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观念和宪法实践
中国共产党人的宪法观念和宪法实践，具有丰富的内涵和重要的普世价值。一方面，我们党是中国历史上最先进的政党，具有开阔的视野、博大的胸怀、严谨的学术立场和科学的洞察能力，可以将西方历史上的宪法观念和宪法实践成果移植进入中国，为中国社会主义的法治建设实践服务;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富有创造力的执政党之一，90多年的风风雨雨，已经将其锤炼成为一个成熟的、有智慧的、有自信的政党。20世纪30年代，我们党在世界上首创“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80年代，我们党独创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改革开放的国策，都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将西方所有的宪法文明成果移植进来后予以本土化，整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人类的宪法文明的进步作出我们的贡献。
更进一步言，如同马克思主义是在对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进行检视、梳理、辨析和改造之后诞生，并得到世界公认一样，中国共产党人也将会对人类所创造的所有宪法文明成果进行检视、梳理、辨析和改造之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予以实践、推进和发展。在马克思主义面前，没有任何理论和学术的禁区，同样道理，在一个成熟的、有理论自信的政党——中国共产党面前，也不会有任何理论或学术上的禁区。因此，不仅以上所述的在西方诞生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审判/司法独立”、“保障人权”等宪法观念，我们党已经将其引入中国，成功完成了其本土化的工作，一些我们现在还没有深入探讨的宪法观念，如“三权分立”、“宪政”等，我们也应对其进行深入分析、解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这里的问题是，对于在近代西方形成的各项宪法观念，仅仅简单地划定一个禁区，哪些“姓社”，可以研究，哪些“姓资”，不能触及，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宪法的实施和完善问题。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和科技等，要走在世界最前沿，必须广泛参考、研究各个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择其善者而从之”。我国宪法的发展和完善，也是同样的道理。一个宪法观念，一项宪法原则(如三权分立等)，在西方能够实行几百年，虽有小修小补，但大的框架、基本要素没有改变，总有它的道理在内，不能视而不见、轻易否定。
我们对这些宪法观念，必须逐项地进行检视、梳理、辨析，将之与中国当下的国情相结合，做出一个评估：完全适合的，照搬，“拿来主义”;不完全适合的，予以改造，使之适合;完全不适合的，进行分析，阐述清楚其原因，再予以扬弃、超越。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们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以及上面分析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审判/司法独立”、“人权保障”等，都是经过这样的过程而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一步步扎下根的。只有这样，我们中华民族，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才能成为人类宪法文明的守护人和传承者，才能通过自己的实践，使人类宪法文明的精华在中国发扬光大，造福于全人类的福祉事业。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2011年度重大项目“法律文明史”第16个子课题“法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的阶段性成果。本文中涉及法语的资料，由华东政法大学马贺博士提供，特此鸣谢。)
注释
【1】何勤华等：《法律名词的起源》(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94页。
【2】比如，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的道光十二年(1832年)，美国传教士米怜(W.Milne，1785年～1822年)在其所留下来的中文遗著《大英国人事略说》一书中，就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在中国进行了宣传。1833年7月，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K.F.A.Gutzlaff，1803年～1851年)在广州创办了中国近代内地第一份中文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进一步较为详细地介绍和传播了西方的法治、三权分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陪审等宪法观念(参见爱汉者等编、黄时鑑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华书局，1997年影印版)。
【3】【5】【8】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1915年12月。
【4】【7】《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1915年11月。
【6】《新青年》第6卷第2号，1919年2月。
【9】详细内容可参见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10】在这些宪法性文件中，中国共产党人初步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发扬民主”、“出版、集会、信仰等自由”、“保障抗日人民的各项基本人权”、“除司法系统和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其职务外，任何机关、部队、团体不得对任何人加以逮捕、审问或处罚”等的观念和主张。
【11】皇帝卡拉卡拉的本名，就是安敦尼努(Antoniniana)。
【12】何勤华：“西方法学观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法学》，2004年第12期。
【13】参见1936年《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第8条(“中华民国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第7条(“中华民国人民，无分男女、宗教、种族、阶级、党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14】2012年，中国检察出版社出版了《世界各国宪法》(全四卷)一书，里面翻译收录了联合国所属193个国家的宪法。从各个国家的宪法规定来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得到普遍认可的。
【15】李光灿、李剑飞：“肃清反人民的旧法观点”，《人民日报》，1952年8月22日;陈传纲：“反人民的旧法律和人民革命政权绝不相容”，《人民日报》，1952年8月26日;叶澜：“清算反人民的旧法观点”，《人民日报》，1952年10月17日。
【16】中共中央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全会公报于12月24日发表。
【17】[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99页。
【18】Gérard Conac, Marc Debene, Gérard Teboul, La 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 de 1789 :histoire, analyse et commentaires, p.150.
