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放纵必然导致实话的扭曲
所以我们看到，在整个帝制的历史上，尽管君主们知道实话实说对他们的统治有莫大的好处，但他们却一直在做一种反向的努力，尽力削减人们说真话、说实话的空间。即使在唐朝，也是苏味道这样的模棱宰相做得比较长。而李林甫这样诸事顺着皇帝说、事事逢迎皇帝的宰相，干得也是风生水起。李林甫不仅自己不说实话，也不许别人说，让谏议之官去学御马监的仪仗马，一声不响。我们伟大的诗人杜甫，在担任左拾遗（皇帝身边的谏议官）时，因为多了句嘴，就丢了乌纱帽。从盛唐到晚唐，皇帝也一直在降低宰相们的官衔，好让他们没那么大的资本跟自己争吵。进入宋代，一直在皇帝身边坐而论道的宰相们忽然之间就没有了座位。有种说法，是宋太祖做皇帝的时候，前朝降臣范质为相，欲有文字进呈，宋太祖说，“我看不清，你走近点”，然后偷偷令宦官把范质的座位撤了，从此，宰相上朝无座。也有材料说其实是范质故意谄媚，自己不要座位，开了一个恶例。近世著名文史学者陈登原先生认为，宰相没有座位，就是“由于范质之逢迎”。⑤但是，这样的逢迎跟皇帝的喜好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范质这样的宰相，不敢在皇帝面前有座位，其实是出于皇权的无形压力。
到了明代，一身流氓气的开国皇帝把宰相也给废了，而且开创了帝制国家特务政治的先例，设立锦衣卫、东西厂，走法外的轨道，口衔天宪，随意迫害群臣。御史台（明代叫都察院）里再也没有了专门给皇帝提意见的谏议官，御史只对下，不对上。而继承明制的清代，自负的皇帝连士大夫修齐治平的权利都给剥夺了。在他们看来，治国平天下是皇帝的职责，跟士大夫不相干。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就是跟皇帝争天下。甚至，传统的士大夫对儒家经典的解释权，也被皇帝收去。乾隆皇帝解经，被拍马屁的臣子奉为经典之上的经典。后来的臣子读经，只能按皇帝意思来，越轨就是离经叛道。为了让士大夫们彻底闭嘴，清代的文字狱一个接一个，在动辄获咎的情况下，士大夫们只好去做朴学，埋头考据。在这种根本不让人说话的政治气氛里，乾、嘉、道三朝元老曹振镛的名言“多磕头少说话”成为清代臣子们必须遵行的准则。很多臣子，把磕头当成了健身体操，每日练习。在清朝，磕头甚至是一门功课、一门技术，需要前辈来传授的。所以，做臣子的，大道理是绝对不能讲了，要讲，也得皇帝自己讲。即使皇帝垂询，臣子们也只能就皇帝的意思，说一点技术性的话。皇帝要求臣子的，只是做事，别妄想做大臣，只能做奴才。甚至到了晚清，大清江山都需要靠在野的士大夫练乡团来拯救了，在西太后的评价体系里，“能做事”是对臣子的最好褒奖。
君主的专制程度越高，人们说实话、说真话的空间就越狭窄。若君主可以肆无忌惮地凭一己的好恶，甚至一时兴起、一时的气愤就可以福人祸人，就势必引来越来越密集而高调的逢迎和奉承。君主如此，坐镇一方的高官也是如此。人性如此，只要说好听话的人在权力场中会得到好报，官场中人就会自动地用马屁来换取他们需要的一切。而不会、也不乐意这样做的人，就越来越被疏远。被马屁灌饱了的人，一般来说，都会出现两种病症：一是自我膨胀，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二是不大能容忍与自己判断不同的意见，至于刺耳的实话，则更是要暴跳如雷，继而大张跶伐。
有了这样的病状之后，一般来说，无论是臣子，还是下属，都不会在他们的耳边说他们不喜欢听的话了。即使不出于逢迎求官求财的动机，有谁乐意讨不自在呢？反过来，这些有权的“猛人”，也就特别容易被人包围，根本无从了解下面的真实情况。如果还有人想挽回时局，想方设法说点实话，透露一点真实的信息，也只能走迂回路线。把真话和实话，变成一种变相的马屁，迂回地灌进去。举一个例子，光绪六年八月，西太后身边的太监李三顺，奉西太后之命送食物给西太后的妹妹，出宫时忘记带腰牌，被午门的护军拦下。争吵之中，太监恃宠骄横，把食盒摔在地上，回去禀报西太后，说护军无理。结果西太后大怒，非要治一干护军死罪不可。这样的事，明明是护军按制度规定办的，没有过错，但西太后就是偏听太监的一面之词，非要法外加刑，严惩护军。事情一出，朝野大哗。可是任谁来劝，西太后就是不听，固执己见。最后，张之洞上了一个奏折，从爱护西太后、维护宫中安全的角度来劝西太后，西太后才听进去了一点。任是如此，最后的处理结果，护军虽然保住了性命，但还是受到了惩罚。
后来，甲午之战，中国惨败，为了保住皇权，清廷不得已推行变法。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参与变法的谋臣不会讲话，得罪了西太后。一个明明非变法不能自存的局面，西太后就是不管不顾，毅然发动政变，废止了变法，差点将国家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一个国家的政治，若是到了实话不能实说，非得绕着弯子说，迂回地说，把实话变成马屁来说，才能于时局有所小补的时候，政治空气就已经相当恶劣了。这种时候，我们看到，有责任的热血之士，如果还想在体制内做点事，就非得把自己变成八面玲珑的“琉璃蛋”，变成特别会说话的“巧嘴八哥”。否则，就只好投身反叛队伍，致力于推翻现实政权。这是实话的扭曲，但从根本上说，是政治的扭曲。这样的扭曲严重了，离政权垮台也就不远了。
权力的行使须有制度的约束
