盖，事实上已经成为“多速欧洲”，欧盟内部的政治裂痕也有扩大和变多的趋势。目前的大欧盟框架中，东西矛盾、南北矛盾、核心国家与周边国家的矛盾以及民族国家与超民族机构的矛盾交织在一起，使欧盟成员之间同质性程度大为降低。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产生的“新欧洲”与“老欧洲”分歧，至今仍未能弥合。以上情况表明，无论是在欧盟自身发展还是在重大对外方针上，扩大后的欧盟采取集体行动已经遇到了新的重大障碍。
在大欧盟框架下，福利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弊病日渐暴露，积重难返，当其通过一体化日渐连接在一起时，危险大大增加了。作为资本主义的发源地，欧洲国家在二战后率先实现了向福利国家的转变。福利国家模式在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和提高民众生活保障与幸福指数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国际经济领域竞争的加剧，福利政策给主权国家带来沉重负担、有公平而无效率等问题日益凸显。此外，福利国家政策虽然为欧洲国家普遍采用，但欧盟内部又存在着几种不同的模式。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所代表的北欧模式，以高税收、高福利、低失业率为特征。由于这些中小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人口少以及族群差异和社会矛盾较少，国家税收能够支撑高福利负担，因而这种模式是欧洲发展水平最高的福利模式，问题较少，相对较为成功；法国、德国、比利时、奥地利等国家采用的大陆模式强调就业保护，国家福利支出非常庞大，但大陆国家经济基础相对雄厚，福利公共资金筹集除了依靠国家税收外，个人、企业、社会组织也参与其中，经济状况较好时基本可以周转。不过，过高的失业保障也产生了“养懒人”现象，就业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加重国家财政负担的同时也降低了经济效率。在世界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法国等国家的经济也遇到较大困难，虽然没有发生严重危机，但国家财政开支已经难以负担。英国采用的是和美国类似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崇尚自由竞争，福利水平较低，工会力量较弱，避免了很多福利国家的弊病，却也强化了与欧盟特殊成员的差异性；问题最大的是以“笨猪五国”（PIIGS）为代表的南欧模式或地中海模式：这些国家基本上采用了欧洲大陆国家的高福利政策，但经济基础却较为薄弱，且福利公共资金来源渠道单一，主要依靠国家财政负担，因而赤字率在“借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中不断扩大。这种模式在经济形势较好的情况下能暂时得以维持，但在欧美债务危机的冲击下便难以为继。福利国家造成的国家财政负担过重进而影响经济发展的问题，是欧盟几乎所有国家面临的共同考验，其区别只是程度的不同。在西方民主选举国家中，福利国家面临的另一共同难题是福利水平只能提升却难以降低，因为后者损害到选民利益，政府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导致自身倒台。欧盟国家近年来领导人频繁更替，包括2011年“笨猪五国”的政府变更和2012年法国大选新领导人的产生，都和福利制度改革议题有较为紧密的关联。
欧盟机构的复杂化带来的制度效率的下降。戴维·卡莱欧（David Calleo）在本世纪初就指出欧盟“各种复杂的机构铺陈过宽，需要做根本的改革”，④但随着欧盟机构日趋庞大和复杂，改革的难度也在增大。随着疆域的扩大和一体化程度的提高，欧盟的组织机构也日益复杂，繁琐的行政程序导致了决策难产和政治成本上升；庞大的“布鲁塞尔官僚机构”已经受到越来越多欧洲民众的诟病。扩大了的欧盟委员会、欧洲理事会、欧洲议会等机构及其与成员国政府之间的权力分配问题从未能真正解决，各方之间常常相互掣肘，难以取得共识。存在同样弊端的欧洲货币联盟则由于其效率低下而直接影响了欧洲危机的救援。比如，欧洲央行的最高决策机构管理委员会包括6名执行委员和欧元区17个成员国的央行行长，与此相比，美联储决策机构中的地方储备银行成员只有5名。决策机构过于庞大和成员国之间利益的纷争使欧洲央行难以作为，在很多重大问题上无法采取行动，从而错过了危机救援的最佳时机。《里斯本条约》从形式上加强了欧盟的地位，却并未解决其制度上的固有弊病。欧盟虽然选举了理事会常任主席、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但作为成员国妥协的结果，在各种力量的牵制下，所谓欧盟“总体”和“外长”发挥的实际作用远远小于其象征意义。此外，欧盟长期存在的“民主赤字”问题对于其制度的有效性也存在负面影响。在欧盟的主要机构中，只有欧洲议会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但也没有完全实行代议制民主制度。缺乏效率的欧盟和欧元区制度设计在公平上同样问题严重，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竞争力的巨大差距，德国凭借自身雄厚的经济实力成为欧盟内部贸易中最大的赢家；希腊等经济状况较差的成员国在一体化过程中成为欧盟内部贸易的受损者，得到的补偿是通过加入欧元区获得了以较低利率借债的权利。双方的这种平衡在主权债务危机发生后被打破，彼此之间的冲突和对立便凸显出来，进一步削弱了欧盟的行为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