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首页 | 网站地图

大国新村
首页 > 原创精品 > 学术视野 > 公共治理 > 正文

陈弘毅:法治越成熟,转型越平稳(2)

法治越成熟,转型越平稳

《南风窗》:东亚和东南亚比较成熟的法治体系大多受到殖民统治或者战后占领,是否说外来的压力比内在的动力更容易促成法治发展?

陈弘毅:也不能一概而论。有些地方外来影响比较大,有些地方比较小,有些地方只是影响到独立之前,独立之后就走自己的路。不能很简单地归结说,受到外国的重大影响才建立法治。日本在20世纪初,已经有宪政民主、司法独立,已经有相当规模的西方式现代法律制度。日本在当时有两种不同的力量在推动,一种是西方化,追求法治、人权、民主,另外一种就是极端的民族主义军国主义者。军国主义通过暴力手段,暗杀日本政治人物,占了上风,夺取了政权。日本战后重建了民主制度,一定程度上建立在战前发展出来的基础上。比如说,战后出来竞选的政党,基本上是20世纪初已经很活跃的政党,在军国统治时期被压制。韩国也不可以说完全受到殖民、西方的影响,也是非常自觉地发展自己的政治和法律制度。韩国痛恨日本统治,独立后走出了自己的路。

但是自发学习也会遇到一些障碍,因为原来的传统下会有一些反对西化的力量。日本出现了极端的军国主义,就是因为日本学习西方学得不够透彻。明治宪法里没有明确讲清楚军队要服从民选的政府,也没有主权在民的概念,天皇还是最高的权力。所以日本在军国统治时代,就强调军队对天皇的绝对效忠,为天皇而战死。

《南风窗》:东亚地区的法治水平整体上比东南亚国家要好,东南亚国家中,新加坡的法治水平是最好的,是不是说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地区反而更容易实现和发展法治?

陈弘毅:这至少证明儒家文化不是同西方的法治传统有一些很大的冲突,儒家作为一个基本的文化传统,像西方的基督教传统一样,重视和尊重人的尊严,这是法治的一个最基本的价值理念,因此不能说我们是儒家文化就不可能实现法治。但这也不表示儒家文化一定可以理解为推动法治的强大力量。儒家文化比较重视德治、人的重要性,推行仁政,提倡调解。用法律来限制政府的权力,这个法治的基本概念,在儒家文化里没有重视。中国传统上对于官员的法律规定和限制很多,但是皇帝的权力没有受到限制,这不符合现代法治的要求。清朝末年提倡君主立宪,就是用宪法来限制皇帝。

《南风窗》:韩国、台湾地区,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都经历了政治制度的突变,这两个地方在政治转型之前是否已经奠定了法治成熟的基础?

陈弘毅:台湾地区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1987年政治转型之前,法治制度在50年代就开始有比较大的发展。50年代开始,台北的大法官会议,已经开始行使审查法律和行政法规是否“违宪”的权力,但是当时没有太高水平的人权保障,大部分“违宪”审查案件都是关于技术性的宪法问题,例如不同政府机关之间的权力分配、范围等等。虽然人权保障比较欠缺,主要是在公民政治权利方面,但是台湾在财产权益的保护方面相当完善,不少“违宪”审查的案件都涉及财产权的保障。因此在威权统治下,民主转型前,法治也可以发展到相当的程度。韩国也有这样的情况,韩国 80年代中后期民主化,之前法治的发展也有一定的水平和规模,也开始有违宪审查的制度。

《南风窗》:您说威权统治下,法治也可以发展到相当水平,那么能不能说威权向民主转型前,法治水平比较高的,转型也会平稳一点?

陈弘毅:可以这样说,有一些学者也有这样的理论。民主化的条件有很多,包括经济发展、中产阶级活跃,也包括法治有一定的水平,这都有益于日后成功民主化的条件。台湾地区是比较好的例子,整个东亚都是比较好的例子。有学者推崇东亚发展模式,先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提高教育水平,中产阶级的发展,最后才是政治方面的自由和民主。

贫富差距导致暴民政治

《南风窗》:据分析,印度尼西亚的民主程度比较高,公民参与政治的途径比较开放,司法独立也得到了很好保障,但是印尼的法院依然存在严重的腐败。这好像是很矛盾的状况。

陈弘毅:印尼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比新加坡、马来西亚低,法官的收入估计也是很低的。在独裁统治期间没有司法独立传统,已经有贪污腐败的做法,持续了几十年,法官和其他官员已经习惯了贪污,在民主转型后,不容易在短期内就改变。民主对于司法腐败问题应该不是太大的影响。印尼民主化后,成立了宪法法院,找一些不是原来的法官,另外建立一个新的宪法法院,特意与原来的没有联系。

《南风窗》:一般认为,法治是保障社会稳定和政治融合的前提条件。但是据分析,菲律宾虽然在法治方面表现良好,但是仍然存在比较严重的政治冲突和社会不稳定的情况。如何理解这种情况?

陈弘毅:主要还是因为菲律宾的社会结构。菲律宾虽然实现了民主,但同美国引进的民主有很大的区别。菲律宾有西班牙殖民的历史,统治了几百年,形成了一些社会精英,主要是地主。菲律宾独立后,政治权利还是集中于社会精英,但很多人是贫民,贫富差距很严重,所以民主不是很稳定,有时候会出现暴民政治。菲律宾的威权统治者马科斯就是被人民力量推翻。后来民选的埃斯特拉达总统由于一些丑闻,在群众不断示威、包围总统府后,逃走了。菲律宾没有很强大的中产阶级,有些底层人民不接受法律规定的游戏规则,就会发动群众运动推翻总统。民主不稳定的,除了菲律宾,还有泰国。泰国是形成了一个循环,民选政府,军事政变,然后又民选。民主不稳定的地方,一般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非常低,教育水平也不高,也不懂什么是民主,什么是法治,不遵守法治规则。

《南风窗》:香港的法治发展好像是一种自上而下、精英主导的模式,包括日本、新加坡也是如此,这种法治发展模式是否比较高效?

陈弘毅:自下而上可以说是革命了。法治发展也可以是上下结合,就是社会上有要求改革的愿望,政治精英层次里也有人支持,最后就出现了改革。韩国就是这样的例子。韩国在上世纪80年代社会要求政治民主化的力量非常强。到了1987年,有反对派站出来,当时政府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镇压,另外一个就是谈判。卢泰愚有军方背景,当时可以选择镇压,因为韩国有过1980年“光州事件”镇压的先例。但是当时要搞奥运,如果镇压就不可能搞成奥运,政府就和反对派谈判,谈判的结果是制定了1987年宪法,直到现在都在用。这部宪法建立了宪法法院,有比较完善的人权保障制度。可以说东亚模式就是上下结合的模式,台湾也是如此。

本文来自《南风窗》2013年第17期(2013.07.31出版),作者:本刊记者叶竹盛发自香港

上一页 1 2下一页
[责任编辑:郑韶武]
标签: 弘毅   越成   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