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来临、全球经济艰难复苏之际，西亚北非的多个阿拉伯国家掀起了一场强烈的政治风暴。突尼斯、埃及、也门、苏丹、约旦、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活动，中东的“政治强人”几十年来建立的“权威”一时间岌岌可危。变局的直接导火索是一名突尼斯失业青年的自焚事件，随后这些国家的抗议示威愈演愈烈，青年迅速集结起来成为抗议人群的主体。青年自焚、青年组织、社交网络成为这场变局的关键词。本文在对其进行解读的基础上，从青年自身的思变性、反抗性以及世界金融危机、阿拉伯青年民生问题、阿拉伯国家内部结构性矛盾、西方社会对青年的影响等视角入手，着重分析青年成为中东社会变局主力军的主要原因，并进一步探讨全球化背景下阿拉伯青年意识形态的发展趋势。
一、中东剧变中的阿拉伯青年
这场席卷阿拉伯世界的剧变始于一名突尼斯失业青年的自焚事件。青年变革求新的抗议浪潮通过新媒体的迅速传播而在阿拉伯国家蔓延，并直接导致数个国家政权的倾覆和多位政治强人政权的垮台。美国《外交政策》编辑艾坦·扎克曼说，“我们见证了一个奇迹，民众叛乱竟然能推翻一个阿拉伯独裁者。”①突尼斯青年穆罕默德·布瓦吉吉的自焚是这场变局的直接导火索。在布瓦吉吉之后，阿拉伯国家掀起“自焚潮”。据统计，仅2011年1月就有10人相继选择自焚来寻求彻底的宣泄与解脱(见表1)。
然而，在伊斯兰教中，自杀被认为是懦弱的表现，是对真主恩典的绝望，对于国家、民族、社会都是不利的，这样的“大罪”是教义所不允许的。《古兰经》中明文反对并禁止自杀、自焚等事件，如“你们不要自杀，真主确是怜恤你们的。谁为过分和不义而犯此严禁，我要把谁投入火狱，这对于真主是容易的。”(妇女章，第29-30节)这些被禁止的非理性极端事件的爆发反映出阿拉伯国家内部长期以来各种民生、社会问题等矛盾不断尖锐化。在现实面前，累积在阿拉伯青年心中的羞辱、无助与怨恨瞬间爆发，他们不惜使用违背教义的方式走上绝路。
布瓦吉吉的自焚事件触动了阿拉伯各国青年的神经并引起连锁反应，多国民众举行游行呼吁国家改革、总统下台。青年迅速集结起来成为了抗议人群的“中坚力量”，他们以青年组织为载体，通过网络宣传、组织游行等活动介入这场社会转型当中。以埃及为例，“4月6日青年运动”、“7月8日青年联盟”、“革命青年联盟”、“一·二五革命青年联盟”、“科普特青年运动组织”等青年组织在剧变的各个历史性阶段都起到关键作用。初期，“4月6日青年运动”选定埃及警察日当天发起抗议；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下台后，“7月8日青年联盟”在解放广场发动“自决星期五”(Self-Determination Friday)的“二次革命”，要求穆巴拉克下台前任命的总理沙菲克辞职；2012年6月1日，“革命青年联盟”和“4月6日青年运动”举行“百万人大游行”，发誓不让穆巴拉克亲信沙菲克进入第二轮总统竞选；当前总统穆巴拉克被判处无期徒刑后，“青年革命联盟”号召青年涌向解放广场抗议埃及司法机构的审判结果。各地的青年聚集广场，建立起公开对话的渠道并加强了彼此间的合作，从而实现了人员的壮大、沟通的便捷直至诉求的升级。青年们不断向最高军事委员会施压，其斗争诉求也由最初的改善民生演变为推动民主化改革步伐。
此外，变局初期，青年组织示威游行的场所、动员方式及口号都充分体现出“去伊斯兰化”的特征，表明新的意识形态已经出现。他们选择在广场集会，而不是在伊斯兰教中具有重要集会功能的清真寺。他们通过手机短信，脸谱、推特等社交网站相互串联，成功地在极短时间内动员到志同道合的人集结成团体。游行中，最初他们只打出一些日常生活的口号，如“他们在吃鸡，我们却每天吃豆”。当数以万计人聚集在广场后，口号变为“人民想推翻政权”，但自始至终也未出现“穆斯林皆兄弟”等宗教口号。对于青年人，尤其是其中的精英而言，他们不需要“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之类的口号，在他们看来，伊斯兰并非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这充分体现出青年及其组织的世俗化倾向与务实风格。
有人将中东剧变称为“新媒体革命”，但也有学者驳斥了这一观点：“若把这场剧变归咎于新媒体革命，无异于本末倒置，错乱了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和基本逻辑。”③尽管如此，但不可否认的是，网络这一无形世界的有形力量对事态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组织和推动作用。
