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掌控权力的利与弊
权力掌控真理必然导致权力的专制腐败，可是，人类又离不开权力和真理。那么，让真理掌控权力又会如何呢？
概而言之，与权力掌控真理相反，真理掌控权力则是人的人性掌控人的动物性，是人的理性战胜人的本能，是野蛮向文明服膺。因此，真理掌控权力是公平正义的人类文明理性的生活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从古到今，人们都倡导贤人政治、精英执政、专家治国或学者从政等真理掌控权力的思想、制度和实践，主张真理者应该享有权力。不过，真理掌控权力，使权力服从和服务于真理，会产生“权力性真理”。这种权力性真理，如果没有制约，容易导致理性的自负和真理权的专横。
智者掌握权力的贤人政治。所谓贤人，就是有才有德的人，贤人政治是以贤人执掌政权的政治。为了追求文明理想的政治生活方式，中西古代哲人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贤人政治。正如罗素所说：“柏拉图与孔子一样，在贤人政府里找出路。”11不过，由于对“贤人”的理解和要求的不同，导致了东西方贤人政治的根本区别。
孔子等东方古代哲人所追求的贤人政治，其实是将道德与权力、个人道德品格与国家治理相结合的“德治政治”，总体上是与科学理性相对立的。而西方古代哲人所倡导的贤人政治，如同柏拉图的“哲学王”一样，是理性之治和智慧之治，也就是爱真理者掌权或真理掌控权力。苏格拉底指出，判断真理要靠知识，不能靠多数，认为“知识即美德”，政治并非权术，而是一种知识或技艺，拥有知识的“最优秀的人”才能治理国家。这种“知识治国”论由柏拉图继承并发展为“哲学王”治国的思想。“柏拉图把哲学家看成是‘真正完善的人’，其原因在于哲学家有知识，在这里柏拉图继承了苏格拉底的‘知识治国’论，认为治理国家要靠知识，强调了知识的作用。”柏拉图认为：“把知识、美德和权力结合起来，集于一身，才能治理好国家。”12实际上，柏拉图也强调“知识即美德”，哲学家就是“爱智者”，“哲学王”精通科学、崇尚理性、智慧超群，即是“热爱真理的人”，哲学家懂得辩证法，能把握永恒不变的事物，掌握实在的知识或真理，所以，哲学家应该当国王。萨拜因说：“人类只有在两种条件下才能遇上太平盛世：或者是那些正确而真诚地奉行哲学的人获得政治权力，或者是那些握有政治控制权的人在某种上天所作安排的引导下成为真正的哲学家。”13柏拉图的这种“知识治国”思想，是在否定强权政治的基础上，主张智者政治，倡导真理者应该享有权力。
精英掌握权力的精英政治。如果说古代的贤人政治，是由掌握真理的一人执掌政权的君主政治，那么，近代的贤人政治，则是由一批代表真理的精英执掌政权的精英政治（或贵族政治）。
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在其所著的《权力精英》一书中揭示了美国权力结构的一般特点，即由工业、军事和政治三个领域的精英占据着统治地位，三者紧密结合，且政治结构中的这些权力精英只是在维护自己的统治、扩大自身的利益，公众的介入主要是由于被动地接受权力精英的统治，精英与社会底层大众之间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在这里，米尔斯所表达的是精英统治的政治理念。“精英”一词最早出现在17世纪的法国，意指“精选出来的少数”或“优秀人物”。莫斯卡、帕累托、米歇尔斯、奥尔特加和勒庞等人在批判大众民主的基础上形成了早期的精英主义理论。这种精英理论认为，社会的统治者是社会的少数，但他们在智力、性格、能力和财产等方面超过大多数被统治者，对社会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和作用，是社会的精英。其中极少数的政治精英代表一定的利益集团，掌握着重大决策权，他们的政治态度和言行对政治发展方向和前景产生重要影响，决定着政治的性质。实际上，在这些精英统治论者看来，精英与大众的社会分化就是少数优秀人物与多数平庸大众的划分，少数优秀人物之所以是精英，在于他们在天赋智力、理性能力等方面超群，由此可以说，他们在思想、知识、理性、能力等方面优于大众，更能够认识和掌握真理，精英统治也就是精英因其代表真理而掌握权力并统治社会大众。如孙中山的“训政”，就是根据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这三大类人群划分，由他这类先知先觉的真理者教训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者，这也反映出孙中山的精英主义政治倾向。
技术政治下的专家治国。20世纪初，随着工业化进程兴起的西方精英政治理论的重要形式——技术政治或技术统治论，是指由科学技术专家或按照科学技术专家提出的原则进行政治统治和国家治理的政治理论。由科技精英掌握权力进行治国理政，可以说是工业化时代真理掌控权力的典型意识形态，它肯定科学技术在现代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其表现形式就是技术统治和技术治国，是技术政治下的专家治国，是知识技术和政治权力结合的能者统治。
