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提出问题，谁来解决问题？
为什么说制定新的标准需要强大的国家创新体系呢？因为新的标准如果想要真正得到推广而非停留在纸面层次的话，必须“源自社会需求，融入社会生活”，这实际上一个如何从社会需求中提出问题，如何解决问题，最终如何融入到工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系统工程，而国家创新体系正是一个国家中“创新如何生长出来”的体系。
国家创新体系是关于创新的各要素（创新主体、创新基础设施、创新资源、创新环境等）如何相互支持的框架，可以粗略图示如下：
从过程角度来看，任何创新都是一个“谁来提出问题 → 谁来解决问题，靠什么资源，以什么方法 → 解决方案如何推广”的序贯过程。其中，“谁来提出问题”环节的核心是如何把某种社会需求具体化为可供研发体系去研究的问题；“谁来解决问题，靠什么资源，以什么方法”涉及到复杂的研究部门体系、研究支持体系等，具体来说其中的主体包括大学、研究所、实验室的组织运作以及科研政策体系等；“解决方案如何推广”则与工业体系、商业体系的运作结构有关，最终是个社会结构与社会过程问题。
标准虽然多是围绕最终产品制定的，但实际上其中体现的是社会需求，比如说通用电压110V的国家与通用电压220V的国家电器产品的标准就不一样，而采用110V电压还是220V是由这个国家的社会与历史决定的。所以说标准的制定其实是一个社会需求如何通过国家创新体系这个“黑箱”的运作得到满足的过程，其中必然包括将现有技术和生产要素重新组合，但不是仅仅重新组合就能实现的，每个环节都要根据国家创新体系的结构乃至整个社会的结构做出评估和改进。
新的标准是国家创新体系的产物，一国的新标准需要首先在国内立足然后才有推广到国际市场的可能。在WTO规则所塑造开放的全球市场环境下，新标准在国内立足经常需要首先在国内市场竞争中胜过体现在“洋品牌”中的国外标准，而要想走出国门推广到国际市场，则需要适应落地国社会要求，与其标准体系相兼容。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标准之所以大多是在参照发达国家的标准，是因为发达国家制定这些标准在前，并以产品等多种形式载体把国内标准推广到了发展中国家。体现在当前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就是谁能在尚未形成主导标准的领域率先制定并推广自己的标准，谁就能“设置议程”，占据先机，从而控制产业链的资源配置和大部分利润。
发达国家是世界上大部分标准的拥有者——尽管它们在产品制造过程中已经不再占据多数份额。发达国家拥有大多数的标准这种优势地位来自它们的国家创新体系，经过长期的历史积累，发达国家很多时候只需要通过升级现有标准的方式就能维持在产业链顶端的位置，而这种升级通常是相对容易的，比如在机械中增加更多的信息化元素。
就具体的国家而言，实际上每个国家的创新体系运行方式都是互不相同的，这也使得每个国家的“创新风格”各有不同。虽然发达国家作为一个类别来看，相当于发展中国家具有优势，但具体到每个国家看，都各有长处和短处。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创新体系。一国创新体系的独特之处，往往是其优势所在，但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其难以改变的弊端。由于创新体系根植于社会结构之中，所以，往往即便弊端凸显，国家也要改变它也很难。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追求创新体系的全面优势其实是不可能实现的，重要的是发挥出自己固有的特长，扬长避短。
这里我们不妨具体看看英、美、德、日、法五个有代表性的发达国家各自创新体系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英国：从工业革命到虚拟经济
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是第一个被称为“世界工厂”的国家，曾经为世界贡献过从瓦特蒸汽机、莫兹利车床、惠特尔喷气式发动机等不及其数的技术创新，至于科学成就和制度创新就更是不胜枚举。然而另一方面，当代英国却不能称之为一个工业国家，2011工业在英国GDP的总量中只占16%，更重要是的英国所拥有的标准在全球的比重很小，英国的统计体系中处在工业门类下的产业只有“石油、化工及制药”（主要因为有大的石油公司和制药公司）、航空航天中的飞机发动机和“食品、饮料及烟草”三个方面尚在国际上有优势。这种转变是怎么发生的呢？
英国社会的一个根深蒂固特点是贵族阶层和平民阶层的相对固化，这种相对固化衍生出了很多英国社会的特质，其中包括教育体系的精英与平民两分。直到19世纪末，英国才开始着手建立“教育系统”，不但晚于大多数欧美强国，甚至晚于日本。在此之前，英国只有牛津、剑桥这样的“私立”大学和形形色色的“职业教育”。 牛津、剑桥这样的“私立”大学是供贵族阶层子弟念书的，而形形色色的“职业教育”才是平民子弟受教育的场所，这些职业教育中最重要的传统就是工匠中的师徒授受，与中国的不同之处英国的工匠协会比较强大。英国工业革命过程中的主体力量是工匠协会的成员们，而来自牛津剑桥的人物比例很低，这是因为牛津剑桥在当时没有工业技术教育。
由于教育体系的上述特点，英国的工业体系中的人员构成就与学术体系有很大不同。19世纪的英国工业体系形成了崇尚企业内部追求工艺卓越，但由于缺少更高层次的协调而无法形成优势企业群的特点。英国特色体现为有杰出工业企业，但缺少杰出的工业企业群。就其微观原因而言，这是因为尽管英国工业界能够提出问题，但精英化的教育和研究系统却没有做到很好的协同。直到19世纪中叶英国的工业革命已经完成，皇家学会也还是一个优秀工匠为主的组织，大多是类似法拉第这种学历相当于小学的平民子弟，他们研究工艺和技术，但不研究组织、管理。这就造成当19世纪末化学与电气工程时代到来之时，英国难以追上前沿的脚步——因为化学与电气工程需要更大规模和组织程度更高的教育及研发体系。进一步地就是英国在20世纪20年代无法赶上汽车工业大发展的前沿。此后，英国至今都没有赶上过大规模制造时代的前沿。
20世纪的英国也曾极尽努力想改变落后与工业时代前沿的趋势，但留下的大多是劳民伤财的失败历史，如协和式飞机、改进型气冷反应堆（AGR）等。
另一方面，从英国贵族传统中生长出来的贸易、高端服务业和金融业传统使英国人有更容易挣钱、也更为体面的生存方式。2011年，服务业在英国GDP中占了77%的分额，其中最主要的是金融业（金融在英国的统计体系中列入服务业）。伦敦是当前世界第一大金融中心，在当代金融的一些核心领域，如国际债券发行、货币衍生品市场等方面，伦敦的份额是排在第二位的纽约的两倍以上。决定国际石油、金属原材料、黄金等重要商品价格的最主要交易所在伦敦。当代英国实际上是主要依靠金融业尤其是衍生金融市场的“虚拟经济”国家，因此工业比挤到比较次要的地位。
在工业领域，当代英国尚有优势地位的是罗尔斯-罗伊斯公司的飞机发动机、葛兰素制药和BP石油公司等个别门类。而这些门类具有英国的特殊性。飞机发动机尽管工业产品中技术含量最高的，但它不是大批量制造产品，每一个型号都不可能一年生产数千台。飞机发动机和制药业方面，英国延续的其实是单个企业的英雄主义传统。而石油公司则实际上不属于依靠大规模技术的创新的制造行业。
可见，当代英国实际上只在个别领域上尚能保持创新活力，在任何一个以大规模制造为基础的创新领域，都难觅英国地位。而随着英国财政紧缩政策的长期化和研发投入的持续萎缩，英国的创新地位还将继续衰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