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做学问莫买椟还珠》一文中写道：“目前，学风浮躁、学术垃圾、学术造假等现象甚嚣尘上，原因何在？我认为，学术评价体系的错乱是一个重要原因。之所以要用‘错乱’一词来描述目前的学术评价体系，是因为它已经大大超出了正常，呈现病态。”（ 载《人民日报》 2013年4月16日）“错乱”往往用来形容一个人神经错乱，现在的学术评价差不多已经走到了神经错乱、发疯发狂的地步。那么，是谁在推动学术评价走向疯狂呢？笔者经过认真、长期、细致的观察、调查、分析，发现主要是下面三股势力、或称三方面的利益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遗余力地推动学术评价走向发疯发狂。这三方面的利益集团就是学术评价机构、学术管理界、学术“掮客”。
学术评价机构在推动学术评价走向发疯发狂的行动中出力最大，得利最多。学术评价机构的得利主要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学术评价机构把自己在学术界的位置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正常情况下的学术评价是为学术发展提供参考、咨询的作用，是处在学术研究活动过程中次要的、从属的或附属的位置；现在的学术评价则仿佛领导、主宰着整个学术界和整个学术研究活动过程。正常情况下的学术评价是为学术发展服务；现在则仿佛是学术研究为学术评价服务，迎合学术评价体系仿佛成为了学术研究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其二是学术评价机构获取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利益，不客气地说就是拼命捞钱，或者说是发横财。杨玉圣在《炮轰ＸＸ》中指出：“作为教育部委托ＸＸ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主持研制的有关人文社科学术期刊评价的参考体系……ＸＸ不能成为某些单位和某些主任等实权派人物敛财的工具：第一，这个ＸＸ是教育部投资（也就是花了纳税人的钱）几千万而研制的，从法理的角度说，乃不折不扣的‘国有资产’，而且据教育部社会科学司人士内部消息，教育部还每年划拨30万元人民币（即又花了一份纳税人的钱）。第二，ＸＸ社会科学评价中心动辄挟天子（教育部）以令诸侯（全国两千余种人文社科期刊、八百余种以书代刊的连续性出版物即学术期刊），常常以研讨的名义，召开两三百位主编参加的研讨会（据说每人收取一两千元人民币的所谓会议注册费）。第三，根据ＸＸ官方网站，无论单位还是个人，若需查阅有关检索数据，还不得不另外提供数百至数千的所谓咨询费。现在，这种严重涉嫌权（学术评价权力）钱交易的名副其实的学术腐败行为，为什么愈演愈烈？原因固多，但归根结底，无非是如下两个根本原因：第一，利益勾兑问题。第二，学术评价标准的异化问题。”（学术批评网2010年7月6日）笔者认为，杨玉圣的话值得引起我们警醒。
学术管理界在推动学术评价走向发疯发狂的行动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学术评价机构其威力畸形膨胀、其作用恶性发挥，是由于得到了学术管理界的全力支持和怂恿。学术管理界之所以如此厚爱（准确地说是病态地厚爱）和支持学术评价及学术评价机构，也完全是利益驱动。这里的利益驱动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当今学术管理界擅长的是行政化管理，而现在学术评价界搞的充分量化、充分行政级别化的所谓学术评价最大可能地迎合（契合）了学术管理界图简单、图省事的行政化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其二，当今学术管理界一门心思追求的是所谓的“政绩”，对是否是真正的学术研究、是否是有意义的学术成果并不（甚至可以说丝毫也不）关心，而现在学术评价界搞的充分量化、充分行政级别化的所谓学术评价，正好给予了学术管理界罗列政绩以最简便的方法、并且在形式上仿佛是最有力的方法。我们看到，现在学者与学者之间的比较、高校与高校之间的比赛，都只看其“学术成果”的行政级别和所拥有的数量。笔者近年参加过多所高校的校庆典礼，所有校长在致辞中总结办学成果时都是无一例外地罗列出多少个“省级”什么、多少个“部级”什么、多少个“国家级”什么（这种状况很类似于“阔少”在一起比谁家里的宝物多），至于其实际（实质）内容谁也不去关心。
学术“掮客”，或称学术“中间商”、或称学术“倒爷”、 或称学术“托儿”，这是“计划学术”、“审批学术”、学术管理行政化时代所滋生的畸形物。学术“掮客”在推动学术评价走向发疯发狂的行动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某些高校派往北京（有的是常驻北京）跑研究项目的人员，实际上就是学术“掮客”，他们中有的人除了使用学校给的经费（包括一般开支和奖金）外，在帮某人跑到项目后还向项目获得者收取提成（好处费）。近年来由于学术管理界越来越严重的、病态的“C刊”崇拜症（这种病态的“C刊”崇拜症其荒唐性、歇斯底里性堪比中国传统的“恋足癖”），由此而滋生了为数不少的学术“掮客”。这方面的学术“掮客”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人是使用各种手段帮助把某些普通刊物“运作”成为“C刊”，从而从该刊物中获得利益；另一部分人是利用自己的关系帮助需要到“C刊”发文章者到“C刊”发表文章，从中收取“好处费”。就目前的情况看，后一部分人的数量比前一部分人的数量和影响都要大得多，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小的“产业”（商业），个别的已经形成了“包写作、包发表（“C刊”）”的“两包”一条龙服务，笔者最近调查到的情况是，“包发表”的最高要价达到了每篇2.2万元的天价，“两包” 最高要价达到了每篇4万元的天价。据那些“C刊”的学术“掮客”解释说，上述的钱并非他们独得了，其中重要的一部分还要给“C刊”的编辑特别是主编。
写到此处，笔者要问的是：上述这样的活动还能叫“学术评价”吗？由上述这种病态、疯狂的“学术评价”催生、逼迫出来的东西还能叫“学术成果”吗？因此，笔者在此再次郑重提出：必须淡化、弱化学术评价，最好是暂停五到十年学术评价，以改良学术土壤、学术风气，恢复学术的生态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