其一，青年人对于网络等新媒体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和快速接受力。截至2010年末，脸谱网站大约15％的活跃用户来自于中东地区，该地区脸谱用户高达1700万(其中埃及500万，突尼斯200万，占两国网民总数的绝大部分)，推特用户年增长率高达142％。④从维基解密发布关于突尼斯总统家族腐败生活的密文引发民愤，到青年通过脸谱、推特等社交网站散发游行信息，再到通过移动媒体、手机实时上传的现场照片、视频为民众示威持续提供新动力。这一切都恰如其分地反映了新媒体在变局中的作用。2011年初，“我们都是哈立德·赛义德”网页在脸谱上宣布要发起“一场埃及自己的革命”。突尼斯爆发示威后，他们向35万追随该网页的埃及民众发出邀请，询问其是否会参加1月25日在开罗解放广场举行的反穆巴拉克游行。仅仅三天，5万多人选择“会”⑤。于是，执政30年的穆巴拉克就随之垮台。
其二，青年成为美国“网络外交”的直接目标及对象。在信息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阿拉伯青年可以轻而易举地同时收看国内电视台的报道和通过网络了解来自西方世界的讯息。以中东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半岛”电视台与西方社交网站为例，“半岛”电视台因其在“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国际重大事件中的坚定立场、客观报道广受阿拉伯人的欢迎。然而近几年却受政治利益牵制，沦为卡塔尔政府、海合会乃至西方的政治工具。在利比亚问题、叙利亚问题等报道中，多次故意或被迫误报从而激化国家间、教派间、利益集团间的矛盾，最终导致其媒体公信力下降，本土受众大量遗失。而社交网络是一个低门槛的平台，任何人都可以随时注册、登陆、搜索信息、发布内容，正是这种“平民化”的话语权以及对“全球化”信息的真实获知，揭露了传统媒体和政府话语的“虚假性”，进而消解其“权威性”。民众不相信电视上播放的消息，在爆发游行期间，他们不断在推特上实时更新现场情况，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世界听到另一种声音。社交网络的出现与普及，迫使“半岛”电视台将媒体最为宝贵的公信力与受众拱手相让，青年由“双选”转向“单选”，从社交网站的用户转向直接认同者，而他们正是美国“网络外交”的直接目标与对象。用《纽约时报》的话来说，奥巴马政府已经把社交网站视为“外交箭袋中的一支新箭”。而被这支“箭”射中的，埃及绝不是第一个，更不会是最后一个⑥。在埃及青年走上街头示威的第一时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就利用“网络外交”称赞他们的勇气和对理想的渴求。凭借网络超越时空的特征，示威青年不仅在短时间内聚集，还能从外界获得源源不断的支持，将诉求坚持到底。
二、中东剧变中的青年因素
阿拉伯社会大震荡背后的原因复杂而深刻，谈及与青年有关的因素，从内部看，它反映了青年人好思变、易反抗等特性，现实经历与内心渴望的巨大反差加剧了这种特性；从外部看，全球经济不景气导致青年民生问题空前严峻，阿拉伯国家内部青年民生与社会结构性矛盾更为凸显，青年饱受贫穷凋敝、贫富悬殊、体制僵化、官员贪腐等折磨的同时逐渐被边缘化。此外，西方世界对阿拉伯青年进行“有计划、有图谋”的政治“洗脑”也起到重要作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成为青年主导变局的主要因素。
(一)现实经历与内心渴望的反差加剧阿拉伯青年的思变动力
随着阿拉伯国家的出生率、人口增长率持续处于高峰，青年人口数激增，人口年龄中位数普遍低于世界均值(见表2)，这为社会注入了催生变革的力量。
与安贫乐道、观念保守的老一代不同，新生代视野宽、束缚少，加上谋生无路，因此他们不满现状、穷则思变的动力最为强烈。⑧在东西方历史上，有着太多可称之为“巧合”的例证，存在着大批年轻人的时期往往与发生这类运动的时期重合。在东方，伊朗人口中年轻人的比例在20世纪七十年代急剧增长，在七十年代后半期达到20％，而1979年恰好发生了伊朗革命；在西方，二战后，欧洲社会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在20世纪六十年代的示威和反抗中发挥了政治影响。亨廷顿认为，游民无产阶级和青年学生是革命性最强的群体。“随着青年人比例(即15～24岁的人)的大大增长，在一些主要的阿拉伯国家，如阿尔及利亚、埃及、摩洛哥、叙利亚、突尼斯，20岁出头、寻找工作的青年人数量的扩大将持续到2010年左右……阿拉伯社会识字人口的迅速增多，造成了有文化的青年一代和很大程度上没文化的老一代之间的鸿沟，因此‘知识和力量之间的分离’可能‘会使政治系统处于紧张状态’”⑨。
英国《经济学人》于2011年2月推出一个名为“扔鞋指数”(Shoe-Thrower's index)的调查⑩，旨在描述阿拉伯国家的动荡级别，预测“茉莉花的气味”下一站可能会是哪里。在调查指标中，25岁以下的人口比例和绝对数量各以35％和5％占到了整体的最大权重。(11)调查结果显示，也门、利比亚、埃及、叙利亚位于“扔鞋指数”前四位，这些国家无一不是中东剧变的主角。相对于成年人和老年人思想的确定性来说，青年的思想具有不确定性和可塑性，自然总是处于主张变革的核心。
