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都进入转型期，怎样认识转型期必然出现的各类问题，怎样解决问题，到了再次梳理定向的时刻，社会各界都在反思。
邓小平说，“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就是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搞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在现阶段，用现代化这个标准去检视改革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很有意义。
全面现代化是解决现实问题的抓手
从问题入手是改革的起点，是历来改革家的必由之路。由反思历史的经验教训出发而开辟了新时代，正是邓小平改革的逻辑。再启新阶段改革，也要遵循这样的逻辑。
政治、文化、社会现代化滞后于经济现代化，是问题的根源。这一问题不独在我国，历史上各国经济现代化高速推进时期，都曾普遍出现过。因为政治、文化、社会因素掣肘，使现代经济制度不能全面落地，不能支撑经济持续推进，其严重者如拉美国家、苏联等，更曾由此导致经济现代化进程中断。进一步分析还可以发现，是否跌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取决于转型期社会治理的有效性，但也与一国历史、文化、政治传统有很大关系，旧的历史文化负担愈重，则跌入陷阱的危险性愈大。
封建主义制约了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发展，是问题的表现。在初步富裕起来以后，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在我国开始复活。其突出表现和危害，在文化上，是种种旧的、封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重新泛起；在经济上，是关系学盛行，潜规则冲淡了显规则，关系网阻遏了制度网，加剧了资源非公平流动，窒息了“不搞关系”的实体经济，使“法治市场经济”阻力重重；在社会上，是人身依附、裙带关系、特权等级思想等封建交往方式重现，“弱者”依傍“强者”而扬名、而致富、而升官，对没有机会依傍的芸芸众生来说，就是社会固化——长期社会固化是足以颠覆任何政治制度的致命原因。
推进全面现代化，以改革与治理两手硬，实现标本兼治。一手硬，推动全面现代化改革。通过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的、以人为本的发展，深入人心。将全面发展与全面现代化结合，以科学发展为方法、现代化为目标，全面改革就有了方向，也赋予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人的发展以具体内涵，方法与目标结合，科学发展将更好地实现。一手硬，旗帜鲜明地反封建，大力治理封建痼疾。
全面现代化是转型与改革的方向
方向给改革以依据。明确了总方向，就避免了改革“碎片化”，统一了总方向，全社会人人的努力与创造力就能汇聚成强大的进步力量。把握我国现代化方向，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出发。
政治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政治体制。政治现代化的核心要义是民主法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推进民主法治，从消除易于滋生封建主义的体制因素入手，往往更有效。以现代化为指向，树立民主法治的现代领导观，反对封建主义领导观；着力转变领导方式，实现领导方式现代化；着力推动党的转型，不仅是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更是从传统执政党向现代执政党转型；着力推动国家制度完善，到本世纪中叶，初步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国家制度建设，即构筑起以适应一次现代化为重心、兼顾二次现代化（后工业、信息社会）的国家制度体系，这是作为时代大国的必然要求。
经济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经济现代化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制度体现，经济现代化过程就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的过程。以生产关系现代化促进生产力现代化，大力推进法治建设，治理经济领域封建陋习，使相对充分和公平的竞争成为转变发展方式、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可靠保障。
社会现代化：建设现代社会秩序。社会现代化是社会各领域的整体现代化，既是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也是建成小康社会的路径。社会分化是现代社会基本特点，社会大分化必然要求社会大整合。构建橄榄型现代社会结构，构筑现代人与人关系，治理封建关系学，最终建设一个更加公平的、日趋平等的、使人人经过努力能够梦想成真的现代中国、现代社会。
文化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推动观念和生活方式现代化。文化问题不全是改革问题，而更是发展问题，更是方向和标准问题，更是新与旧的问题，对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全社会应构筑基本共识。区分文化精华与封建糟粕，提倡现代观念与生活方式，加快人的现代化，是我国走可持续现代化道路的必然要求。新阶段，在我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关键期，党员领导干部尤其要在这些方面走在社会前列，作为新时期党的先进性重要体现，才堪为新社会表率。
全面现代化是再认识社会主义的关键
理论是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要通过重大基础理论创新，释放新潜力。
每一次改革突破都源于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再深化。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不解决这个问题将葬送社会主义，这是改革初期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开端。由此出发，我们党创造性地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推动了一系列理论创新，释放出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在其后改革中，围绕“姓社姓资”“姓公姓私”，每一次思想解放都极大深化了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开放的体系，新阶段改革再突破，依然要从怎样认识社会主义这个基点起步。
区分“姓社姓封”，是新阶段再认识社会主义新要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封建更不是社会主义，不解决这个问题也将葬送社会主义。在改革早期，邓小平讲：“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在新阶段，在经济现代化高速推进之后，封建主义掣肘变得更突出了，在全面发展成为紧迫任务之下，反封建变得更重要了。进一步厘清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围绕“姓社姓封”开启思想再解放，会极大催生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再深化。
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相结合，将再次迸发巨大理论效力。从现代化视角，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进步逻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启了现代政党观，科学发展观更是现当代发展观，广泛吸收、借鉴了人类关于发展问题的最新认识成果。下一步，构筑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国家观、现代体制观，全面改革和政治改革就有了依据。最终，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总任务出发，变任务为目标，变暗线为明线，展开顶层设计，将意味着一系列理论再创新，能够持续推动我国在新世纪的发展。
在更本源意义上，科学社会主义是根植于现代社会基础上的，马克思说《资本论》“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因此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结合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运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解决了经济现代化的观念与体制保障，接下来，解决政治、文化、社会现代化的观念与体制保障，是当下乃至下一个30年的重大历史任务。
