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重心：撬动三个放权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及改革的论述有数十处，制度类改革有行政审批、干部人事、大部门制和征地制度四大类别，体制类改革有行政、财税、金融、收入分配、医疗保障、科技和人才发展七大类别。而改革的类型分为深化、推进、加快三大类，其中深化类改革分为全面深化和深化，推进类改革分为加快推进、重点推进和积极稳妥推进。从这种改革分类法中既可以看到中央对改革的总体路线图，又可以看到改革的难易程度和轻重缓急。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调研时提出，以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为抓手，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政府改革是新一轮改革的“牛鼻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吴敬琏认为，下决心全面深化改革只是重启改革的第一步，问题的关键是“改什么”和“怎么改”，并且落实到制度的实际变革上。十八大已经明确了下一步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能够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非常巨大、复杂且十分精巧的系统，不可能“边设计边施工”，必须要有一个框架性的设计，否则各个子系统之间无法互联对接和协同互动。
社会普遍认为，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而这个“坚”就是进一步破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特别是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而对于从何处开启攻坚，以什么来统领新一轮改革攻坚，目前观点不一。对于改革重心，有的说是行政体制改革，有的说是打破既得利益格局，有的说是政治体制改革，有的说是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有的说是司法公正，有的说是打破垄断，有的说是通过开放来倒逼改革。
半月谈记者通过广泛调研与综合分析认为，在改革外部环境和内在动力等因素发生复杂变化的背景下，新一轮改革应摈弃以往单兵作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思维，全面系统地把握改革中带有联动性、广泛性和支点性的核心问题，同时，在综合考虑各方接受能力和中短期可行性的基础上，确立改革的重心应集中于政府改革。
“要看到目前改革内在逻辑的结构性转换，掌握改革的主动权。”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认为，过去几十年一直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导，其他改革说到底都是为经济改革服务的。
但现在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政府转型、行政体制改革成为重心。李克强总理说未来国务院主要做两件大事情，一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一是全力推进行政体制改革与转变政府职能。而目前，机构改革、审批制度改革已成为一大抓手。这样的改革思路意味着，未来将用政府改革来带动经济层面的投资改革、财税改革、土地改革、金融改革以及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
“政府职能转变已经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环节，推进政府改革已经成为新一轮改革的牛鼻子。”兰州大学副校长、经济学院院长高新才认为，新一轮改革的一个核心就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释放改革红利依赖政府改革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这已为过去30多年的改革实践证明。改革红利释放是支撑中国未来8到10年7%～8%中高速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他算了一笔账，扩大内需和城镇化形成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在未来8年将达到上百万亿元。
但是，收获内需红利和城镇化红利，越来越依赖政府转型与改革的突破：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需要改变“增长主义”政府倾向，在经济生活领域坚持市场主导下有效发挥政府的作用，而不是政府主导下有限发挥市场的作用；社会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需要改变“大政府、小社会”局面，建立有活力的“大社会”，逐步走向社会公共治理。
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例，国务院从2002年以来通过6次改革，共取消审批事项高达2497项，占国务院所有审批事项的69.3%。其间，全国31个省（区、市）累积共取消3.7万项行政审批事项，占原有总数的68.2%。
即使如此，政府在公共治理中管得过多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越位、错位的问题也比较严重，直接影响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地位，也影响了社会作用的发挥。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滨认为，当前，权力掌握了全社会资源分配的话语权，政府部门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存在大量权力寻租，严重影响经济社会的高效运行。
汪玉凯分析，目前制约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因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行政审批事项依然过多，少数地方、部门设置审批、许可的随意性大，程序不规范，暗箱操作以及公务员的审批自由裁量权过大。