阿拉伯地区有着辉煌灿烂的过去，但在政治和社会世俗化发展的进程中，却形成了越来越明显的社会鸿沟，两极分化严重、社会动荡加剧。眼看中国、印度、南非等原本在同一起跑线上的发展中国家纷纷赶超，青年人渴望国家能发展，能摆脱外部势力的影响，实现真正的独立与崛起。然而，阿拉伯青年的日常生活长期面临着低收入、高通胀的遭遇。博雅公关(Burson-Marsteller)2012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中东地区年轻人最为关注的首要问题是“挣一份公平的工资并拥有一个家”(12)。在阿拉伯国家，一般公务员和教师的月工资大约仅为人民币五六百元，而持续上涨的物价不断加大民众的生活成本。经济落后与贫富加剧使大批年轻人感到前途黯淡，充满挫折与不满。
青年中的精英选择逃离现实到西方留学，在那里通过经济、教育、科技、医疗等渠道接触西方的主流意识并接受自由价值观念。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埃，他在开罗大学的演讲中强调了中东青年应成为创造中东历史的新一代，承诺扩大互换国家学生项目、增加奖学金，鼓励更多的穆斯林学生到美国学习。近两年来，中东在美国的留学生达33万人，总数已超过“9·11”前的水平。(13)昔日辉煌与当下贫弱受欺、国内现实经历与国外留学生活的巨大反差使得阿拉伯青年日益萌生失落与绝望之情，加剧了他们的思变动力并最终汇集成抗议的洪流。
(二)青年民生问题空前严峻
这场变局始于全球经济缓慢复苏之际，世界范围内的青年民生问题空前严峻。青年街头运动成为2011年世界的一股浪潮，并给世界经济和政治带来较大影响。在欧洲，民众抗议财政紧缩的示威游行接二连三；在美国，12位大学生来到纽约祖科蒂公园，拉开了“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序幕并波及全球；在英国，伦敦大规模骚乱的被捕者中70％是年轻人。贫富差距拉大、就业机会减少、政策导向偏离导致青年在经济领域中的边缘化，是爆发青年街头运动的主要原因。世界劳工组织“2012年世界青年人就业趋势”的研究结果表明，2012年全世界青年人失业率不断上升，目前已超过12.7％，超过7500万的青年人失业，比2007年增长了近400万。更糟糕的是，这一情况直至2016年都不会得到明显改善。(14)目前，全球15～24岁的青年人数量占全球人口总数的1/6以上，经济上的边缘化会给这一群体带来巨大压力。在当前非传统安全因素不断上升的背景下，青年问题极易与安全问题产生联系。世界观察研究所《2005年世界状况》年度报告认为，恐怖分子的行动及其引起的危险，仅仅是造成世界不稳定的表面原因，青年失业才是造成世界不稳定的决定性因素之一。(15)
按理说，为年轻人提供教育、就业和民生保障以提高生活水平应是政府工作的第一要务，但这样合理的要求对于布瓦吉吉们而言却遥不可及。教育落后、工作难觅使得青年们对于生存现状极其不满，主要表现为：
其一，青年失业率攀升。由于中东城市化发展不平衡，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尚不足以创造充分的就业机会，失业率居高不下。随着地区局势的紧张，这一现象日趋严重。一份由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报告指出，青年失业是“阿拉伯之春”运动的主要动因之一。2012年北非地区青年失业率上升至27％，远超12.7％的世界均值，居全球最高，其中阿尔及利亚为21.5％，摩洛哥为17％，而在突尼斯、埃及则高达30％。(16)刚毕业的大学生们受影响最为严重，大批青年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窘境。经济学中有一个术语“等待成年期”(waithood)(17)，这一停滞期的平均数值在埃及是两年多，在摩洛哥、伊朗是三年。(18)此类情况直接导致许多适龄男青年因经济拮据无力买房、结婚，女青年待字闺中，埃及30岁未婚男女的比例高达60％和47％。(19)由失业所引发的住房难、结婚难等问题又成为政府的巨大包袱，青年自身也极易由此产生自我否定、仇视社会、对国家不满等消极心理，一旦有导火索便会一触即发，甚至威胁政治的稳定。
此外，由于宗教、国体的特殊性，在部分阿拉伯国家，教派歧视也成为青年就业困难的原因之一。以逊尼派小国巴林为例，它是海湾君主制国家中第一个出现局势动荡的。在巴林本国人口中，什叶派约占70％，逊尼派约占30％并拥有统治权。为维护其绝对统治，什叶派民众在各方面都受到打压。逊尼派控制了政府和公共部门等主要的就业部门，而什叶派大多只能在医疗保健等服务性行业和工业等体力劳动领域获得就业机会，月薪低于国家最低保障线。什叶派青年不得参军，国家宁可使用雇佣军与鼓励逊尼派外籍人士入籍参军。(20)种种因素使得什叶派青年难以获得公平的生计保障，无辜沦为教派斗争的牺牲品。
