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价值：共享公平正义
曾经有个段子在互联网等社交媒体上一度火热：当邻居突然有钱买了一辆好车，美国人会说“我要赚钱买更好的车”，日本人会说“我要研究他赚钱的方法”，法国人会说“我想借他的车去兜风泡妞”，中国人却会说“我杀他的心都有，今晚先砸了他的车！”笑话折射出当前社会心态的扭曲，即以各种“二代”为标签的仇富、仇官心理。这种社会心态的背后则映射出当下改革进程的尴尬，即财富和权力分配的不公。
有论者提出，当前的改革有三盼：一盼破障碍，进一步破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特别是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二盼有保障，进一步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三盼能分享，更好地分享发展成果。
为什么群众对改革又爱又恨
“深水区的问题为什么会越来越多，最根本的是改革面临的需求日趋多元化了。”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匡贤明认为，30多年前全社会面临着共同的矛盾与问题，即如何解决温饱；如今，全社会需求发生复杂的变化，很难用单一的改革菜单满足多样化的需求。如果不能从这个最基本的特点出发，那么改革有可能在深水区迷失方向。
中国睿库研究院副院长高连奎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指出，人民群众对前30多年的改革又爱又恨，是因为群众对改革的期望值与改革结果之间存在巨大落差。在许多群众眼中，改革等于涨价，改革等于削减福利，改革等于私有化。所以，新一轮改革必须坚持人本导向。
“过去不是问题的问题今天成为大问题，过去理所当然的事情今天越来越理不直气不壮了。”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于洪生分析，我国在总体上跨越温饱阶段后，人民群众在吃饱穿暖的同时，对各级政府和工作人员的意见不断增多，干群矛盾日益凸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公众权利意识不断增强。
“不同群体对改革的诉求虽千差万别，但有个表现呈现惊人的一致，那就是‘端起碗吃饭，放下筷子骂娘’。”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何文盛对半月谈记者说，个体与个体、个体与集体、个体与社会、个体与企业、公民与国家之间都有不信任感。社会的信仰危机、信任危机、信心危机相互叠加交织，这说明之前的改革出现了某些偏差，未来应进行“纠偏”，向公平正义要效率。
美国现代著名思想家罗尔斯在《正义论》的开篇写道，“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滨认为，效率和公平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很多时候两者是内在统一的。如果在一个社会，人们获取机会、财富不是靠奋斗，而是靠权力和身份，这样的社会不仅没有公平，更不会有效率。
近年，一些社会调查发现，社会各阶层都有普遍的弱势感，不仅弱势群体，就连公务员、警察、教师、企业家甚至领导干部也有一种弱势感。“这种现象值得警惕和深思，在一个公平正义不能得到很好维护的社会中，每个群体生活得都不舒服。”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指出，改革陷入困境，一方面是由于既得利益群体对改革的阻力，另一方面则是既得利益格局趋向固化败坏了改革的名声。而以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的改革新共识，可以直面现有体制的主要弊端，凝聚民众变革的要求。
如何保证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
“从权利形态看，我们的权利义务体系很不完善，而这是保证市场经济完整的基础。”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聂高民认为，权利要讲平等，包括规则平等、机会平等、起点平等，要疏通城乡间、行业间、地区间的人员要素流动通道、疏通人才成长通道等。从政府角度而言，就是要建立法治政府、法治社会，要提供更均等的公共服务，包括收入分配、社保、社会矛盾调解等。
“多少年来，罩在改革头上最大的魔咒，就是犬儒主义，就是对不公平、不正义的默认，就是一种存在即是合理的哲学，就是过于讲究策略的圆滑和‘成熟’，就是缺乏面对实质性问题的勇气的体制性拘谨。”孙立平认为，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取向的改革，强调实现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将经济社会生活纳入法治轨道，预防和破除权贵资本主义，建立利益表达和社会博弈机制，促进公民意识和社会组织的发育。
真正的公平正义，只有在民主法治的基础上才能得以实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主与法治的建设，应当是未来改革的重要内容。公平与正义的实现，必须基于法治的基础，需要宪法权威、司法公正、行政公平。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吴亦明认为，关键是在社会财富分配中更多取向公平。目前，财富分配严重失衡，一是机会不平等，很多机会的获得要通过权力寻租的方式实现，二是从结果看，财富分配过多向资本、资源和权力倾斜，普通劳动者在财富分配中没有话语权。
“规则公平是权利公平的表现，是机会公平的保障。”中国科学院院地合作局博士余和军说，最大的不公不是结果的不公，而是规则的不公。不公平的规则将使趋利避害的人们涌向规则的偏袒方，引起社会失衡。近年来成为“香饽饽”的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和垄断央企对人才等社会资源的强大吸附现象便是明证。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湖北调研时提出，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通过制度安排更好保障人民群众各方面权益。
让每个公民成为改革的参与者、推动者、分享者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教授余南平认为，改革不仅仅是在做大蛋糕的思路下进行利益再分配，而更要进行既得利益群体的切割，打造真正的市场才能够创造公平的机会。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指出，改革若缺乏强力、统一的指挥协调时，部门利益、垄断利益就难以完全依赖自下而上的改革试点来打破，必须通过顶层设计来突破利益固化藩篱，为各种生机勃勃的改革实践开辟沃土。
他分析说，改革本身就是对不同阶层利益的重新划分和分配，以期求得社会持续创造利益的动力和全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利益分化严重并非难题，真正的难题是在利益分化格局中，改革决策部门如何判断和支持符合改革前进方向的利益诉求，如何削除各种难以取缔的不合理利益。
“破解既得利益集团问题，必须从改革公权力入手。要果断地从制度上割断政府官员与商业活动的联系。”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认为，一是减少政府对市场、社会不必要的干预。减少行政审批、行政许可的范围和数量，能够通过市场解决的问题，一律不应该设立审批和许可。二是严格官员的执法行为。依法行政首先应该是对政府及官员的行为约束。要让所有官员明白，政府的权力是受到法律严格制约的，法律不授权，政府无职权。三是要建立全面而详细的官员职业规范，并严格执行。要全面清理以往通过文件的形式对官员职业行为的各种规定，将之上升为法律。如所有在职的公务员都不能涉猎有任何商业行为的社会兼职；在任职期间不能获取除国家规定的工资福利之外的任何职位经济利益，如职务演讲费用、剪彩拿红包等；建立严格的职务消费标准；严格限制重要官员、官员子女、配偶的商业活动等。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最近关于改革的一项课题研究建议，新一轮改革应以民富优先为导向，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重点，以创新社会管理为关键，尽快形成常态化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利益共享机制。
让改革的成果公平惠及广大人民，还需要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到改革进程中，全民推动改革的深化。“每个人都是改革的发动机。”中改院院长迟福林认为，改革到了今天，是在一定的社会共识、一定的社会需求、一定的社会压力推动下的。改革方案的制定既要适应决策需求，更要适应社会需求。
“对新一轮改革的参与，应该是有序参与。”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教授王学杰说，对于普通的公民，互联网、信访、联系人大代表等很多渠道可以实现表达自己的意志。从国家和政府层面来说，要尊重人民群众的表达权和评判权，最大限度地畅通表达渠道。
高尚全建议，中央制定改革方案，既要充分发挥智库、精英的作用，也要调动广大群众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可以设立一个专门网站，让群众为改革献计献策，从而促成改革共识。（记者 李舒 谭飞 周正平 黄深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