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广义而言，权力无非就是支配力。拥有支配性权力的人，本能上不喜欢实话实说。在帝制时代，君主或多或少能够纳直言，对权力的行使有所规范，客观上是因为他们的权力受到一些有形和无形的限制。君主的专制程度越高，人们说实话、说真话的空间就越狭窄。通过对传统政治的考察，我们看到，权力只要绝对化，就必定是“无法无天”的。今天的国人，除了继承古之士大夫“修齐治平”的道德责任感之外，还应着力修建我们制度的堤防，防止人性中恶的成分在不适当的时候溢出。
关键词 权力 实话 道理 制度 人性
权力扩张的逻辑及其限度
广义上的权力是无所不在的。从这个角度理解，权力无非就是支配力，只要有能力支配他人，就意味着拥有权力。本文讲的权力，仅限于政治领域，只讨论由于强力或者政治制度规定了的支配和被支配关系。
中国有2000多年的帝制历史。如果加上此前的王制时期，中国3700多年的历史，就是帝王将相的历史。古语虽然有“民”、“氓”、“黔首”等称谓，但民众在历史里只是一团模糊的身影。历史，就是支配者的历史。也就是说，历史的叙事，只是权力支配的叙事。今天的人们比较喜欢说权力异化这个概念，但权力其实没有“异化”这回事，支配者使用权力时如果没有顾忌和障碍，百分之百都是趋于无限扩张的，最终，都让人受不了。
中国历史上历代统治者的权力来源都是强力，或者说暴力。“马上打天下”是一个通则，任何人不能例外。即使通过宫廷政变夺天下，背后也是武力，没有武力的支撑，就没有逼宫，更没有政变。但是，马上打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也是一个统治的通则。以武力运作的方式统治，无一例外都是短命的。即使像中世纪蒙古这样世界公认的强大军事力量，按武力模式统治，也就维持了不到百年。五代十国军阀统治时期，五个朝代，总共51年，平均每个朝代10年左右。皇帝宝座传到儿子，屁股没坐热，政权就倾覆了。被支配者民众的活动，在平时没有多少记录，可一旦民不堪命、民变蜂起之时，模糊的“民”就成了主角。
也就是说，权力可以用武力夺取，但如果权力的使用不讲道理，没有节制，那么，“二世而亡”就是迫在眉睫的现实。反过来，恰是这个严峻的现实使得权力的拥有者懂得，使用权力要讲道理，要有所节制。
讲道理，有两个层次的内容，第一是大道理，按孔子的说法，是仁政，孟子解释说，之所以要行仁政，是因为“民为邦本”。就是说，民是统治者的最大资产，没有了这个资产，就成了穷光蛋，孤家寡人，也就没本钱统治了。第二是有什么说什么。首先是把事情应该怎么办的道理原原本本说出来，不打埋伏，实话实说。其次是不隐瞒实情，不对上级搞信息封锁，尤其是不能蒙蔽皇帝。所以，讲道理，实际上就是说实话。
没有一个皇帝喜欢被人蒙蔽，没有一个皇帝嘴上不说“喜欢臣子说实话”。而且，只要实话说得比较多，王朝就兴旺，实话没有人说，谎言充斥，王朝就注定衰亡。但是，现实的王朝政治，实话实说，还真是个难事。犯颜直谏，在史书上绝对是美德，但现实中却非常稀少。固然，像秦二世那样，被蒙蔽到鹿马不分，对外界的真实情况一无所知，或像明熹宗那样，只顾埋头嬉戏或者做木工，外面的事情不闻不问，应该属于极端状况。但是，完全不被蒙蔽的皇帝，还真的就不存在。尽管韩非子教了好些不被蒙蔽的权术高招，帝王们也如实地照搬施用，同时，用雷霆之怒、严酷的刑责惩罚欺蒙者，但还是消弭不了被欺蒙的可能。不仅皇帝如此，每个上级，也都如此。一级蒙一级的可能性，永远都存在。
这是因为，拥有支配性权力的人，本能上不喜欢实话实说。人性的弱点，就是目好色，耳喜恭维之声，说白了，就是喜欢听好听的话。文明程度越高，这样的弱点就越是明显。人人都知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但大权在握之人，听得进逆耳的忠言，却往往都是被迫的。中国历史上，汉唐并称盛世，简单地说，就是这两个朝代对实话的容忍度高一些。但这个高容忍度的前提，是因为这两个朝代前面的朝代都是二世而亡。殷鉴不远，不容他们不谨慎。
实话实说背后的君权制约机制
在帝制时代，君主或多或少能够纳直言，听得进意见。或者说，按照实话的逻辑，对权力的行使有所规范。客观地说，是因为他们的权力受到一些有形和无形的限制。第一种限制，是大道理的限制。中国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凭借的是法家思想。但是，法家思想利于打天下，巩固江山却不灵。后世皇帝“独尊儒术”的选择，等于承认在最高权力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道理的存在。在政治上，“皇权接受一个更高的意识形态的指导制约，士人官僚的‘规谏’构成了制约皇权、调节政治的重要机制”。①大道理不仅要放在庙堂之上，而且需要通过士人官僚不断地实话实说，才能对君主的权力构成制约。