其二，青年教育质量堪忧。在阿拉伯国家，失业者的年龄与学业结构呈现低龄化、高学历的特点，受教育人群的失业率超过了文盲失业率，这一现象被称为“知识失业”。在突尼斯，每年有8万名大学生毕业，却仅有2万人能找到工作；在埃及，以2008年为例，高中毕业生失业率为55％，大学毕业生失业率为31.7％。(21)这些人后来成为了解放广场、变革广场、绿色广场、五一广场上呐喊的青年。事实上，近年来大部分阿拉伯国家不遗余力地发展教育事业，如兴办学校和研究机构，提高入学率，突尼斯的公共教育投入更是占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7.6％，在全球名列前茅。(22)然而，阿拉伯国家的教育体系单一且一味追求数量，教育质量堪忧，经济改革和转型所引起的传统教育与人才需求不匹配导致青年学无所用。《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中一篇名为《教育失败点燃阿拉伯世界怒火》的文章，分析了教育失败与青年成为此次变局主力军之间的关系，并指出“这一关系成为变局发生的必然”(23)。青年人口激增加上教育的失败导致了冲突的爆发，在这些国家里，教育系统没有向青年提供他们摆脱贫困和失业所需的技能。(24)
(三)阿拉伯国家内部社会结构性冲突凸显
阿拉伯国家普遍存在这样的社会构成：公民年龄呈现超年轻化的态势，“青年膨胀”(Youth Bulges)现象尤为突出，50％的人口不满25岁，15～24岁年龄段的人口约为总人数的1/5。民众政治权利受到压制，许多“国父级”领导人无限期连任。在后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盛传这样一种说法：“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利比亚国民，终结统治了42年的‘领袖’”(25)。这样的社会构成显然是“畸形”的，“年轻”的国家长期在“老人”政权的统治之中，他们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社会结构性冲突从根本上直接导致青年对国家和现实的强烈不满。
其一，“强人政治”体制僵化。伊斯兰教本质上是与时俱进的宗教，其“创制”说旨在讲求随时代发展而实现对教义的重新诠释，讲求创新与进步。但在现实社会，埃及、利比亚等国的政权都是在民族独立革命的过程之中或之后，由军官发动政变建立的，其政权多采取强人政治和军人政治等权威政治模式，并形成了一种国家领导人事实上终身任职的老人政治。(26)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在取得一些成绩后便不求创新，觊觎的只是权力与金钱，以为自己还能凭借战争时期的威望赢得百姓的拥戴。然而，从突尼斯街头到开罗解放广场，从的黎波里绿色广场到萨那变革广场，年轻人几乎口径一致地向“老而不死”的领袖们高喊“我们不走，你走！”他们不仅拒绝承认“国父”们的执政合法性，甚至连体面下台的机会都不再给。(27)
可以说，阿拉伯青年已成为僵化体制下的牺牲品。在突尼斯和埃及，青年沦为了家族统治的牺牲品。总统家族遍布各大垄断行业，包括银行、民航、交通、媒体、零售业，利用特权大办家族企业、疯狂侵吞国有资产的丑闻早已为全民所耻。他们仍然誓不罢休，垄断之手伸向总统宝座，千方百计要将权力传承给自己的儿子。因此，“世袭制”在阿拉伯国家普遍存在，且不说王权国家，就是共和制国家也是如此。这样一来，与总统家族没有任何交情的广大底层青年何来机会？在利比亚和也门，青年沦为了部落统治的牺牲品。以利比亚为例，国家有大大小小150个部落，和卡扎菲关系好的部落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取更多利益，部落成员自然也得到重用。如卡扎菲政权的核心——革命委员会，即由来自瓦法拉、马格拉哈和卡达法三部落的人组成，卡扎菲甚至将卡达法部落迁往西北部沿海的苏尔特省——一个石油储量丰富、又正好位于班加西和的黎波里中线的地理要冲。他的独裁作风为自己的政治生涯“自掘坟墓”，卡扎菲时代随即宣告结束。
其二，青年群体被“边缘化”。占阿拉伯人口绝大多数的青年群体实际上是被社会所边缘化的一代，被称为“U青年”一代，指的是无成就的(unfulfilled)、未被接纳的(unincluded)、未充分就业的(underemployed/underutilized)和被低估的(underestimated)。(28)在“强人政治”的社会中，解释权和话语权多在权威长者手中且不容置疑，青年人的意见并不受重视，成为“被遗忘的大多数”。世界银行在布瓦吉吉悲剧发生几个月前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警告：“不对年轻人进行投资，尤其是不为他们创造所需的就业岗位，将会使青年更加脆弱，存在被边缘化的风险……容易受到负面社会现象的影响，这需要远远多得多的投资才能够恢复。”(29)可以说，布瓦吉吉点燃了青年群体中存在已久的不满情绪，从失业到无法自我表达，再到被国家压制、被社会边缘等问题上积累已久的失落感。
