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年来中印关系的新发展、新特点
近年来中印关系发展引人注目，进入全面发展新阶段，影响两国关系的内外因素更加复杂多元。两个相邻的“超大型国家”同时发展壮大，25亿人同时怀揣民族复兴之梦，积极争取国际生存空间，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国际政治现象。中印两国如何看待对方，如何处理好双边关系，不仅攸关各自的安全和发展，也影响着地区形势和国际格局的演变。今年5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选择印度作为其首次外访的首站，表明中印关系在中国外交议程中的地位明显提升。
经过冷战后20多年的互动，中印关系目前迎来“再平衡”、“再定位”的关键时期，两国正在探索一条行之有效的友好相处之道，以便有效管控分歧和争端,推动双边关系再上新的台阶。这不仅因为中印自身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因为两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也已今非昔比。
在这种背景下，中印关系呈现出四方面的新特点：
（一）战略关键性显著提升。两国最高领导人均将中印关系升级为各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双方在各自外交议程中的位置稳步提升。作为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亚洲大国，又同是文明古国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印关系对地区力量格局的塑造能力更加突出。中印关系对国际贸易体系、国际金融秩序、全球发展议程、亚太区域一体化等方面的影响显著增加。如果说五六年前人们观察中印关系的视角逐渐从南亚转向亚太，那么当前研究中印关系的维度则应从亚太转向世界。诚如印总理辛格所言，当两个人口加起来有25亿的大国摆脱束缚、释放创造力的时候，中印关系的影响注定是世界性的。
（二）强势回归务实和理性。过去很长时期内，由于双方互信赤字太大，情绪化波动一直是中印关系的重要缺陷，容易受风吹草动和突发事件冲击。近年来，中印关系在两国高层的直接引领下，强势回归务实理性状态。表现之一是两国领导人进一步确认，世界拥有足够大的空间、足够宽的领域容纳中印两大新兴大国的共同崛起。二是2012年中印边界冲突50周年时，两国媒体舆论基调惊人一致，都着眼于反思自身和吸取教训，并得出“中印不能再战，携手放眼未来”的结论。三是中印更加重视发现、学习对方的优点和长处，跳出以往的情绪化对比思维定势，积极利用和借重对方的优质资源，推动自身发展壮大。比如，最近印度计划委员会派团访问中国，研究中国如何有效实施五年发展规划的经验。这种变化显示印看待中国的视角正逐渐改变，显著增加合作性在中印关系中的比重，并助推了一批主张中印友好合作团体的发展壮大，成为中印关系的宝贵资产。
（三）“求同”与“化异”齐头并进。过去半个多世纪，着眼大局、求同存异一直是中印处理双边关系的重要原则，旨在为冷冻、管控、隔离两国的重大分歧，优先发展其他领域的合作关系，为未来解决两国矛盾与分歧创造条件。但近年来，中印双方同时意识到，通过沟通和对话、协商解决两国之间争端是增强双方战略互信、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的重要途径。两国在继续挖掘和扩大利益汇合点的同时，以积极姿态推动缩小或解决两国分歧。基于上述思路的变化，近年来中印关系在一些所谓的“雷区”取得了一定突破，关于边界问题的新机制、战略经济对话、海上安全对话等均已启动，两国反恐对话、国防对话、就阿富汗和中亚等地区问题，亦有条不紊推进。
在边界问题上，尽管解决该问题还需要多方面的条件储备，目前有利变量也还不够多，但近来两国解决边界问题的意愿和实际努力都明显加强，对维护边界地区和平与安宁的重要性认识加深，避免边界问题绑架两国关系的意愿更趋强烈。2013年4月，中印在西段边界发生所谓“帐篷对峙”事件后，两国通过边界事务磋商和协调等机制，及时通过双方外交部及驻扎当地边防军等层面的会谈，有效阻止事件升级为双边关系恶化的导火索。中印“帐篷对峙”事件顺利“软着陆”，一方面折射出两国在边界实控线走向上仍然存在不同认知，但也证明中印涉边合作机制确实发挥了“危机管控”作用。
（四）新思维、新框架不断涌现。表现之一是各种促进中印关系的思考和建议层出不穷。如近年来“中印关系新模式”、“中印关系2.0版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2.0”、“新兴大国相处之道”等提法和思路不断涌现。近期，习近平主席近期关于中印关系的“五点建议”，辛格总理的前新闻顾问桑贾伊•巴鲁也归纳出印方关于中印关系“五项原则”，反映两国高层均着手从理论架构层面思考和推进中印关系。表现之二是中印双方均日益以务实、容忍的态度接受对方在自己“战略周边”的存在与活动。中印学者就两国在印度洋的合作开展二轨对话、中印在东亚峰会的协调与配合等表明，两国处理双边关系时的零和思维减少，合作共赢理念增多。表现之三是中印在多边场合中合作时的戒备感减少，舒适度增加。两国在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机制、联合国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大会的协调配合最为典型。