通过对传统政治的考察，我们看到，权力只要绝对化，就必定是无法无天的。权力是要人来行使的，而人则是有人性的弱点的。古往今来，人们一直期待有权者通过自身的道德修养实现自我约束，不再放纵权力。但是，迄今为止，无一成功。即使像汉文帝和唐太宗这样千古称颂的明君，他们的明智，他们的从谏如流，也是建立在对亡国的忌惮上的；而且在骨子里，对犯颜直谏的人，都不喜欢。这一点，从著名的直谏之臣魏征死后的遭遇，就可以看出。历史告诉我们，单凭统治者的明智、大度来容忍实话，尽管实话对他们有利，也是靠不住的。人人都不喜欢一言堂，但都是不喜欢别人一言堂。自己一言堂，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正因为人有这样的弱点，很难靠自己的道德修养克服的弱点，所以，对权力的约束，才是良好政治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从历史上看，作为儒家思想载体的士大夫，他们中的某些人“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德情怀，的确构成了政治中说实话的要素。历朝历代，都有一些不怕杀头，而坚持说实话的人。但是，也正是儒家的“性善说”的出发点，使得人们在建构制度的时候，始终难以将用制度和法律克制人性之恶作为重点，总是把制度的最后一道防线放给人的道德自觉。结果，一次次演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循环剧。
今天的国人，当然应该继承古之士大夫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情怀、修齐治平的道德责任感，但是，我们还应该着力修建我们制度的堤防，防止人性中恶的成分在不适当的时候溢出。古今世事大变，可是，人性的变化其实并不大。人性的弱点，是超越国界，超越地域，超越信仰，超越时空，也超越意识形态的。对人性恶的防范是人类永恒的课题，对权力的约束亦未有穷期。
注释
1 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6页。
2 《汉书》（第八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310页。
3 4 《汉书》（第七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095、2129页。
5 陈登原：《国史旧闻》（第三分册），北京：三联书店，1958年，第87～88页。
The Boundary of Power and the Space for Telling Truth
--Discu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wer and Truth in the Chinese Political Tradition
Zhang Ming
Abstract: Power is omnipresent. People with predominant power inherently tend not to tell the truth. In the monarchy age, the monarchs could more or less accept the truth and regulate the exercise of power. Objectively speaking, this is because there are some limits, tangible or intangible, being placed on their power. The more autocratic the monarchs, the narrower the space for people to tell the truth.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politics leads us to see that if someone has absolute power, he or she is bound to defy any human law. At present, in addition to inheriting the moral responsibility of ancient scholars towards their family and state, people should also strive to have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play a role in preventing the evil part of human nature from causing harm.
Keywords: power, truth, reason, system, human nature
【作者简介】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导。
研究方向：中国制度、农村政治与文化。
主要著作：《武夫治国梦》、《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农民意识的变迁》、《梦醒与嬗变——戊戌百年沉思》、《拳民与教民》、《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重说中国近代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