(四)西方社会对阿拉伯青年的“洗脑”
长久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一直致力于向阿拉伯国家推行“美式民主”，并产生了巨大影响，但这种影响是扭曲且是别有用心的。在此次变局中，这种影响带来的动因不可小觑，甚至有报道称，“从突尼斯到苏丹，从埃及到利比亚，从也门到叙利亚，不断蔓延的西亚北非乱局，是在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长久谋划的背景下发生的，针对的是整个阿拉伯世界。”(30)在美国，打着非政府组织的名义，实际是由美国政府建立或资助的，被政府用作对外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促进民主工具的组织有数万个。它们主要通过对中东国家非政府青年组织施加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促进普通民众公民意识和民主权利意识的觉醒，尤其是在青年群体中引起共鸣，传播“民主观念”、充当“民主教练”，以期达到“社会转型”和改朝换代之目的。
据不完全统计，自2005年以来，约有超过万名埃及人参加了由美国国际开发署出资，国际共和研究所和全国民主研究所等28个美国和当地机构举办的培训活动。其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埃及抗议活动的骨干力量。2009年，17名来自埃及的“青年领袖”应邀赴美参加了由美国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出资、由素有“老牌颠覆专家”之称的“自由之家”主办的所谓“新一代倡导者项目”。这些埃及的青年精英在美国接受了关于民主、人权与和平的熏陶，而这个项目的目的就是“从内部促进中东和北非的政治变革”(31)。年仅23岁的埃及反对派人士比拉尔·迪亚布曾在美国机构于开罗开设的“青年领袖学校”接受了为期半年的训练，得到外国“民主教练”手把手的指导，并将这些运用到埃及发生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中去。他表示，“(抗议者)本来是一盘散沙，但我们通过培训学会了如何把他们组织起来，而且我们的确做到了这一点。”(32)由此可见，这些社会化过程尚不完全，价值观尚不确定的阿拉伯青年深受“美式民主”的“洗脑”，在此次变局中扮演了西方社会所期望的角色。
三、全球化背景下阿拉伯青年意识形态发展趋势
世俗化与宗教化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将青年推向了十字路口：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自由之风掠过古老的阿拉伯沙漠与绿洲，“脸谱”、“优兔”为青年所熟知并在此次变局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自由主义、公民意识日益在青年中成为主流价值观和利益诉求；另一方面，通过此次变局，可以看到伊斯兰世界的传统思潮与西方价值观对青年产生了双重影响，他们面临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封闭与开放、民主与独裁、理想与现实、宗教与世俗的巨大冲击。
(一)信仰危机在青年群体中蔓延
世俗化与宗教化所产生的强大冲突令青年人在选择与适应过程中感到茫然，在外部世界所带来的多元文化面前，他们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困惑。世俗、伊斯兰与西方这三者之间摇摆不定的选择与转换充分暴露出青年的信仰危机，令其处于迷茫—思考—探索的实践阶段。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其一，世俗力量与伊斯兰力量的选择。此次剧变被认为是继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第二次伊斯兰复兴运动，但伊斯兰色彩与之相比却黯淡不少。如前文所言，变局初期青年群体组织游行示威的动员方式、场所与行动口号均未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反而体现出“去伊斯兰”化的特征，宗教似乎并未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在传统的伊斯兰国家，宗教色彩渗透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又岂能不在一场决定国家命运转折的变局中发挥作用？