二、中印关系中的媒体因素
鉴于中印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近年来两国学术界都在研究影响中印关系的各种因素。其中，媒体（包括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因素被反复提出。但是，媒体对中印关系的影响力应该准确界定，既不应夸大，亦不可小觑。
一方面，中印关系的性质和状态取决于两国相互利益格局，并不取决于媒体。媒体没有那么大的能力能决定两国关系的走向。把中印间的问题归罪到媒体的炒作上，甚至把媒体描述为“麻烦制造者”和“战争贩子”，这既不公平，也不符合事实。总的看，中印关系可分为“媒体版”和“现实版”，“媒体版”总是要比“现实版”紧张一些、灰色一些、悲观一些。
另一方面，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媒体在中印关系中又确实扮演十分重要的作用。媒体的恶意炒作能迅速恶化两国民众对对方的看法，导致两国民众情绪对立，加深两国战略互疑，一定程度影响政府决策。目前参与报道中印关系的媒体，不仅包括报纸、电视、广播媒介，也包括互联网和社交平台等新媒体。其中，电视和网络的渗透能力更强，范围更广，规模更大，评论也更负面。据统计，截至2013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5.91亿，手机网民规模达4.64亿；目前印度手机用户总数为8.6亿左右（其中800万部为可以上网冲浪的智能手机），互联网使用者人数为1.25亿，而且不久后将升至3亿。在这种背景下，对中印关系哪怕是微小的恶意炒作，都可能成为引爆两国关系甚至外交纠纷的“蝴蝶效应”。
大致而言，媒体对中印关系的作用可概括为两种：
（一）报道者和反映者（Reporter and Interpreter）。双方媒体深入对方国家，准确介绍对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客观报道中印之间的互动。换言之，媒体应该是中印关系性质和状态的晴雨表，报道时应做到“信”（faithfulness）、“达”（expressiveness）、“雅”（elegance）。不过，相较而言，印度媒体对中国的关注和中印关系的报道更多，密切关注中国社会的风吹草动。中国媒体一般是在中印关系出事或印度发生大事的时候才密集关注和报道
（二）引导者和塑造者（Public opinion/Policy Shaper）。通过媒体评论和引导，解读和分析中印关系，归纳双边关系发展现状和趋势，影响两国决策者和民众的看法。比如，2012年中印边界冲突50周年时，两国媒体分析评论的基调是反思和总结教训，着眼如何超越历史包袱面向未来。这种冷静平和的舆论氛围，对两国关系的作用显得比较积极。
总体而言，近十年来中印媒体报道中印关系呈现幂级放大效应，报道的客观性、准确性和全面性前所未有提升，两国民众相互了解的媒介和手段更加多元，使得中印关系的内涵和范畴更加丰富。
三、目前中印媒体报道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要提高中印媒体报道两国关系的质量，需要了解其中亟待改进之处。
1. 捕风捉影（Fanning artificial discord）。比如日前有印媒体报道称，“中国无人机”越过中印边界实控线，但后来不明飞行物被证实是金星和木星，这可能成为经典案例。尽管被证明是乌龙报道，但对中印关系的损害已经造成。这种乌龙报道经常故意将信息来源模糊处理，借所谓“来自情报部门的消息”、“一位拒绝透露身份的官员”等，报道一些无法证实的信息，以便在捅娄子后也不被追究。
2. 心态失衡（Psychological Unbalance）。对中国取得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科技突破，印媒体往往本能地从负面角度去解读和报道，字里行间透露着酸楚与不安。但在报道印度的成就时，又充满一种自大。如印首艘国产航母下水后，印度《每日新闻和分析报》（Daily News and Analysis ，DNA)的标题是《“维克兰特”号航母会让中国不知所措》（INS Vikrant to put China at sea），作者是印前海军参谋长（2006 -2009）梅赫塔（Sureesh Mehta）。报道印度导弹发射“烈火”系列导弹时，往往都要强调该枚导弹能打到兰州、成都、甚至北京上海等，挑衅意味甚浓。中国读者平时对印度的新闻关注并不太多，但读到这些类似的新闻，心理肯定很不舒服。今年中印边境对峙事件发生后，印反对党、军方、媒体等一度向政府施压，要求取消外长访华计划，显然这时媒体沦为党派争斗的工具。可见，印媒体在报道中国或中印关系时，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在自大与自卑中游移不定。