技术政治，就是实行技术专家治国或科技治国论，要求在政治制度中，强调以科技知识和技能作为取得和运用权力的基础核心。17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认为，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具有科技知识的人应该统治国家，并因此设想了《新大西岛》。被西方学界视为技术专家治国论之父的圣西门则提出，人类历史的进步是由理性推动的，未来社会的政治将由对人的统治变为对物的管理和生产过程的领导，各类专家是领导者。1921年，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提出，工程师与资本家的矛盾是美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应由科技专家控制社会、实现变革，迫使资本家让出权力，从而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1933年，美国社会学家斯科特在《技术统治引论》中指出，在现代社会里一切社会问题都可由科学技术来解决。加尔布雷斯在《新工业国》一书中提出了技术结构阶层理论，他认为，在科技进步的影响下，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社会性质发生了很大变化，形成了二元体系的结构，其中由大企业构成的“新工业国”由于对复杂技术和智能的需要，其权力结构已从资本家手中转移到“技术结构阶层”，即专家组合或技术专家体制。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社会的中轴已由财产关系转向认识、智力因素，知识成为新的权力基础，掌握新的科学知识技术的科学家、数学家、经济学家和工程师作为统治者被合法化。如此等等。技术专家治国论的本质是依照技术的规则塑造人和社会生活，其理论基础是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所信奉的是事实真理，它对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精英政治和技术专家治国的弊端。在工业化时代或者信息时代，虽然技术政治下的专家治国是真理掌控权力的典型意识形态。然而，代表真理的科技精英掌握权力进行治国理政，也存在一些问题和弊端。而且，西方思想家也发现，知识、技术和理性并非万能，专断的权力性真理更容易导致理性的自负和真理权的专横跋扈。于是，提出了以民主限制精英，以价值真理替代事实真理，以价值理性协调科技（工具）理性的政治制度设计。
精英政治和技术专家治国存在一些问题和弊端，主要表现为：一是反对民主政治。精英政治是基于精英与大众社会分化并由精英统治大众的一种等级政治，技术专家治国则是强调科技精英智慧能力与治国作用。因此，精英政治论和专家治国论一开始就是反民主的。精英统治论者们奉行的“英雄史观”，过分夸大精英们的能力和作用，反对“人民史观”，忽视人民主权和民主参与的作用，这与人类对民主的不懈追求是相悖的。二是理性的自负。技术统治和技术专家治国，信奉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和真理主义。他们深信技术精英或技术专家具有科学理性，能够认知、掌握和运用真理（真的知识、科学技术），建构理想的现代化新社会。虽然“科技至上”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趋势，我们也不能轻视人类的理性能力和现代化的成就，但是，如果走向极端，就是科技万能、技术崇拜和理性的自负。由此而导致技术僭越而成为人类的主人，科学技术异化为极权统治的有力工具，成为极权主义者的帮凶。正如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和《通往奴役之路》等书中所说，正是某些人自以为掌握了科学和理性，并就自以为掌握了真理，由此导致了对知识和思想的妄加垄断，从而使思想“国有化”，最终实现权力的绝对垄断和理性的自负。三是以科学理性替代价值理性。技术政治和专家治国，所信奉的是科学理性和事实真理。然而，由于社会政治领域不同于纯粹的自然界，是人的生活世界，具有主观性、利益性和目的性。因此，对社会政治现象，不能仅仅进行是非对错的认知，更要进行善恶好坏的评判。于是，价值理性和价值真理就必不可少。如果仅仅由技术专家按照科学理性治国理政，虽然可以推进社会的高效发展和数量增长，但可能有悖于以人为本和社会的公平进步，最终导致社会发展的停滞和混乱，如中国的唯GDP问题。在现实中，没有科学理性的价值理性是无根的，但没有价值理性的科学理性则是盲目的。如果以科学理性替代价值理性，人类将走向歧途和灾难。四是科技利益群体化和真理实用化。科学技术相对于人而言，是有助于人类生存发展、利益增进和文明进步的工具，因此，科学理性也是一种工具理性。科技精英和技术专家依其科技工具理性和真理性权力，既可以服务于社会大众，也可能发展到工具理性的绝对化，并演变为技术官僚统治整个社会合理性，异化技术官僚群体为了满足自身的利益需求，甚至于借助技术垄断优势形成牢不可破的既得利益群体，损害社会大众的利益。由此可见，科学、技术、知识、理性和真理，并非那么纯洁和神圣，在世俗社会，真理也可能会坠落为谋取私利的工具，使真理功利化、实用化和庸俗化。五是绝对的权力性真理更会导致绝对的腐败和专横。如果说绝对权力将导致绝对腐败，那么，一旦真理掌控权力并不受制约的话，就会形成绝对的权力性真理，这种绝对的权力性真理更会导致极端的腐败和专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