青年人看似不需要宗教，但实际上他们却又在向真主发出求助，如示威人群在解放广场跪求总统下台，这一行为在伊斯兰文化中具有“祈求真主”，向真主发誓的意味，表明人们在一开始就有逼迫总统下台的决然态度。随着变局的推进，伊斯兰力量开始逐渐“明朗”直至穆斯林兄弟会成功上台。从这一过程中可以看出，世俗力量与伊斯兰力量中的任何一种价值观都无法完全影响青年。带有伊斯兰色彩的穆兄会成功上台并不等同于青年民众选择伊斯兰，抛弃世俗，而只能说他们选择穆兄会代表着与旧时代的决裂。中东问题专家朱威烈教授认为，从埃及目前的国内形势来看，穆兄会在治国理政方面缺乏经验，在协调与军方关系，平衡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力结构等方面不断引发社会与民众强烈不满，因此世俗力量与宗教势力的分歧与对立已经形成。(33)有媒体称，埃及就像一个刚刚修补好的瓷器，又面临被打破的危险，阿拉伯青年群体再一次陷入两难抉择。
其二，反美与亲美的选择。西方尤其是美国多年来对阿拉伯国家实施文化、教育输出，持续不断地宣传西方价值观，对这些国家的民众特别是青年具有明显影响：一方面，青年民众对亲美的旧政权感到厌恶与反感，将国家落后与失败的罪责归于美国与以色列的干涉；另一方面，在目前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的阴影下，阿拉伯国家经济结构失衡、失业率上升、贫富差距拉大和独裁政治等问题进一步凸显。面对社会现实，一些青年人又对西方的“人权”、“民主”、“自由”等价值观给予了高度认同，其政治诉求、民主方式、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向西方靠拢，并成为其进行街头抗议的思想动因，在示威中青年也未表现出反美或反西方的情绪。由此可见，在对美国的态度上，青年人显得犹豫不决，其深层表现出的是青年群体的信仰危机，在多元文化的选择中无法做出恰当的回应。
(二)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潮由理论趋于实践
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潮是伊斯兰主义者自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自我反思和变革的产物，一些人主张国家走世俗主义为特征的理性主义路线，另一些则坚持以宗教为基础的文化保守主义取向。中间主义试图寻求一种“适度的”、“平衡的”、“调和的”“中间路线”(34)。由青年群体在信仰危机中表现出的迷茫—思考—探索的过程可以看出，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潮的影响力从伊斯兰思想界扩大至世俗社会，并在青年群体中激发了思考与认同。在全球化成为历史主潮的背景下，阿拉伯青年的价值认同也发生转向，伊斯兰中间主义由精英走向草根，由理论趋于实践，并在此基础上重塑伊斯兰世界的核心价值观，其表现如下。
其一，阿拉伯青年认识到融入全球化，拒绝极端激进，倡导中正、包容与和平的迫切性。“9·11”事件后，伊斯兰极端激进主义甚嚣尘上，“基地”组织扬言在全世界传播其“321”模式。“3”指的是伊斯兰世界的三个敌人，它们要为伊斯兰世界的畸形发展、弱势地位和受压迫的状态负责，即“十字军战士”(西方基督教国家)，犹太人(以色列)和“傀儡”(伊斯兰国家的政府，它们被指责是协助西方压迫伊斯兰世界的帮凶)。“2”指的是这些敌人采取两种攻击形式：一方面它们出兵占领伊斯兰国家，压迫该国人民；另一方面它们将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强加给伊斯兰国家并由此压迫本土文化。“1”指的是对于这三个敌人，必须一致努力以一种方式(圣战)打击敌人。(35)然而，圣战者的自杀性袭击每天都在美国、欧洲以及伊斯兰本土上演却未见实质性成效，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又相继在伊斯兰世界爆发，阿拉伯民众的生活越发困苦，国家依旧落后。这使得青年清醒地认识到，仅凭以暴易暴的方式与西方对抗不能实现社会经济发展、民主变革、国家强大的理想。阿拉伯青年要想实现改善民生生活、推动社会民主进步等目标，就必须通过对话而非对抗的方式努力融入世界，共同应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冲击。这与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潮所强调的“避免极端”、“拒绝激进”、“宽厚包容”是相契合的，因为极端主义思想和行为已经严重削弱了伊斯兰世界各民族的力量，给伊斯兰世界造成一系列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阻碍了它的发展和进步。