第二种限制，是制度。王朝的制度，都是经君主同意确立的。权力的行使，要按制度的轨道走。这里本身就蕴含着对权力的制约。汉文帝时发生在廷尉张释之身上的一个故事，非常耐人寻味：“顷之，上（指汉文帝，作者注）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乘舆马惊。于是使骑捕之，属廷尉。释之治问。曰：‘县人来，闻跸，匿桥下。久，以为行过，既出，见车骑，即走耳。’释之奏当：此人犯跸，当罚金。上怒曰：‘此人亲惊吾驾，马赖和柔，令它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释之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使诛之则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倾，天下用法皆为之轻重，民安所错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当是也。’”②皇帝可以自己执法，把惊了他的马车的人杀掉，但如果交给廷尉（汉初主管司法的官员），那么就是进入了司法和制度轨道，就得按法律和制度办。这就是制度的制约。后世史家公认汉唐的制度有其优越性。其优越性，很大程度上在于它的集体决策机制，任何重大决策，必须经过朝廷重臣的集体讨论，朝议和廷争之后才能拍板。在这个过程中，参与者可以实话实说，不必担心受惩罚。即使形成了决策（诏令），某些专门的机构，比如门下省，也可以封驳，即打回去重议。而御史台的谏官也可以提意见，让皇帝回心转意。
当然，对皇帝权力最大的限制是士大夫官僚群体。自汉朝之后，官僚基本上由儒家士大夫担任，而儒家士大夫一向以儒家伦理的阐释者自居，有“修齐治平”之志。为帝王师，是他们生活事业的最高境界。也就是说，他们自以为有引导、规劝君主的使命。反过来，君主一般也以“与士大夫共天下”为信条。接受指导、接受规劝，是一个“明君”的基本形象。就情势而论，大一统的帝制国家，皇帝必须依靠官僚们来统治天下，如果没有官僚的协助，他将寸步难行。所以也就必须接受官僚体系的制约。
显然，这三种限制之所以能成为限制，关键是皇帝本身还有所忌惮，担心自己做了亡国之君，担心祖宗江山亡于顷刻，也担心因自己的行为不当留下万世骂名。如果他像隋炀帝那样，觉得即使是跟士大夫们比才学，他也该做皇帝，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如果他像秦二世和明熹宗那样，根本没有长大，心智停留在儿童状态，一味贪玩，专心胡闹，那么，他在理论上就可以“无法无天”了，任何限制对他都不起作用。
人性的弱点，威力巨大。作为君主，就本心而论，他们其实更乐意不受限制，不听规劝，任着自己的性子来。选择接班人，是皇权政治的头等大事。皇帝选择接班人，按规矩是一回事，论喜好则是另一回事，即不讲道理的胡来。从汉朝开国皇帝汉高祖开始，就喜欢这样胡来。原本已经按规矩，定下了皇后生的长子刘盈为太子，但他晚年偏爱宠妃戚夫人，非要废掉刘盈，立戚夫人生的儿子为太子。御史大夫周昌是个结巴，闻讯只会结结巴巴地抗议，“期期知其不可”，“期期不奉诏”。③但能说会道的儒者叔孙通则说：“昔者晋献公以骊姬故废太子而立奚齐，晋国乱者数十年，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苏，胡亥诈立，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今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吕后与陛下攻（共）苦食啖，岂可背哉！陛下必欲废嫡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最后打动了刘邦，收回成命，缩了回去，说换太子不过开玩笑而已（“吾特戏耳”）。④显然，如果不是出于害怕亡国的担忧，以及秦亡的阴影作祟，即使聪明如汉高祖刘邦，也一样会任着性子，听自己喜欢女人的耳边风，擅自改动继承人，而且一干到底，不管大臣们的劝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