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正处于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速增长阶段的转换期，周期性因素、结构性因素和体制性因素叠加效应导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增多，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明显，留给转型与改革的时间更为紧迫。未来2—3年，经济增长能不能由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转变，关系着能否避免“发展陷阱”进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靠扩大资本投入规模拉动经济增长不可持续。在出口需求萎缩的背景下产能过剩集中爆发，凸显投资消费失衡的矛盾、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失衡的矛盾、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失衡的矛盾；投资效率不断恶化，经济增长需要付出更大的资源环境代价；投资回报率接近融资成本，依靠高负债、高杠杆的运营模式已近极限；投资增长的就业拉动效应趋弱，通胀压力与通缩风险并存，金融资源错配愈发严重。
消费不仅是经济增长的目的，也是长期增长的动力。第一，消费是劳动力再生产以及人力资本累积提升的基本前提。如果人们不通过消费满足吃饭穿衣等最基本的生存型需求，那么就没有最基本的劳动力再生产，如果人们不通过消费满足教育、医疗、文化等更高层次的发展型需求，人力资本就不会得到累积提升。第二，消费具有引导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重要作用。我国服务业发展滞后与服务消费需求不足直接相关。从国际经验看，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后，服务消费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成为居民消费支出的主体。美国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时，服务消费占消费支出的比重超过40％，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时，服务消费支出比重超过50％；韩国人均GDP达到 3000美元时，服务消费支出超过45％。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6000美元，但目前医疗保健、文教娱乐、交通通信三大类的服务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比重还不到35％，服务消费需求的空间巨大。服务消费需求的释放将带动服务业快速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第三，消费对创新的作用常常被忽视。美国、德国、瑞典等发达国家的消费率很高，这些国家是世界上创新程度最高的国家。在亚洲，创新能力强的国家或地区不一定都是高投资率，但消费率都在较高水平，比如韩国、新加坡以及我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投资可以扩大生产规模但并不必然带来创新，只有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的投资具有创新的内生动力，也只有在良序竞争的格局下，市场竞争的压力才会转化为企业的创新动力。第四，经济增长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的发展，人的发展依托于消费，公平可持续发展依托于公平可持续消费。
选择消费主导是顺势而为。在长期增长理论中，低消费往往是保证高积累从而扩大生产能力的条件。有人认为，“高积累高投资仍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我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均已处于世界最高水平，“低储蓄低积累陷阱”已不是主要矛盾，“一个国家不会因为消费低储蓄高而妨碍经济增长”的观点并不适用于发展新阶段。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投资和消费对于经济增长作用的格局会发生逆转。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指出了在经济起飞后，经济发展会从大规模投资拉动的阶段进入大众高额消费的阶段，钱纳里模型则展示了工业化后期投资率下降和消费率上升的一般趋势。然而我国的消费率持续下降，下降的幅度和持续时间不仅超过发达国家在相似发展阶段的水平和时间，也超过体制相似、文化相近国家和地区的水平和时间。按照钱纳里标准，我国在人均GDP1000美元和3000美元时的消费率都低于合理水平。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我国人口城镇化将释放更多的消费需求，中产阶层扩容为消费主导提供了有利条件，加上人口结构和收入水平都朝着有利于扩大消费的方向发展，推进消费主导是顺势而为。当然，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保持一定的积累率是必要的，消费主导不等于过度消费，在资源稀缺和人口众多的条件下应当倡导理性消费，但目前更紧迫的是让消费率回归合理区间，使消费投资趋向动态平衡。
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在于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消费率长期过低的原因在于潜在消费需求被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和体制、制度安排所抑制。投资主导要求资源和收入更多向国家、企业倾斜，居民和劳动者的收入增长相对缓慢，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导致消费能力不足，限制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提升，从而陷入“低收入——低消费——低人力资本——低收入”和“低收入——低消费——产能过剩——去产能化——就业减少——低收入——低消费”的恶性循环。为此，应当尽快改变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形成消费主导的体制和制度安排，包括收入分配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改革和国有资本改革等。
改变投资主导，需要避免将“竞争性地方政府”看成是“中国模式”的理念。竞争性地方政府是双轨制的产物——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在市场主体缺乏的条件下，在中央向地方放权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直接或间接地介入投资活动和经济活动以拉动地方经济快速增长，逐步形成了地方政府GDP竞赛格局。将竞争性地方政府固化为“中国模式”是很危险的：地方政府以土地财政为支撑，以政府融资平台与国有企业为载体，靠大规模资本投入拉动增长的模式积累了巨大风险，成为危机的导火索；依靠强势政府掌控经济资源，人为刺激需求并不能形成持续内生动力，还会成为市场化改革攻坚的羁绊，不利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正如中改院迟福林院长所提出，在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和公共产品短缺成为突出矛盾的背景下，竞争性地方政府的角色定位越来越不适应于社会需求变化，地方政府应尽快由投资主体和经济建设主体转变为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主体。
国际金融危机给了我们放慢步伐从而能够全面审视自己的机会。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需要清醒认识：由高速增长进入中速增长阶段后，实物资本投入对于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越来越让位于人力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而消费对于提升人力资本、形成有效投资和促进技术创新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转变，不是简单的需求政策转向，而是贯穿本轮经济转型和结构改革的主线；改变地方政府主导投资拉动增长的格局，需要防止将竞争性地方政府固化为“中国模式”；以消费主导驱动长期增长，关键在于通过有效的市场机制引导需求结构调整、推动产业升级、促进技术创新。
（作者单位：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