其二，中间主义的“重启教法创制”成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必需。“强人政治”体制使得阿拉伯世界长期陷入严重的理性缺失之中，思想僵化，因循守旧，缺乏创新精神。青年认识到如果抱残守缺，不思进取，就会落后，因此他们反对僵化的政治体制，批判世袭制。许多阿拉伯国家领导人通过压制人民的政治权利、修改宪法等达到自己建立家族统治国家的野心。然而这样的做法不仅违背了伊斯兰教义，更给国家民族的发展套上脚镣，遭到青年的唾弃。
其三，青年认识到建立公正和谐的社会秩序就要倡导民主协商，反对专制独裁、腐败剥削和分配不公，这也是“中间主义”思潮所倡导的。以利比亚为例，卡扎菲之死被广泛认为是中东独裁统治的彻底终结，是青年们的胜利。随着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潮的影响力扩大，青年人对于这种任人唯亲、权力任性妄为的大家长制作风感到反感，他们反对独裁，反对专制，认为利比亚的部族政治是一种畸形的社会结构，对于现代政治模式而言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是历史的耻辱。
(三)政治意识的觉醒
在阿拉伯国家中，参与反抗的青年涵盖了三种群体：有的一毕业就失业，没有生活来源；有的是普通工人，但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状况并不满意；有的是受教育的精英分子，甚至是中产阶级，面对政府腐败和国家制度有着由来已久的不满，虽有很强的参与意识，却长期诉求无门。弱势处境导致了绝大多数年轻人远离政治或处于政治幼稚无知的状态，然而这次的事件反映出青年群体的彻悟与觉醒，他们学会用手中的公民权与政治权去追求尊严与平等，去履行公民政治表达的权利与义务。福山曾多次强调民众“政治意识”的重要性，并指出：“目前的局势表明，渴望生活在一个尊重你、赋予你基本政治权利的国家的根本冲动(impulse)事实上是普世的”(36)。
同样，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无法完全化解民主诉求的压力。此次动荡也波及一些经济表现相对出色的国家，如沙特、巴林以及动荡的源头——突尼斯，据世界经济论坛《2010-2011年全球竞争力报告》称，突尼斯在非洲大陆名列前茅，居世界第32位。(37)就发展水平而言，这些国家并不那么糟糕，但民众抗议仍然爆发了。抗议运动的主要力量不是来自最穷苦的阶层，而是来自受教育的中产阶级；不是来自老人，而是来自中青年，他们的动力源于觉醒的政治意识，这使得他们无法继续忍受“缺乏政治和经济机会所造成的挫折感”。“这些国家的政权还以为年轻人与政治是隔绝的，可是他们没有注意到年轻人当中存在相互联系，他们有雄心，他们有政治意识，而且他们的政治意识比传统的反对派还要强。”(38)在以往的社会，青年作为非主流群体，是文化的接受者和被教育者，其文化和知识的传播是单向的，然而随着全球化潮流和青年主体意识的增强，单一的文化灌输和传播已不能满足青年自身的需要，他们表现出更多的参与热情和要求。青年要将自身的诉求与观念“反哺”给社会和成年群体。
四、结语
据统计，自1960年以来经历民主转型的103个国家里，约有半数国家在第一年遭受了经济困难，约有40％的国家在此后五年里经历了经济衰退。(39)因此，青年人心目中的阿拉伯之春还远未到来，各国面临着恢复经济、重组政治架构的艰难任务，凸显转型之痛。布瓦吉吉事件的发生已过去两年多，这些阿拉伯国家经历了民选总统后的另一个历史转折点，“制宪危机”、“政治危机”、“抗议”、“冲突”、“动荡”等再次成为中东局势的热门词汇。然而无论这些国家经济转型的进程、国家权力的构成会是如何，强人政治的时代必定是一去不复返了，青年阶层已成为其中不可替代的重要成分。它表明，青年不再是社会阶层中诉求无门的群体，他们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不固守、不守旧，成为崭新的社会力量。他们追求的不仅是物质上的满足，更主张个人的尊严与平等、国家的民主与富强。与此同时，以青年为主体的阿拉伯社会将面临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的再次重塑，中正、和平、包容的中间主义思潮将得到进一步的深化与实践。尽管阿拉伯世界再次迎来“绿化”，以穆兄会为首的一股伊斯兰温和势力走向了政治舞台的中心，发挥着导向作用，但民众与政府间的冲突与抗议仍不时在这些国家上演，青年依然是其中的主体。国家、政府如何将青年与各阶层民众的诉求转化为国家变革的实践仍是目前各方的关切所在。
注释：
①Ethan Zuckeman， “The First Twitter Revolution？”， http： //www. foreignpolicy. com/articles/2011/01/14/the_first_twitter_revolution.
