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成员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比较优势出现持续下降。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已经成为欧盟今后经济发展的制约性因素。欧洲在1900年时人口约占世界的1／4，目前的7亿左右人口只占世界的10%左右。欧盟国家的人口在绝对数量和世界中所占比重继续下降的同时，老龄化问题也非常严重。由于福利国家模式导致的企业负担重、劳动力成本高等问题，欧洲在制造业等领域的竞争力和比较优势不足的问题逐渐显现，导致很多国家出现了去工业化、实体经济空心化现象。国内次债危机发生后，美国利用美元霸权，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向其他国家转移危机，也给欧洲国家带来不利影响。为应对主权债务危机带来的挑战，欧盟不但允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组织介入危机救援，还一再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求助。欧洲这个全球治理的主要倡导者，已经转而成为全球治理的对象。这一变化表明，欧盟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的地位已经相对下降。
欧盟能否延续“危机——超越”模式？
从起源上看，欧洲一体化植根于有着深远传统的“欧洲观念”；而二战后欧洲统一的梦想最终能够实现“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飞跃，也得益于让·莫内等政治家和思想家的设计与推动。至关重要的一点，当然还在于冷战特殊时代背景下法德两个大国的共同需求和携手推进。此后60余年，欧洲一体化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当我们从一个较长的时段回顾其历程时，不难发现，尽管它总体上是呈螺旋式上升趋势，但绝非一帆风顺，危机甚至倒退伴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全部历史。
新功能主义一体化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对“外溢”的类型进行了划分，并提出了“回溢”（spill back）的概念，意指一体化机构中的功能范围和权力退回到外溢之前状态的现象，从理论上指出一体化进程可能出现倒退的情况。⑤前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曾观察到“欧洲共同体为时尚短的历史是一部充满危机的历史。人们也许还可以说它是在危机中和通过危机而向前进展的”。⑥曾担任欧共体（欧盟）委员会主席长达十年之久，并为欧洲一体化作出了巨大贡献的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在回顾欧洲历程时也指出，“欧洲一体化经历了风风雨雨，它有过充满希望和阔步发展的时代，更有过长期衰落和止步不前的岁月”。⑦欧洲一体化是在兴衰起伏中向前的进程，“危机——超越”模式是其历史发展的基本特征。迄今为止，欧洲一体化从总体上看仍然是一个在不断克服障碍、超越危机基础上向前走的进程；但也并非所有领域都是如此，比如，在军事安全领域，欧洲的联合大体上仍未超越1954年功败垂成的“欧洲防务集团”所设想的程度。
那么，目前困境中的欧盟能否延续历史上这种“危机——超越”模式？地区一体化就其本质而言是地区国家，特别是具有关键影响力的地区核心国家推动下的自愿联合。60余年欧洲联合的实践表明，地区核心国家的推动是一体化前进的主要动力，成员国的协调一致则是一体化实现突破的基本条件。如今深陷困境中的欧盟，却同时在这两个方面遇到障碍。
推动欧洲一体化的核心国家、特别是“法德发动机”（the Franco-German Motor）之间的失衡，造成了一体化动力的不足。法德这两个历史上的宿敌能在二战后迅速和解，携手推动欧洲联合进程，与处置德国问题紧密相连。通过共同体建设达到“捆绑”德国、维持欧洲和平的目的，一直是法国等国家推动欧洲一体化的重要考量。“法国的利益就要求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约束德国，当然，有战略头脑的法国人知道，要想持久约束德国，法国也必须以同样的方式约束自己。”⑧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斯坦利·霍夫曼曾将这一战略比喻为“与虎共享一个金笼的驯虎政策”。⑨德国则从自己的利益出发采取了“自我固定”于联合起来的欧洲的策略，因为“德国人想避免再次出现反对德国的联盟，必须将我国固定在一个大欧洲的联盟之中”。