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建设廉洁、高效政府，改善投资环境
抓好廉政勤政建设。在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朱镕基同志介绍了自己担任市长后的“施政纲领”，第一条就讲：“如果我当选为市长的话，我决心让下一届市政府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廉洁的、高效率的政府”。他针对时弊提出，一定要坚决刹住吃喝风和受礼风。新一届上海市政府第一次常务会议，即专门制定了《关于对政府机关局级以上领导干部发扬艰苦朴素作风的若干规定》。他宣布：“先从我做起，从市政府做起，我们市政府的人员下基层、到工厂，无论如何要做到‘一菜一汤’。”他强调：“最重要的是领导干部要带头。”他指出，2000多名市委和市政府系统的局级干部“要都行得正、坐得稳，不请客，不送礼，不吃请，不拿公款挥霍浪费、给自己修房子。不干这些事，上海的廉洁风气就一定能够形成”。他告诫各级干部：“如果整天脑子里只想着自己的房子、自己的汽车、自己要出国，不想工作，那上海就没有希望了。”
简政放权。朱镕基同志指出，要使政府成为高效率的政府，最重要的一点是下放权力。“必须首先转变政府工作的职能，少管一些你管不了的事情，完了以后再精减人员，提高他的工作效率”，市政府的各个委办局要“多把精力放在宏观管理和监督方面”。他大力推动把责权利下放到区县和企业，并指出，区县政府也要转变观念，把下放的权力用好、用活，区县里面也应该简政放权，“不要把什么事情都抓在自己手里，如果你们下面又是‘条条专政’，那什么事情也办不成的”。政府放权对当时提高区县和企业抓生产、抓建设、抓发展的积极性，起到了重要的激励作用。
“一个图章”对外。朱镕基同志在一篇反映外商在上海投资要通过上百个关卡的调查报告上奋笔疾书：“呜呼上海，不改革，要完蛋。”“我们为什么要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呢？！”他指出：“上海是需要速度，需要效率，需要果断行事，需要雷厉风行。”“一经决定，必须令行禁止”。“空谈误国”，“清谈也误国”。为改善上海的投资环境，他提出成立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并亲自兼任外资委主任，实现“一个机构、一个窗口、一个图章”对外，为外商投资提供“一站式”服务，将原来审批一个外国投资项目需盖126个图章，简化为仅盖一个章，办事效率大幅提高。“上海速度”也由此在全国闻名。
提升城市管理水平。朱镕基同志反复强调，改善上海投资环境，必须提高上海各级政府的市政管理水平，尤其要解决脏和乱两个问题。他对城市交通与街道秩序、垃圾处理以及出租车、公共交通、宾馆、商店等服务工作都亲自过问，并经常深入基层一线解决实际问题，提倡通过开展优质服务，改善投资环境，树立上海国际化城市的形象。他认为：“好多事情并不一定是靠优惠政策能解决问题，而是要靠我们自己的办事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每个人都是投资环境。”上海各级政府的工作经过多项改革后效率大大提高，在吸引外资和对外贸易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也促进了上海的城市基础设施、浦东开发等建设。
四、推动浦东开发，扩大上海开放
开发浦东的构想酝酿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1984年，上海市政府提出要创造条件开发浦东。1986年，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同志在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开发浦东的初步方案，并组织编制浦东新区总体规划。1987年6月，江泽民同志主持会议，决定成立开发浦东新区中外联合咨询小组，开始进行可行性研究，浦东开发的整体思路逐步形成。
积极推动浦东开发开放。1988年7月，朱镕基同志提出：“开发浦东是建设‘新上海’的希望”，“要把浦东建设成为上海最现代化的一个部分。通过浦东开发，使上海这个城市整体成为全国最大的经济、贸易、科技和金融、信息中心”。他在上一届市政府工作的基础上，积极推动浦东开发开放，加快了开发浦东的可行性研究。
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同志十分关心和支持浦东开发这件事。1990年年初，朱镕基同志两次向邓小平同志汇报浦东开发的战略设想，得到充分肯定。在邓小平同志的直接推动下，中共中央、国务院委托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同志，率领中央调研组赴上海就浦东开发进行专题研究。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向中央调研组汇报了浦东开发基本思路和总体规划设想。1990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宣布开发开放浦东的决定，浦东开发开放获得突破性进展。
制定浦东开发开放的具体政策。根据中央的决策，1990年4月以后，上海市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浦东开发开放的具体政策。1990年9月10日，上海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了国务院关于浦东开发开放的三项法规文件，上海市政府也颁布了六项法规，形成了指导浦东开发开放的框架性文件，浦东开发开放至此取得实质性进展。
1990年6月，朱镕基同志率上海经济代表团访问香港，大力宣传浦东开发开放。在题为《上海要进一步向世界开放》的演讲中，他指出：“中央做出开发浦东、开放浦东的决定是一个战略性的决策”，“将会释放上海所蕴藏的巨大能量”。他还概括了新阶段浦东开发开放的四个特点，包括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工业区、引进以外资银行为先导的服务性行业、进一步探索土地的使用权转让、进一步改进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办法等。他充满信心地说：“我可以断言，开发浦东，进一步开放上海，不是一句空话、一个招牌、一个广告，而是上海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是上海经济发展现实的前途。”