【19】李光灿、李剑飞：“肃清反人民的旧法观点”，《人民日报》，1952年8月22日第三版。
【20】“必须彻底改革司法工作”，《人民日报》，1952年8月17日社论;陈传纲：“反人民的旧法律和人民革命政权绝不相容”，《人民日报》，1952年8月26日第三版;曹杰：“旧法观点危害国家经济建设”，《人民日报》，1952年9月13日第三版;叶澜：“清算反人民的旧法观点”，《人民日报》，1952年10月17日第三版;等等。
【21】丘日庆：“走上法西斯专政道路的美国‘法治’”，《法学》，1957年第4期，第22页以下;叶孝信：“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的批判”，《法学》，1958年第4期第35页以下;孙国华、郭宇昭、许崇德：“肯尼迪叫卖的‘法治’”，《政法研究》，1962年第2期第1页以下;等等。
【22】刘焕文：“在‘百家争鸣’中谈旧法思想”，《华东政法学报》，1956年第2期。实际上，作者刘焕文本人也是一名在民国时就已经成名的旧法人员，他于1956年写作此文的目的，实际上是想阐述对旧法观点不能全盘否定，应该吸收其中对建设新中国的法制有益的成分。但在当时对旧法观点基本上一边倒地持批判、否定态度的氛围下，即使有一些试图阐述对旧法观点不能全部否定的文章，一般在开始时也要对旧法观点进行一番批判和谴责，然后再用“但是”等转折词来小心冀冀地诉说自己的观点。这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之一。
【23】在《政治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一切政体都有三个要素，作为构成的基础”。“倘使三个要素(部分)都有良好的组织，整个政体也将是一个健全的机构”。这三个要素就是议事机构(负责立法)、行政机构(负责管理城邦国家的日常事务)和法庭(负责司法)。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214、220、228页。
【24】宣统元年(1909年)制定颁布的《法院编制法》和宣统二年制定的《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和《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均由沈家本主持，里面都规定了司法独立的原则。
【25】另外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将我国司法队伍中的旧法人员，共有6000多人全部剔除出去(当时全国共有司法人员27000多人);另一个是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法学观、国家观改造我们的司法队伍。详见何勤华：“论新中国法和法学的起步”，《中国法学》，2009年第4期。
【26】这一点，民国时期的宪法就已经关注到了，虽然在实际生活中，民国政府并没有能够做到。如1946年宪法延续了1923年宪法第102条、1936年宪法草案(“五五宪草”)第81条的规定，在第81条更明确地强调：“法官为终身职，非受刑事或惩戒处分，或禁治产之宣告，不得免职。非依法律不得停职、转任或减俸。”
【27】温家宝：“各方面改革须逐步推进”，2012年9月14日在清华大学的演讲。
【28】关于审判独立和司法独立之关系的详细论证和阐述，参见何勤华：“法学观念本土化考”，《中外法学》，2013年第2期。
【作者简介】
何勤华，华东政法大学校长、教授、博导，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会长。
研究方向：法律史。
主要著作：《法律文化史论》、《法学史研究Ⅰ·当代日本法学》、《比较犯罪学》、《西方法学家列传》、《西方民法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