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另一部分样本进行CFA，两个公因子的累积解释率为56.92%，达到了社会科学领域中解释率需要在50%以上的要求。对量表进行可靠性分析，Cronbach的α系数值为0.832，可见量表的信度较好。每个题项在相关公因子上的载荷均大于0.4（见表2）。
青年人晚景预期的影响因素分析
我们用最佳尺度回归分析各项观念变量和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受访者晚景预期的影响程度（见表3）。在模型1中，我们先纳入性别、年龄、学历、户籍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并将因变量设为数字级别。结果显示多数变量的影响不显著。在模型2中，我们仅将观念变量作为名义变量纳入，结果显示各变量对老年生活预期均有显著影响。模型3纳入了全部变量，全部观念变量的影响和部分人口统计学变量的影响显著。但是根据标准化系数和相关系数计算出的自变量重要程度（见图1）显示，人口统计学变量的重要性普遍较低；且将其纳入模型后，R方仅提高了0.02。在后续的方差分析和线性回归中，上述由最佳尺度回归所得到的结果多数得到了验证。另外，当把量表中的个体状态预期和社会生活预期两个维度分别作为因变量时（见表4），会发现两维度受各因素影响的程度略有不同。
对经济社会发展前景的乐观程度影响对老年生活的预期。影响老年生活幸福感预期的首要因素是人们对于衰老本身的看法。除此之外，对经济状况的预期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18～35岁受访者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越有信心，其养老预期越偏向乐观（Beta=0.184）。进一步的分析显示，经济预期对个体生活状态预期有较大影响。显然，在人们心中，老年生活是否幸福，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与整体经济水平相关的个体物质生活水平决定的。另外，对于中国社会未来稳定程度的看法与养老预期呈正向相关（Beta=0.15），并且主要是与社会生活预期这一维度有关。可见，那些猜测中国未来社会不确定性增加、且自身安全感较低的人，更可能对老年生活持悲观态度。
对养老制度和产业发展是否乐观对晚年生活预期有重要影响。青年群体对于未来老年人娱乐产业发展程度的预期，对老年生活预期有较大影响（Beta=0.24），且其影响的重要性大于对经济社会发展前景的乐观程度。对此可以做如下解释：首先，老年人娱乐产业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集中体现，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对后者的预期；其次，在人们看来，生活乐趣逐渐成为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方面；第三，当前主要偏向年轻群体的主流文化，使得人们对于老年人可能缺少合适的文化产品有了更多担忧。另外，对养老保障制度的预期也有一定影响力（Beta=0.16），而且这种影响尤其体现在社会生活预期的维度上。
我们曾预测，相比其他因素，受访者对医疗体系的看法（对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信心）会更显著地影响公众的晚景预期。然而，在模型中，其回归系数较低（Beta=0.10）。
养老预期似乎不受人口统计学特征影响。按照分析前的假设，消费水平较高群体、学历较高群体、男性、较年轻群体，其养老预期应较高。但结果显示，这些因素的影响并不显著，或虽显著，但重要性较低。对此可以有以下解释：公众的养老预期受各种各样观念的影响，而这些因素中的大部分并不能被模型中的变量所反映；或者说，对衰老的忧虑超越了物质资源掌握能力的差距，养老焦虑普遍存在，即使是高学历、高收入、或具有其它社会优势的人也无法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