五、密切联系群众，转变工作作风
倾听群众呼声。朱镕基同志指出：“要为人民服务得好，就需要了解群众的疾苦，了解他们的要求，同时也要了解我们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特别是各种制度的弊端和我们队伍中的腐败现象。”他要求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带头，“要到下面去体察民情，了解真实情况”。他非常注意通过信访等渠道了解民情。他说：“通过信访工作，不但能跟人民群众建立一种信息的联系，而且可以促进我们同人民群众建立起血肉关系。”他十分注意从群众来信中了解“群众的脉搏、人民的情绪、大众的要求”，由此“正确地估计政府工作的成绩和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并且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从中学习到很多东西，学习到如何当市长”。在认真倾听群众呼声的同时，朱镕基同志还非常注意在工作中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在历史重要关头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维护上海稳定，促进上海发展。
反对官僚主义。朱镕基同志痛恨各种形式的官僚主义，大声疾呼不克服官僚主义，上海没有前途。他经常深入基层，倾听基层一线干部群众的意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注意总结实践经验，提倡讲真话、办实事，勇于负责，敢于担当，言必行、行必果。他要求：“市政府的各级领导干部和企业的领导，特别是厂长，要到第一线去跟群众一起摸爬滚打。”“开会协调，一定要拿出仲裁意见”，“不解决问题，不拿出意见，就不要开会”。他指出：“说空话没有用，发牢骚更没有用，现在就是要干，要实干苦干。”朱镕基同志不满足于有关部门只是汇总信息，而是要求对这些信息的处理要有跟踪反馈和督办的机制。他明确指出：“相当大一部分批办事项都长期拖着办不成。一是机关重叠，互相牵制，扯皮习以为常；一是主要负责同志不过问，听之任之”，要求对“《每日动态》反映出来的问题，过了一天两天，去查问一下，有关的副市长和委办局对这个问题有没有批示？有没有去查办？”在他的要求下，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建立了领导重要批办事项一抓到底的督办制度。
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朱镕基同志强调，上报的信息和情况反映，“不仅要报喜，而且特别要报忧。报喜比较容易，报忧比较难，难就难在要突破关系和情面”。“我们应该扶持和鼓励正气，一定要压倒这个邪气。大家都来根据党性、党的原则办事情，绝对不能讲情面、讲关系，不要怕得罪人。”朱镕基同志在上海就以铁面无私、不讲情面、经常当面严厉批评干部出了名。他也常做自我批评，《实录》编入他在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三次民主生活会上的发言，对自己的缺点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他在一次讲话中说：“很多同志都很爱护我，说我的脾气太大了，批评人家太狠了，往往当着别人的面使人家下不了台”，“我这个毛病要改，批评要注意方式，要注意效果，要肯定成绩，多进行个别谈话。但是不公开批评，往往难以使大家吸取教训”。“我没有别的目的，我只是要为上海人民服务好。特别是我作为第一把手，如果不能严格地要求大家，我不来说话，谁来说话呢？我想应该提倡一种精神，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一切，什么情面、关系也不要讲。”
关心干部成长。朱镕基同志十分重视干部培训的问题，要求市人事局开出100个40岁左右的局级干部名单。他指出：“上海工作搞得更快、更好、更大胆的关键在干部，干部是决定因素。”“对有实绩的同志、扎扎实实工作的同志，要把他提到领导岗位上来，把那些老说空话、占在那个位置上不办事的人拉下去。应该有这么个风气，我们的政府工作才有转机。不要搞关系学，不要怕得罪人。”他对全市局级以上干部提出了三点要求：要“解放思想，勇于实践，做敢于承担风险的改革者”，要“为政清廉，办事高效，做问心无愧的人民公仆”，要“下放权力，深入基层，加强监督，善于协调，做解决问题的能手”。朱镕基同志非常重视培养企业家队伍，提出了社会主义企业家必备的三条基本素质，并要求从各个企业选拔一批年富力强、素质比较好的干部送到国内外培训。他说：“应当培养一批年富力强的厂长，让他们自己抓起来，使企业活起来，到国际市场、国内市场生龙活虎地活动。”对于没有通过厂长招标的干部，他主张要进一步培训，给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吸取教训，总结经验，以后“东山再起”。他深入基层，面向群众，不拘一格，发现并重用优秀年轻干部，为上海的改革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实录》还选入了朱镕基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关于环境保护和治理水污染、科技、教育、文化事业、新闻宣传等多方面的讲话。他曾多次到大学、电视台、市人大会议上即席发表讲话。《在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朱镕基同志首次披露了个人的坎坷经历。《在复旦大学的讲话》中，他用通俗的语言向上海高校党政负责同志、教师和学生们介绍了上海的经济形势和发展前景。《实录》还有很多这样的内容，都生动地反映了朱镕基同志的施政风格。
（文中引文均出自《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