②数据来源于以下网站：http： //news. sina. com.hk/news/1310/3/1/1993562/1. html， http： //www. dw.de/dw/article/0，， 6414046， 00. html， http： //www. zaobao. com/special/hotspot/pages/hotspot110119a. shtml
③马晓霖主编：《阿拉伯剧变——西亚、北非大动荡深层观察》，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
④唐岚：《社交网络：“中东波”的有力“助推器”》，载《世界知识》，2011年第9期。
⑤湘溪：《“E外交”的新战场》，载《世界知识》，2011年第10期。
⑥同上。
⑦资料来源：中央情报局2009年、2010年《世界概况》， http： //zh. wikipedia. org/wiki/％E5％90％84％E5％9B％BD％E4％B8％AD％E4％BD％8D％E6％95％B0％E5％B9％B4％E9％BE％84％E5％88％97％E8％A1％A8.
⑧田文林：《对当前阿拉伯国家变局的深度解读》，载《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3期。
⑨[美]塞缪尔·亨廷顿，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99页。
⑩“Arab Unrest index： The Shoe-Thrower's index，” http： //www. economist. com/blogs/dailychart/2011/02/arab_unrest_index， 2011/2/9.
(11)其余权重为政府执政年头占15％；腐败和民主缺失各占15％；人均GDP占10％；审查制度指数占5％。
(12)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阿拉伯埃及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生活成本提高成中东青年关注的主要问题》，http：//eg.mofcom.gov.cn/aarticle/r/201205/20120508112908.html。
(13)唐永胜：《以全球政治的视野观察中东变局》，载《世界知识》，2011年第13期。
(14)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全球青年人失业状况》， 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i/jyjl/k/201205/20120508151876.html/。
(15)《真正的邪恶轴心：疾病、贫困、环境恶化》，载《参考消息》，2005年3月16日。
(16)“国际劳工组织报告显示：阿拉伯失业率不降反升”，http：//finance.jrj.com.cn/2012/06/04132713365022.shtml。
(17)指大学毕业又没着落的年轻人经历的一个生活停滞期。
(18)Kevin Watkins， “Education Failures Fan the Flames in the Arab World”， http： //efareport. wordpress. com/2011/02/23/education-failures-fan-the-flames-in-the-arab-world/.
(19)黄培昭：《中东为低龄化伤脑筋，美借机输出民主》，载《环球时报》，2011年3月7日。
(20)吴冰冰：《巴林：被教派矛盾撕裂的国家》，载《东方早报》，2011年3月28日。
(21)马晓霖主编：《阿拉伯剧变——西亚、北非大动荡深层观察》，第4-5页。
(22)“EFA Global Monitoring Report 2011， Regional Overview： Arab States，” http： //unesdoc. unesco. org/images/0019/001915/191531e. pdf.
(23)Kevin Watkins， “Education failures fan the flames in the Arab world”.
(24)EFA Global Monitoring Report 2011， http： //unesdoc. unesco. org/images/0019/001911/191186c. pdf.
(25)秦轩：《赶走了卡扎菲的年轻人》，http：//www.infz.com/content/63152。
(26)刘中民：《关于中东变局的若干基本问题》，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2年第2期。
(27)马晓霖主编：《阿拉伯剧变——西亚、北非大动荡深层观察》，第7页。
(28)穆里尔·阿瑟布格：《阿拉伯之春》，载《科学和政治基金会杂志》，德国，2011年7月号。
(29)鲁拉·卡夫拉：《躁动的阿拉伯青年》，载《金融时报》，英国，2011年12月29日。
(30)《美国“大中东民主计划”的幕后策动》， http：//books. gmw. cn/2012-03/23/content_3827088.htm。
(31)岩梦：《美国中东“民主干校”真相》，载《环球》，2011年第12期。
(32)同上。
(33)朱威烈：《埃及：世俗力量对抗宗教》，载《新民晚报》，2012年12月28日。
(34)王泰：《埃及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潮的理论与实践》，载《西亚非洲》，2012年第2期。
(35)《“圣战国际”及其学说正成为全球性威胁》，参见http：//express.cetin.net. cn：8080/cetin2/servlet/cetin/action/HtmlDocumentAction？baseid=1&docno=240430。
(36)刘擎：《2011年西方知识界回顾》，载《东方早报》，2012年1月10日。
(37)World Economic Forum，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0-2011， Geneva， 2010， p. 329.
(38)鲁拉·卡夫拉：《躁动的阿拉伯青年》。
(39)“After the Arab Spring： What's Next for the Economies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http： //www. brookings. edu/events/2011/09/23-arab-spring-econom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