二是部门利益成为影响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因素。有人把部门利益形象地概括为“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个人化、个人利益被法定化”。如果部门利益不能得到有效的遏制，包括简政放权在内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转变政府职能，都很难有实质性进展。
三是政府官员的管理理念，也是影响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因素。
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现在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还有1700多项，本届政府下决心要再削减1/3以上。
新一届中央政府成立一个多月内，就取消和下放了133项行政审批事项。李克强指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转变政府职能的突破口，是释放改革红利、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一招。要进一步打开转变政府职能这扇大门，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和创造力，这是不花钱能办事、少花钱多办事的“良方”。
如何推动向市场、社会、地方放权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教授王学杰认为，向市场放权的第一步是要培育成熟的市场主体，同时，从法律上健全市场规则，比如市场准入规则、市场交易规则、市场竞争规则等等，使市场经济保持健康运转。向社会放权的核心是向非政府组织放权，第一步仍是培育成熟的社会组织，通过一系列办法，培育社区服务组织、各种志愿者协会、社工等。在向地方的放权上，今年以来中央在逐步下放各种行政审批权和专项转移支付项目。
华东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院教授林拓对半月谈记者说，在政府与市场（企业）关系上，要积极推进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相得益彰。一是推进市场经济法治建设，通过法治途径完善市场环境，使国有与民营企业真正实现“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二是深化国有与民营企业合作，鼓励不同所有制企业在产权改革、产业链打造等方面进一步优势互补、深化合作；三是加强国资与国企改革力度，加快国有资产资本化改革，切实实现“国有经济有进有退”，优化国资投向与国有经济布局。
在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上，尤其要在具有枢纽地位社会组织的良性发展上多下功夫。当前，由于社会组织发育不足、能力限制、运作不规范等问题，政府职能的转移和购买社会服务往往不尽如人意。因此，加强具有枢纽地位的社会组织的作用尤为重要，而其中商会与行业协会等兼具经济与社会领域职能的特征，能够有效地衔接政府、市场与社会。
一方面，要改革枢纽型社会组织登记与管理体制，确保枢纽型社会组织的自主性与服务活力；另一方面，要以政府为主导，广泛引导枢纽型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治理，在参与中实现成长，逐步提升其承接政府相关职能的能力，助推政府改革。
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上，要充分把握中国发展的深层逻辑，既要重区域差异，也要重层级差别。长期以来，央地关系调整的焦点集中于中央集权对地方分权，但在实际运行中却经常陷入“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等怪圈。
因此，一要注重区域差异。地方政府对行政管理职权的诉求侧重点各不相同。就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而言，行政事务相对较多，常常出现审批权、财权、执法权等与事权不匹配的现象，严重影响地方政府的职能发挥和正常运行，中央政府应当向这些地区适度放权，有助于激发地方发展的内生动力。
二要注重层级差别。当前，高层级的地方政府如省、市等，具有更强的经济职能诉求，而低层级的政府如区县、乡镇等则具有更强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诉求，随着行政层级由省依次下推，经济职能趋向弱化、而社会职能趋向强化。因此，央地关系必须深刻把握“层级—职能”逻辑，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分别强化经济和服务职权在各层级政府的再分配。
“政府改革具有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因此要注重全局性和系统性，在优化权力结构的主线中把握好权与责的关系。”迟福林认为，重大改革方案原则上由中央层面的改革协调机构统一决策，取代由部门和行业“自己改自己”的机制，以有效地避免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加强中央对地方改革的统筹协调和指导，将重要的改革指标列入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建立对地方改革的评估问责机制，注重通过调整中央地方利益关系激励地方政府推进改革；实现重大改革立法先行，将重要改革目标上升为法律意志，加强改革程序性立法。
“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这两件事应当结合起来进行。”吴敬琏说，中央直接掌握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必须充分倾听民众的改革诉求和改革创意，也要从地方政府的主动探索中得到启发和取得经验。
比如上海为克服营业税重复征收的问题而进行的营改增改革，在试点后不久就得到许多城市的响应和中央财税部门的支持，在更大范围推广开来。还有从广东开始的民间组织无主管登记、简化工商登记、清理行政审批等改革，也是基层创新纳入全国性规划的范例。（记者 陆文军 姜伟超 黄深钢 周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