3. 断章取义（Interpreting out of context）。中印媒体报道中经常出现引用偏差和翻译失误等问题，贻害无穷。2012年12月，印媒体报道称 “印海军参谋长称印将在南中国海采取行动”，引起中国读者的广泛关注。但根据后来印国家安全顾问梅农的澄清，事实是当时印记者问印海军参谋长乔希（D.K. Joshi），“印度能否在世界任何涉及印度利益的地方采取行动？”，乔希答称“是的，在涉及印度利益的任何地方”；记者追问道“这是否意味着南中国海也包括在内？”，乔希答“是的”。后来，该记者就写着“印海军参谋长称印将在南中国海采取行动”，而消息一传到中国国内，新闻标题就变成了“印度海军欲在南海横插一杠”，并激起了中国网民群情激奋。这条新闻的炮制、传播、变味和扭曲过程，清晰地表现了媒体所惯用的断章取义招数。
“First, you [the media] ask [the Navy Chief] if you can operate anywhere, and he says wherever. Where ever Indian interests are? Yes, wherever Indian interests are. So that means South China Sea also? Yes. So the end result is, you write a story saying the Navy Chief says he will operat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Media needs to ‘more accurately reflect’ ties, says Menon after Navy Chief’s comments”，The Hindu，December 5, 2012
4. 逐利忘义（Sacrificing principle for profit）。中印各自都有些媒体，并非不具备专业报道的能力，而是为了追求发行量，吸引受众眼球，故意挖些阴暗面并加以放大，以哗众取宠的标题进行选择性报道，有的甚至不惜“编造”。有的中文媒体甚至以社论或社评形式，以轻蔑、傲慢、嘲讽口吻妄评印度和中印关系，用语过于激进和犀利，印度读者读起来肯定也不舒服。还有些中文媒体政治敏感度不够，踩到了印民族、宗教、种族等红线，引起印方的抗议和交涉。总之，以新闻自由的幌子来掩盖发行量和收视率的考量，是任何一家严肃媒体的大忌。
5. 西方中心主义(Western centralism)。近年来，西方对中印等新兴经济体的联合自强越来越警惕，害怕这会侵蚀到西方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既得利益。一些欧美大媒体和大型通讯社凭借其话语霸权和先进传播手段，以其母国的价值观和私利出发，不时在中印关系中挑拨离间，制造“龙象打架”的假象。如印总理辛格在2012年5月底访问缅甸，一些国际媒体刻意将辛格访缅是“中印争夺在缅甸的影响力”，这些报道经过倒手，流入中印各自国内，毒害着两国的受众。对西方试图抹黑甚至挑拨中印关系的图谋，双方要有清醒认识，牢记中印之间共识多于分歧，合作多于竞争，合则两利，斗则双输。
四、如何放大媒体对中印关系的正能量，降低其副作用
在上述背景下，通过“中印媒体对话”这样的论坛，两国主流媒体负责人探讨媒体应该如何更好地促进中印关系的健康发展，显得十分有必要。在我看来，中印媒体人报道对方和中印关系时，至少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一应保持仁爱厚道。要责任意识，要意识到所刊登的每一篇报道可能至少影响几百万受众的观感。倍加呵护中印之间较为脆弱的战略互信，因为信任这种东西，建立起来可能需要数代人的努力，破坏则只需一朝一夕。
二是应该将心比心。中印这两个幅员辽阔、人口庞大的国家，都存在亟需解决的问题和矛盾，两国应该更能理解和体认对方的难处，设身处地地观察对方存在的问题，欣赏对方取得的成就和进步。
三应突出合作共识。中印关系中的问题错综复杂，任何媒体和分析评论人士不需要具备太多的专业知识，就能轻易地找到两国的矛盾和分歧。换句话说，媒体和国际关系研究学者应具备责任意识，其真正价值不在于捕风捉影和添油加醋，也不在于发掘两国的分歧和矛盾，而在于如何推动各自国家的进步和双边关系的顺畅。试想中印25亿人口相互仇恨，将是多么可怕；但如果25亿人口友好合作，反响又会是何等积极。
四是带头培植理性环境。从长远看，要从根本上推动中印关系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增强两国关系的抗震性，扩大回旋空间，离不开一个客观、平衡的舆论环境和准确研判对方言行的思维方式。媒体（不论传统媒体还是新兴媒体）有责任带头一点一滴培养这种成熟理性的舆论环境。
五是积极促进相互善意。媒体的声音，不管积极还是消极，确实总是代表部分公众的意见，两国政府应务实面对，至少要去深入了解其为什么这么报道或评论。鉴此，在今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印时双方签署的《联合声明》中，专门有一条（第17条）是关于媒体的，强调“双方同意加强两国新闻媒体交流与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好感情。双方同意举办‘中印媒体高峰论坛’。两国外交部将在这方面密切合作。”这表明高层既意识到并认可媒体对中印关系的重要影响，同时也寄望媒体能担当起促进中印民间好感的重任。
（注：本文为2013年首届“中印媒体对话”主旨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