⑩但随着后冷战时代欧盟的急剧扩大和德国地位的不断上升，其对德国的“捆绑”政策越来越难以奏效，“欧洲的德国还是德国的欧洲”问题日益凸显。在法国人看来，欧盟的新机制导致了法国影响力的急剧下降，其对《欧盟宪法条约》的否决即是这种认识的反映。以德国重新统一为分界点，法国和德国在欧洲一体化中的“动议者”角色已经互换，这导致法德发动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松动。欧债危机发生后，德国对危机解决的主导权加重了法德之间的不平衡。同时，法德等欧洲一体化的最早发动者自身的经济也面临着巨大困难，难以肩负带动欧盟经济复苏的重担。德、法、意作为最早推动一体化的欧洲大国国内形势的恶化使问题变得更为严重。深陷债务危机的意大利已经由G7成员沦为“欧洲病夫”，成为被救援对象；作为欧元区第二大经济体的法国也面临着国内福利模式运转艰难、失业严重和财政风险上升的问题，很多法国民众认为欧洲一体化使自己国家的财富被其他国家分享；德国虽然在重新统一后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欧盟的主宰者，也从欧洲货币联盟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并在主权债务危机发生后取得危机救援的掌控权，但由于周边国家陷入群体性危机，欧盟演变成为一个“转移支付”联盟，已经成为德国政府特别是国内民众最大的担忧。法德轴心的失衡及欧盟核心大国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使欧洲一体化“火车头”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以至于有学者认为“欧盟已经不是建立在法德发动机基础之上”。
欧盟的困境加速了成员国的离心和内顾倾向，使协调一致变得更加困难。布热津斯基在上个世纪末就观察到，“今天的西欧给人的印象是问题多，不齐心……没有共同的较远大眼光。欧洲一体化越来越成为一个进程而不是一项事业。”主权债务危机的发生则使这种“作为一个进程”的一体化也面临停滞的风险。随着欧盟的不断扩大，欧洲一体化给成员国所带来收益的边际递减效应逐渐显现，相反，围绕“谁得到、谁失去”和如何进行内部利益分配的斗争越来越激烈。由于欧洲的一体化以经济领域为主，政治一体化建设相对滞后，成员国之间在地区经济发展顺利尚能得以维持合作，在经济遭遇困境时就会遇到障碍。欧洲经济的不景气推动了疑欧主义（Euroscepticism）的兴起，由此引发的欧洲认同危机，可能会成为长期阻碍欧洲一体化继续深化的因素。一家英国民意调查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高达49%的英国民众赞成本国脱离欧盟；作为欧盟核心国家的德国，也有25%的民众认为自己的国家应该离开欧盟，支持继续留在欧盟的比例只有57%；两个国家对欧盟前景持悲观态度民众的比例分别达到65%和54%。二战后西欧走向联合，从根本上说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但欧洲的困境则使维系欧盟和欧元区的“政治粘合剂”（political glue）面临着消解的危险。主权债务危机发生后，欧盟成员国普遍出现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激进政治势力也有所上升，地区内部政府与政府、政府与民众、民族与民族之间冲突的不断加剧。在此背景下，处于困境中的欧盟更多地成为一个成员国之间以本国利益为出发点讨价还价的平台，而不是危机救援的中枢神经；为了赢得选票，各国领导人在欧盟峰会上纷纷以本国利益捍卫者的面目出现，退让和妥协变得更为困难。
综上所述，从理论和历史经验看，欧洲一体化存在停滞和倒退的可能；而从现实情景看，这种理论上的低谷已经成为一种现实。对欧盟而言，债务危机本身并不可怕。任何经济危机都有一个发生、发展和衰退的过程。在欧盟一系列应对举措的作用下，债务危机本身“最危险的时刻已成往事”，“悲观主义者最明显的错误在于，他们低估了欧洲各国领导人保持局势稳定的政治意愿”。主权债务危机的危险之处，一方面在于它暴露了欧元区本身存在的制度缺陷，因而并非简单地实现有关国家的债务平衡就意味着危机得到解决；只有通过继续深化一体化实现财政联盟，才是消除危机发生根源的治本之策。欧洲货币联盟内部政治经济博弈的复杂性和尖锐化，决定了财政联盟很难在短时间内建立，因而欧元区制度缺陷的纠正更可能是一种“病去如抽丝”的过程。主权债务危机另一方面的危险，在于它凸显了冷战后欧盟全面一体化进程中累积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而这些矛盾和问题的解决，甚至远比应对债务危机本身更为艰难和漫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