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思维：更大勇气智慧
今年7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市主持召开座谈会时强调，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激发和凝聚社会创造力。
在改革步入深水区的今天，必须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如何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为加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提供更加科学的决策依据？这极大考验着改革设计者的思维和理念、勇气和智慧。
解放思想，不走极端，寻求改革共识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说：“过去35年来的改革经验证明，改革所以能取得突破，就是因为解放思想。”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常修泽认为，实现改革突破必须解放思想，如同当年开展“真理标准讨论”、冲破“两个凡是”一样，现在也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破除心中“凡是”的阴影。兰州商学院副院长蔡文浩认为，没有重大理论的突破和创新，就难以对新一轮改革形成好的指导思想，也就难以通过深化改革来应对各种危机的挑战，比如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分配逻辑问题、权力行使过程中的民主与集中问题等等。
“现在真正需要警惕的是转型陷阱。”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提出，转型陷阱是指在改革和转型过程中，既得利益格局为阻止进一步变革，要求维持现状，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形成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并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这并不是简单的改革停滞和倒退。
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一些专家学者纷纷给出独特观点。“深化改革需要进一步放权，但放权不能变成放任。”中国睿库研究院副院长高连奎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反对盲目放权，不是政府的权力太大，而是政府承担的责任太少。放权要以提高办事效率为原则，放权要与定责相结合。
“历史证明，谁走极端，谁就会摔跟头。”香港学者卢麟元认为，全面小康是改革的阶段性目标，改革的终极目的是人民幸福。而人民幸福是国家主权、人民权力和个人权利的动态平衡统一。丧失国家主权和人民权力的个人权利是无法保障的，丧失个人权利的国家主权和人民权力是不可持续甚至无法实现的。
“凝聚共识在于寻求利益相关方的最大公约数，找到大多数人都赞成的平衡点。”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教授王学杰认为，“邓小平说，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方针政策和作出决断的出发点和归宿，这也是检验我们改革政策成功不成功的标准。”
加强系统设计，避免改革碎片化
“各种矛盾和危机已造就必须迎难而上的改革态势，新一轮改革已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所谓‘轻重缓急’。”兰州大学副校长、经济学院院长高新才对半月谈记者说，由于市场体制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当前地方可以操作的改革空间日益狭窄，增长危机、复杂的稳固型利益格局压力下的基层改革动力不足，对改革风险成本的化解手段缺乏。所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亟需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聂高民认为，从市场形态看，要素市场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被忽略，或是被利益关系所牵扯。一是在城乡关系上，多重二元要素结构不改，城镇化、市民化就不能推进。二是各类企业如何公平使用生产要素，涉及更为深刻的改革。因此，防止改革碎片化，应当把体制的系统性和危机管理的紧迫性结合起来考虑改革方案。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何文盛认为，如今改革已经没有石头可摸，所以，在制度设计层面要讲整体性、系统性，在改革的具体操作层面再讲差异性。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认为，跑赢危机，改革要讲速度和效率，已经在做的改革要加快速度，比如社会组织登记制度改革；看准的改革措施要尽快做，例如官员财产公示；关键的改革要允许先行先试。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改革课题组建议，在改革进入全面调整利益关系的背景下，实现改革突破，不仅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顶层协调；既需要通过行政权威推动，也需要法律权威推动；既需要通过试点探索突破，也需要在试点的基础上形成法律法规。
改革要敢于碰硬，放眼长远
“新阶段改革路线图要‘中长期、大视野、攻重点、说新话’。”常修泽说，中长期意味着要兼顾10到15年的改革全局；大视野意味着要有全球视野、转型国家视野和五位一体改革视野；攻重点即力争在紧迫的、重点的、可操作性的五位改革（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上有所突破；说新话，就是与过去改革提法相比，要有所超越，提出符合人民群众期待的鲜明的新论断。
新阶段改革会有阵痛，但不加速转型、不深化改革将会使矛盾和问题积累下来，中长期将面临更为严峻的危机挑战。学者普遍建议，当前尤其要防止以增长取代转型，以政策调整取代改革，以小修小补的改革取代深层次改革。既要充分考虑改革的可行性，也要考虑社会可接受度，给社会良好的改革信心和预期。对于社会有期待、一时难以实施的改革，要明确提出时间表，积极创造条件尽早推出。
“敢于碰硬就是要坚决破除既得利益群体的桎梏，放眼长远则是要围绕科学优化权力结构的主线，向着政治体制改革深层推进。”汪玉凯说，光靠政府改革带动还不够，在中长期范围内还应促进政治层面的改革。比如加大反腐败力度，加强司法改革，保证司法公正，加强执政党自身改革等。这些已经超出了行政层面，上升到政治层面了。
“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其他也搞不成，改革成果也不能巩固。”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认为，十八大提到了政治体制改革，这是综合配套改革中的关键一环。建议以更加务实的姿态推动政改，更加强调依法治国。
“改革要深入，就一定要打破由官员掌握对国有资源的控制权、支配权的局面，一定要让资源调配由市场说了算，让大部分资源分散到广阔的民间。”学者王炼利指出，而这一目标最终只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实现。
“有些人把政治体制改革等同于西化，等同于三权分立，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改变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制度，这是对政改的歪曲理解。新一轮改革不宜过分渲染夸大政改的风险。”王学杰对半月谈记者说，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是在坚持党的领导以及人民代表大会根本政治制度的框架内进行的。如扩大党内民主、完善人大制度、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其风险是完全可控的。
这些重大问题需要结合实际、结合未来发展来进行解答，不断给出准确、科学的答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下大功夫总结和运用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下大功夫把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改革开放的客观要求，下大功夫了解党内外对改革开放的各种意见和建议，下大功夫了解地方、基层和群众在改革方面做的有益探索。（记者 凌军辉 周楠 李舒 黄深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